王蒙：正確地總結“文革”是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

毛澤東是極富創意的不停頓地進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來到地球上就是來幹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與他的國家強大富裕、自命優越的大人先生們的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於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強大者挑戰。

是的，毛澤東一生，他要摸國民黨蔣介石的老虎屁股，他乾脆趕走了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

他要摸美國與聯合國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他要摸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陣營里的頭號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乾脆摸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屁股(除了與咱們站在一起的阿爾巴尼亞與對蘇鬧獨立性的羅馬尼亞)，他也沒有吃虧。

他也摸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罵了法共與意共。

他摸了地主老財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財哭爹叫娘，魂飛天外，並消滅了這個階級。

他摸了資產階級的老虎屁股，只動了一個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為君談笑定“資”“社”。

1957年，他摸了大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實，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幾乎體量等於零的小屁股，對於他老人家來說，實在是不堪一摸。

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個經濟規律與經濟體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嚴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鬱悶。

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的各級組織各級領導各種黨閥軍閥(他的話)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糞土這一切現有的自己的體制與權力運轉機制了!

20世紀60年代，“三面紅旗”的受挫使毛澤東稍做調整，接着不是轉彎而是一不做，二不休，變本加厲，乾脆把“革命”往更加徹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發憤怒與蔑視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會體制和它們的代表人物：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前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社會民主黨與工黨式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他都看不上。他認為，這所有的體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壓制大多數，保護少數，使不平等變成永遠。這一點在“文革”後期他談“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最為驚人，也最為高深莫測。

請看，天才的，集詩人、哲人、統帥、舵手、領袖氣質於一身的毛澤東與列寧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與藝術，相信群眾，相信人海戰術，卻並不那麼迷信疊床架屋的組織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車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寬，脾氣越來越大的官員(以上的說法是毛自己講的)。他不相信正規的組織原則與組織程序，也不那麼相信他的同僚戰友。確實他的思想沖天震地，很難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與俗鮮諧。有時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釋不清楚他到底要幹什麼。他要求革命的徹底性，再徹底，再再徹底，永不停歇。他領導的時代，最喜歡批判的一個思想觀念就是：船到碼頭，車到站。也就是說，他的革命機體是永無碼頭的海輪與永不停站的機車和永不落地的飛機。

他決不俯首給任何組織，包括他個人締造的與領導的組織。他有一個黨章中沒有規定過的工作方法：動輒搞一個五人小組、七人小組、聯絡員，這些非正規軍一出現，就把其他的什麼組織都管住乃至作廢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個“文革小組”，使政治局、書記處靠了邊，甚至變成了“革命對象”。有些地位遠遠無法與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權也要搞小組與聯絡員，以便拉幫結夥，整治對手，這其實是非組織活動了。

主席整整一輩子，從來都是強調打破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卻很少提建造制定什麼法制規範。

1966年“文革”中，他的發動紅衛兵砸爛黨委的各級領導組織體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結舌。他所做的不似政變，恰似政變，至少像是解散內閣、國會與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見的是以領袖與導師的身份走上長安街頭——天安門城樓，一次又一次地檢閱快要發狂了的紅衛兵小將；這幾近於是發動街頭鬥爭。他的反對御用紅衛兵的說法令人想起“**”反黨的語言，不免暈倒。他的直接號召群眾發動群眾的藝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除了軍隊他要緊緊拉到自己這一邊以外，什麼級別，什麼官位，他都置若罔聞。他可真讓人喝彩，讓人高呼痛快，讓人堅信這樣的人物中國幾千年才有一個，世界幾百年才有一個(語出林彪)!

從1949年，他幾乎沒有一年、沒有一個月、沒有一個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調整一下休息一下過。他馬不停蹄，不斷策劃，不斷發動，不斷號召。他左一拳右一腳，左一掌右一推拿：“鎮反”、“肅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魯曉夫、“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彭黃張、批合而一的楊獻珍、批時代精神匯合論的周谷城、批文聯與所屬各協會已經滑到了裴多菲俱樂部的邊緣、批周揚並說準備派一個團把周揚轟下去。農村也絕對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農村“四清”(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後來又發展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也不知還要清什麼)，中國的歷朝歷代，從沒有哪個政權能如此深入村落與農戶抓政治運動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罷官》、批周信芳、批前蘇聯導演丘赫萊依，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最後，據說是在杭州西湖畔，風光綺旎秀麗醉人，有人甚至說那是一個消磨鬥志的地方—劉莊或者汪莊高級要人賓館，策劃了史無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卻又風雲激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他總是有一個感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解放起來比設想的要困難得多，知識分子在壓迫他們，官員幹部在壓迫他們，境外的帝修反在壓迫他們或誘騙他們……這樣下去，早晚新中國會走舊中國的老路。他甚至感覺革了那麼大的命，這個社會早晚會變得與舊社會差不多。而前蘇聯的經驗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滯不前，如果革命不徹底，如果共產黨只知着眼於執政做官收稅修橋修路發展經濟，如果“只管糧棉油，不抓敵我友”，那麼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罷，中國的前途只能是與前蘇聯一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事業將會完全失敗，不但會失敗，而且會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來攻擊他，來鞭屍……

所以要趁着他還有強勢的時候，再打幾個大仗。

與經濟建設經濟工作上的屢屢受挫成為鮮明對比的是，意識形態上、理論上、文藝上、精神層面上，所有的主席發動的鬥爭都是百戰百勝、所向無敵、絕對冠軍、無往而不利。斗得知識分子們尤其是自以為是社會精英的人哭爹叫娘、捶胸頓足、檢討懺悔、束手就範。全國人民則是殺聲震天、紅旗招展、歡聲雷動、熱淚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壯語、氣沖斗牛、咚咚咚，鏘鏘鏘。所以這個“大仗”還是命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也是失之桑榆——經濟，補之東隅——文化與革命。一提到文化與革命，毛主席當然就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啦。這也是失之物質，補之精神。失之糧棉油，補之痛痛快快地抓敵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實最重視的是把鋼、糧產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後，他似乎聽不得“生產力”一詞了，一提生產力就要批唯生產力論。

請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經是極其亢奮、極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國人民都在進行着革命化的競賽，但上邊還在找問題，還在嫌不夠革命化，還在查找裴多菲動向。回顧一下“反右”鬥爭後的那八九年吧，本來想搞經濟上的超英趕美，不順利，另闢蹊徑吧，下一步不搞“文革”，還能搞什麼?難道能放下心來發展生產，娛樂昇平，積攢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罈罈罐罐?

“文革”的開始也就仍然是從文藝上開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裡並無新意。一面是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黨員(鄧拓、吳晗與廖沫沙)拼命在那裡指天畫地、信誓旦旦，表達自己對於黨的熱愛與忠誠，聲明可見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來頭的批評者、心狠手辣的文藝行刑官姚文元等斷言被批評者大逆不道、心懷叵測、意在謀反、有陰謀再加上行動。一面是被指責者說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碾爛了也沒有一個骨節一個細胞反黨，另一面是指斥者論證被指斥者是黨和國家的最兇險的敵人，而且認定該犯是清醒的，有意識、有自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犯下了滔天罪行。這樣的絕不對稱的階級鬥爭風景、政治鬥爭形式、“肅反”或清理階級隊伍的鬥爭面貌，可以說是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會上演這樣的戲。

真正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經過“反右”鬥爭的慘痛教訓，舉國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們這裡是不興反對領導的，關鍵在於聽領導的話，對領導要言聽計從，緊跟照辦。誰的胳臂擰得過大腿?哪一個個人抗得了組織?離開了領導，你活下去都很困難，一切生活資料，都是有領導地生產與分配的。你有什麼轍脫離領導?什麼叫向隅而泣的可憐蟲?背離了領導，被組織所拋棄，被班主任宣布“誰也不許與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過是臭一塊地。“一塊地”的說法來自“反右”中積極分子的發言，這樣的透徹可以叫做刺刀見紅。問題是咱們這裡，請問哪一個昏了心的膽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歡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對人民進行的新一輪的進攻呢?

我個人一輩子的體會也是，組織的力量大，但要分領域：政治、軍事、體育(如團體操與奪金牌)上，組織的力量無與倫比。在經濟、文化上，靠組織則並非百發百中。尤其是寫作，一組織起來寫，絕對就沒戲了。

當“文革”開始後，我知道一些青年學生以黨委不夠革命不夠忠於毛澤東為名向黨委提出挑戰的時候，我也以為他們會陷入當年鳴放後被捉住的“**”的狼狽下場。如果說我對小將們略有同情，不是由於小將們有什麼可愛，有什麼見地，而是由於出面接待小將們的所謂領導幹部，幾乎都顯得那樣囁囁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閃閃，沒有能力，沒有機敏，沒有誠懇，沒有擔當。誰能想得到毛主席親自出來支持小將，稱他們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接受他們的“紅衛兵”袖標，而將打壓他們的維護組織威力的路線命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誰又能想到黨委的一些領導幹部在這種情況下竟那樣窩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人物，將此事半掩半顯地解釋為毛澤東是在以他的巨大的個人威望為依靠，在中國認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變官僚政治的掌控體系，為此不惜直接領導一批“革命小將”與各級黨委、與既有的組織結構展開一場大會戰。

果然如此？此說如白日做夢！如果說不依靠黨委組織而依靠小將有什麼民主的意圖，這種對小將的放手發動，是在什麼政治思想前提下進行的呢？恰恰是現代個人迷信，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領袖對於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是不但萬歲萬歲萬萬歲，而且萬壽無疆，而且要捍衛毛澤東、捍衛“中央文革”、捍衛江青……就是說假定了全黨全國已經埋伏了潛伏了無數反對毛澤東的反動分子啦。一面是這樣的絕對擁戴、絕對聽命的統一思想，與此同時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鐵打江山，就是說是集中統一的思想與集中統一的武裝力量，是硬實力加軟實力。而另一方面是踢開組織鬧革命的准無政府主義，是對於大鬧一場的期待，是紅色的恐怖。這確實是世界政治史、中國政治史的一絕、一險、一個極危險的亂局。

於是“鬧將”江青、陳伯達的地位飆升。全國只剩下了一套紅書。知識分子與幹部們東躲西藏，檢討認罪，昏天黑地，左右為難。各種社會中堅力量中堅人士彎腰低頭、戴高帽子遊街、被剝奪了工作權利、受盡凌辱。接着鬧，鬧得一面牆上要貼十幾張主席“寶像”。鬧得掄起皮帶抽打。鬧得瘋瘋顛顛地打語錄戰。鬧得“牛棚”林立。鬧得抄家隨意。鬧得人身安全徹底失去保障。個人迷信與無政府主義的暴力結合，使得民主與法制、組織與秩序雙雙崩潰。

……

這與推進民主有什麼相干？這與青年人中難免的反體制意向有什麼相干?這是通過搞亂現有的公共管理秩序來解開幻想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小將們手腳上的桎梏，無法無天地搞一套極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麼會有很有頭腦的小老弟仍然留戀着這樣的黑暗年代，並且不無遺憾地探討着“文革”為何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