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中的第180师(４，完)

180师荣辱六十年
180师全师失利的事情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这却是我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利。180师的失利表明，部队的传统习惯和历史特点，往往在遇到强敌和恶仗硬仗的时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说，在1984年全军裁军100万时，在确定裁谁留谁的问题上，就举出了180师这个教训，因此，当时确定，凡是没有红军传统、在战争年代没有经历过严峻考验、历史不长、作风不硬的部队，将一律裁撤。而哪些善打硬仗、恶仗，部队有一种能压倒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的，有光荣传统，有光辉战绩的部队将被保留。这条原则，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说，现在保留下来的部队，如果细一查，全都符合这一原则。

2013年7月24日，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成都老兵纪念会上，81岁的180师老兵汪元昌最终愤怒了，原因是“原本受邀与会的领导一个也没来”。一百来个在台下昂着白头的老兵，在3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也没收到一句对其个人的致敬和感谢。

“这么不重视还开什么会呢？”汪走到签到席把名字一笔划掉，扭头便走。这引发了风波，很多昔日战友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最终没有人去劝这个倔强的老头。

“很理解，也很无奈。”一位180师老兵说，“抗美援朝胜利60年了，我们却仍活在失败的阴影里。”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180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孤军深入和执行错误指令，180师11000多人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这是志愿军成建制失利最严重的一次，六十多年来也在多种历史叙述中被称作“朝鲜战争中唯一全军覆没的队伍”。

幸存的180师老兵的余生因这次失败而改变。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视作耻辱而屡遭冲击，或在异地他乡忍受着奚落和冷遇。然而六十多年来，这支头顶“污名”的败兵之师从未放弃过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维护。

从1991年起，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同时出版了二十余本集体或者个人回忆录，总字数达数百万。但时光的敌人仍过于顽强——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这些文字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

如今，一本名为《我们没有全军覆没——180师在朝鲜》的书准备在北京出版，由《沈阳日报》记者关捷采访一年而成。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用最后的力量再一次讲述他们所执守的“正确历史”。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把我埋了”

现在，81岁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个叫九如村的小区，爱好中医养生，摆弄自制药酒。62年前，肖德元在这个城市参军，成为180师538团的一名普通战士。

但和平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12月10日，肖德元和180师1.1万名战士一起接到通知，奔赴3000公里外一个陌生的国度——北朝鲜。这个半岛在一年前爆发内战，战火还一度烧至鸭绿江边。中国组成志愿军支持他的社会主义兄弟。

在从成都到朝鲜漫长的旅途中，年轻人们义愤填膺，一路高声唱着《志愿军军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海外作战，“抗美援朝”标志着新生共和国从人民战争到国防战争的过渡。在肖德元抵达前线的半年内，四次战役已经相继展开，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逐渐形成拉锯，志愿军司令部决心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战役，打破僵局，争取主动。

1951年春夏之交，志愿军决定“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17岁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他听说，美国人就要被赶下海了，再不去就没机会啦。

在这样的乐观氛围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共80万人相持于北纬38度线附近。美军不断后撤的磁性战术推高着中国军队的信心。180师领到的任务是从中线直插敌阵，割裂美军和东线韩军的联系。在五天的进攻中，180师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顺利割开美军阵地。

此时第一个危险信号出现了——180师的干粮和弹药已告罄，突进也过远。情况很快得到验证，5月22日，随着联合国军全线反攻，战场态势瞬间逆转。美军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势，开始收“口袋”，180师首当其冲。

打还是撤？师长郑其贵强调要听从兵团指挥，顾全大局，但兵团下达一个事后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命令——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

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538团战士赖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树丛中，看着美军坦克在滚滚烟尘中如入无人之境，志愿军战士拿着爆破筒冲上前去。一天的阻击，整个连队只剩下他一人。“他们有坦克飞机，我们什么都没有。”

一天之后，所有的友军已经撤退了，180师却等来了美军机械化部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兵团电令部队向鹰峰撤退，说到了那就有接应，可到达后，却发现敌人的照明弹已经将山谷映成一片惨白。

鹰峰标高1436.9米，这一天，细雨如丝，雨点落在身上，异常寒冷。

这是断粮的第5天，一万余人的180师只能集合起一千来人，靠野菜和树叶勉力维持，重机枪因为搬不动被丢弃，剩下的二十余挺轻机枪，只有一挺还能打几分钟的子弹。

张城垣是师部的宣教干事，他听见师长郑其贵在喃喃自语，“完了，完了。”随后，师长命令机要科长将联络密码全部烧掉，这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吓得哭了起来。

28日，剩下的人决定翻过鹰峰再次突围。在一条山沟下，他们发现了数百名伤员。重伤员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们却只能在死者的脸上覆上树叶。

冯志诚在山脚的另一支突围队伍里，他是180师539团的作战参谋，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识地朝北走，团政委韩启明负伤掉队，选择自杀，甚至没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队了，他站在北汉江边，江水茫茫，手边只有一支苏制步枪。江对岸，群山之中，炮声隆隆，那里有他被围困的战友。

一个朝鲜老妇人站在木屋前，不断说着什么，他听不懂，大概明白是让他带走屋子里的一具战士遗体，遗体的头上盖着红布。

这个新兵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里喊着：“毛主席啊，这个仗怎么打成这样？”

战俘营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敌军开始搜山。180师538团卫生员钟俊骅就是这时被俘的，他在溪边喝水充饥，枪口忽然捅到了腰间。

张城垣和吴成德一直留在山里，吃光了山沟里的青蛙后，他们决定下山找粮。晚上，张带着四个士兵溜下山，毫无意外地被敌人发现，他们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纷纷坠落悬崖，等他醒过来，两个士兵已经死去，活着的小声告诉他，张干事，我们被俘了。

直到一年后，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在五次战役之前，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五次战役之后，陡增至一万五千人。

作为宣教干事，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处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

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战俘不等于罪犯，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利用这条规定，1952年，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有一张机关报《消息报》，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

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张城垣说。

1952年4月8日，在美军正式“甄别”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180师的士兵们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材料是脱胶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献血染红，但收集了一斤后却发现鲜血凝固变黑，最后用的是医务室的红药水。

钟俊骅被选定为升旗手，清晨，战俘们集合起来高唱国歌，许多人热泪盈眶，他们说这是两年战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天。

“当时有两条原则，如果交换战俘就坚决回国，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后，张城垣说，“我们是军人，为了荣誉也得回去。”

已有定论

第五次战役后，兵团决定严肃处理180师，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内部整肃。

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打饭时，师傅问战士石敦豪，你是哪个师的？得到回复后，围观者开始起哄：“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愿军对失利作出了正式结论，“180师突围并没有经过严重战斗，但是一个师损失殆尽，给党和人民招致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能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动摇逃跑，贪生怕死，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

随后，师长、副师长被撤职，团以上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军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180师番号。

539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为在检讨中表示自己曾有“万一负伤被俘，也要坚持斗争”的思想，被军部严厉批驳，认定“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竟准备屈膝作俘，是叛变行为”，给予党内外双重处分，调离军队转业地方。

1952年，对180师的问责再次升级。中共志愿军党委发出文件，强调了“180师全师被歼灭”，该师各级干部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539团战士童志安参加了团里的排以上干部“180师受挫学习会”，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师会背上政治动摇的恶名，“当时不敢说，许多人都是违心做检查”。

后来，539团团长王至诚无可奈何地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满身是嘴也说不清。”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把责任全推到180师头上。这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朝鲜战争最后一年，整顿后的180师被重新带回战场，用“一切为了翻身”做了动员口号。

肖德元记得一个连长就死在打翻身仗中，他冲得太急，脚下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气吧。”赖富柏再次参加了阻击战，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没有水时，甚至只能喝尿。

作战参谋冯志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攻克了韩军的阵地，一直打到停战那一天。

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随后宣布，“180师打了翻身仗”。但这个喜悦随即被更大的喜悦冲散。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人民“罪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180师一部分官兵随部队驻防南京，一部分士兵转业复员。180师的战俘，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

肖德元转业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报到时，经理听说他是180师的，大吃一惊，“就是那个全军覆没的啊。”

赖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县老家，重操理发旧业。“文革”中，他因为开理发店被打成当地最大走资派，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出来，揭发他所在的180师打了败仗，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

“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斗？”战友喊。“该斗，该斗！”群众们挥舞起拳头。“

严汝贤则是祸从口出。这个180师539团的文教员，战争结束后进入乐山第五丝织厂。反右时，他和单位同事在茶馆聊起抗美援朝。同事说，打败美帝国主义指日可待。可严汝贤多嘴，偏要用自身经历泼冷水，告诉他180师失利的事实。

当时同事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单位开大会，领导在会上突然点名批评，“某人竟敢污蔑志愿军，居心叵测。”随后，严汝贤被单位开除，打成右派，只好回家务农。

曾经的俘虏，日子更不好过。战争结束后，一共有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他们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

在归管所，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领导严厉地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开除了党籍、军籍，分配到东北的农场。“他是被俘的最高领导，180师打了败仗也要算在他头上”，张城垣跑去看他，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无话可说，吴成德突然哭出声来，那一年他已经48岁。

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随后在他们的档案袋里，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样。

由于战俘身份，复员回到地方后，张城垣先后被县广播站、乡信用社开除。“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为生。

80岁的钟俊骅如今已经垂垂老矣，1954年，当20岁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邻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战俘身份。女友的母亲逼他们分手，“她家里人说，难道你想和一个历史不清、政治动摇的人在一起吗？”这句话，折磨了钟俊骅十多年。

“180师是个悲剧，战俘更是个悲剧。”张城垣无奈地说。

两岸书

1988年，山西闻喜县桃沟村的史兴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台湾寄信过来，询问自己是否还在人世。

他让二儿子回信过去，“还活得好好的”，然后问问，是谁呢？

下一封信时隔数月后寄到，署名已经换成了他熟悉的名字——史兴贵。他失踪四十年的弟弟。

1953年，由于身上的刻字，史兴贵不敢回大陆。战争结束后，和其他一万四千名战俘去了台湾。他被编入炮兵营，驻守台南，1969年退役，搬到眷村。

退役后，史兴贵加入了一支由大陆战俘组成的荣工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候，他们给高速公路打地基，也给铁路铺设枕木，一干又是十二年。

当年，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师战俘一共8人。他们时常约着假期里见面，说一说近况，不觉间就都老了。

8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台湾结婚成家。

“在部队不准结婚，退役了年纪大了，人又穷，哪有人要呢？”史兴贵所在的眷村，大陆战俘有二十多户，只有两户结了婚，一个娶了瘸子，一个娶了哑巴。孤独的战俘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赌博。史兴贵有时一输就是几千台币，他也不在乎。

也有人给史兴贵说媒，对象是一个山村的寡妇，拉扯着几个孩子。他拒绝了。“成家了就回不来了。”

1949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兄长，妻子才17岁。他想妻子应该改嫁了，哥哥应该还在等着他。

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史兴贵决定给家里去一封信，询问他的哥哥是否还在人世。署名时，他耍了一个心眼，用上了假名。他想，若是哥哥不在了，那么其他人也无须知道他还活着。

收到回信的那一天，史兴贵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到老家，再也不离开。

1991年，69岁的史兴贵娶了同村一个63岁的寡妇，成了家。他的哥哥将第四个儿子过继给他，为他送终养老。

“不会再有人写了”

1982年，留在成都的180师老兵朝鲜战争后第一次聚会，地点选在肖德元的单位，一家蔬菜公司下属的职工学校。

话题总离不了180师。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心里一直不服气。“我们也是为了荣誉而战，却背了这么一个恶名。”

老兵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推到180师身上，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180师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怎么动，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童志安说。

在山西和北京，另一拨180师的老兵行动了起来。他们决定出一本180师自己的书。书名取为《历史的回音》。张城垣受邀担任该书的执行主编，请各地的180师老兵写自己的经历。“就是为了给180师正名。”张城垣回忆道。

书成后，他们让北京的老首长去请了薄一波作序。薄老评价180师“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1993年，张城垣拿着书稿找到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公开出版，对方却以事涉历史太过敏感，不肯合作。

“我们只好自己筹钱出了，第一次印了1000本。”他们通过北京的战友将书送给军内高层，也没收到什么回音。

《历史的回音》首开180师老兵写书的先河，包括集体书写和个人回忆录，如今已有了二十多本，成都老兵出的集体回忆录，名叫《烽烟人生》。

“不会再有人写了，都老了。”早已从国防大学教授任上退休的冯志诚指着桌子上的一堆书，有些落寞地说，志愿军司令部早已解散，180师的番号也在1960年代被撤销，180师的失利，到底是谁的责任，军内已经不关心这段历史了。

在成都，一起写书，让180师的突围和被俘老兵重新建立了联系。每年成都老兵的聚会，战俘都会受邀参加，虽然早已平反，但后者愿意前来的还是寥寥无几。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童志安肯定地说。

2011年，180师的年度聚会正式取消，每一年都有老兵过世，健在的年纪也越发大了。

如今，180师的后代积极地想为自己的父辈正名，他们在网上抱团，建立QQ群，在网站发帖，与攻击180师的网友对骂，联系媒体采访，甚至还有一个建立180师博物馆的愿望。

“应该记住这些老兵，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石敦豪的女儿石京秀是180师后代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但在做朝鲜战争口述史的张鸣（化名）看来，这样似乎有些徒劳，“在美国，这场战争叫做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也快被遗忘了吧”。

“这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石京秀为父辈的历史寻找证据，但在韩国，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父辈战斗过的鹰峰，如今已被改名为“恋人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