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的集体谋杀

冯敬兰2007年

许多年后，在校庆的那天，我在母校的橱窗里看见了校长的照片。校长明眸皓齿，五官标致，气质端庄，虽然是黑白照片，也掩盖不了校长作为女人的妩媚。而且她是那么年轻，生命终止时才48岁。我47岁，与校长年龄相仿，看着她的照片含笑凝视着我们，我浑身发冷。
13岁的时候，怎么觉得校长竟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过她的美丽？我久久地站在橱窗前，努力平息着内心受到的震撼。眼泪虽然没有盈满眼眶，心却在哭泣，为了这个和我不相干的女人，为了遥远的、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们学校如今的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文革前的名字是“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所集万般宠爱的学校有着最好的师资和最好的学生，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校长却被出身、教养俱佳的女学生们活活折磨至死。这件事在1966年夏天的“红色恐怖”里，开创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暴力之先。
那个八月，和任何一年的伏天一样酷热难挡。一幅对联像一道魔咒，几天里使整个城市和我们的学校陷入了狂热、恐怖和暴力之中。一向温文尔雅自视甚高的女孩子们，忽然都迷失了本性。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爹娘的身份就是自己的身价。同学关系从来没有这样泾渭分明，你不是革命好汉，就是反动混蛋。巨大的鸿沟横亘在我们面前——虽然经过了40年沙尘的埋填，裂痕依然留在许多人的心间。
校长已经被批斗好多天了。她伤痕累累、心力交瘁，不知该向谁倾诉，不知在何处寻求保护？她家的门上，贴着女学生们的警告：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她自己的卧室门上，贴着另一张警告：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我亲眼看见过这两段的影印件，当我不得不把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一个个敲在这里时，我的胃一阵阵痉挛。这些充满了恐怖威胁的流氓语言，出自于一些少女，她们来自革命家庭，父辈跟着伟大领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是新政权的领导核心和中坚骨干。她们生活优越、见多识广，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能看违禁的书籍和电影。她们学习成绩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北大、清华和哈军工是她们未来必读的大学，去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就是她们，在1966年夏天，摇身一变，开创了暴力和恐怖之先。
伟大领袖倡导的大民主，并没有带来人人畅所欲言，群众当家作主的理想局面，恰恰相反，大多数善良的人忽然丧失了话语权，更加可怕的是无政府状态不可阻止地迅速蔓延。处于更年期的女校长，每天都生活在疑虑和恐惧中，心脏不好，血压升高，浑身酸痛。明知前面就是地狱却无处可逃，何况她是老共产党员，即便赴死，也要勇敢面对。
那天是8月5日，校长忍着全身的病痛，一早就去学校了。
我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见到校长的。这一天里学校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我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在班里处境不好，经过二次“揭批”，已经彻底孤立，听说5日这天要开会“辩论”对联，我知道不会有好事，于是选择了逃学。我是下午被召回学校的，学校的变化让我心惊肉跳，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弥漫在校园里。我独自围着教学楼看那些墨汁横流的大字报，那些激烈狂暴的语言让我浑身一阵阵发冷。四五点钟的日头仍旧灼人，我去寂静的校园后操场的女厕所方便，没走到地方，就看见一辆手推车突兀地横在路中间，车上分明躺着一个人，身上覆盖着大扫帚、茅坑盖，他的两只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一眼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苍蝇正嗡嗡地围着小车盘旋。原来是校长。她没有知觉地瘫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我头皮发紧，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怎么啦？死了吗？为什么被曝晒在烈日下？谁往她身上扔了这些大扫帚和茅坑盖子？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天的经历，成了我记忆的疮疤，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一直想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校当年的初二学生王友琴旅居美国，用半生精力调查了校长之死和更多的死难者。我读过她的记述。我的同学乖乖是美国某大学的终身历史学教授，她也做了这种选题，努力寻找历史真相。我从同学们不同的回忆中，知道了校长之死，其实是永远找不到元凶的。因为她不是被一闷棍打倒，或者一刀捅在心脏，她是被凌迟致死，被折磨致死。40年前的8月5日，从她早晨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她们打人的凶器，是桌椅带钉的木腿和铜头皮带。她们嘻嘻哈哈，一句一个TMD，比赛谁的话更恶毒更粗野；你打一下、我踹一脚，看谁能让校长爬起来的姿势更困难。于是，校长刚倒下，就被打起来，还没站稳，又被打倒。虽然没有致命伤却早已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终于，校长倒在烈日下，再也爬不起来了。施暴者让一个“牛鬼蛇神”把她扔到了小推车上，不是送到学校对门的邮电部医院，而是抛在了背静的小操场。
我们的学校是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学校的老师是最优秀的老师，学校的教育是最文明的教育。我们所有的学生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好的女孩儿，成绩拔尖、操行优良。每年校园里的红枣桃子草莓核桃熟了，即使烂在草丛里，也没有一个学生送进自己嘴里，因为那是可耻的，为此冰心还是谁专门写过我们。进办公室我们要喊“报告”，见到老师校长我们要行礼问好，同学有了困难，大家会不约而同伸出援助的手。
我们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也怕毛毛虫怕老鼠怕黑夜里单独走路，怕死人和流血，惊慌失措时也会尖声大叫，也害羞也爱哭泣也耍小性儿也会向大人撒娇。多年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当中突然会冒出一群暴戾残忍、心狠手毒的打手来？
并不是人人都有那份胆量，可以抡起皮带和木棒大打出手。也不是人人都有那种资格，想打谁就打谁。有胆量的不一定有资格，有资格的不一定有胆量。同时具备两项条件的人，还得加上心狠。这就更少了。
她们有很好的家庭，父辈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她们有很好的教养，自幼就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更多的现代文明熏陶。她们见多识广，看上去更聪明更理性。无论怎样，她们都不该让自己成为一个打手。再说“文革”毕竟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必须先下手为强，致对方以死地。革命的一方本已超级强大，用不着再诉诸武力来证实自己。而被打倒批判的另一方，早已失去了捍卫尊严的权力，她们比任何人都更软弱无力。这种对比就像狮子和小兔，大象与蚂蚁。但事实是，当她们抡圆了皮带抽打着自己昔日尊敬的师长和朝夕相处的同学并用刻薄恶毒的话取笑羞辱她们时，那些卑微可怜的人们已经再也唤不起她们的恻隐之心。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性。
她们——出身好教养好高觉悟高智商的女孩子，究竟怎么了？是什么改变了她们？她们的非人道非人性从哪里来？如果说是因为她们年少幼稚容易冲动，那为什么与她们同龄的大多数女孩子对暴力却充满恐惧？如果说是因为她们的个性强悍更像男孩子，那为什么众多的男校却鲜见暴力处决校长的事件？
她们打人，或许只是因为她们想打？她们觉得打人好玩？她们从来不认为别人的尊严和生命值得尊重？
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文革中政党和领袖的错误，因此而原谅自己。可以说当年幼稚无知，因此而漠视过去。但是夜深人静的时侯，想起当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够心安理得？
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是否也会想起从前？是否也会有一种疤痕在心的感觉呢？我愿意相信，她们会有更深的痛楚更长的悔恨。
校长之死虽然与我无关，做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会感觉到耻辱。女校长死于自己的女学生手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罪恶和羞耻。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校长。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份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正是我们生命的毒素。只有清除它们，我们的生命才能更加健康；只有用爱心用理解用温暖去善待别人，我们的人生才会真正变得美丽。
在校长40年忌日，以此文提醒所有的人，做一个好人，永远更重要。
人生的经历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多照几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