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友琴：“红八月”49周年再谈“文革”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5，08，15）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被女学生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遇难49周年忌日*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校长遇难49周年忌日。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卞仲耘校长的先生王晶垚几十年来坚持追问卞仲耘之死真相。 王晶垚先生在2013年92岁高龄接受“心灵之旅”采访时说：“‘文革’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但是现在没有人谈‘文革’……希望你们电台能够继续发出声音。希望女附中的老师、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天，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后来的学生也不要忘记，都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惨案。”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保存遗物、坚持追求正义，是“文革”受害者家人中的一个楷模* 去年的8月5日我打电话给王晶垚先生，家人说他身体不太好，不方便接受采访。今年8月5日前后，我几次拨打王晶垚先生的电话，都没有打通。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经历了“文革”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王友琴今年暑假带学生去北京上语言课，近期返回美国，我向她了解王晶垚先生的近况。 主持人：“每年的8月5日我都会给王晶垚打个电话，去年家人说他接不了电话，今年打不进她家的电话，我知道您刚刚带着学生从大陆回来，能不能先讲一讲您所知道的王晶垚先生现在的情况？” 王友琴：“好。49年以前的8月5日，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被‘红卫兵’打死。那时候她的丈夫王晶垚先生45岁，今年他已经94岁了。王先生在保存死者的遗物、坚持不懈的追求正义方面，是所有‘文革’受害者的家人中间的一个楷模。 在（得知）卞校长被打死的当时，他就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把当时的情状全部拍下来，甚至包括火葬场的青烟。他也保存了所有的遗物，包括卞校长当时身上穿的血迹斑斑的一件衬衫，上边还用墨写的‘打倒’的字样。也包括当时在他身上用来堵伤口的纱布块和棉花球，也包括当时被打以后大小便失禁弄脏了的裤子。还有她手上戴的手表，特别让人震惊的是手錶的錶带是钢的，那钢带都看得出来一个撕裂，也就是说，这是用金属类的东西才打成那个样子。”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现在的太太李云老师帮助王晶垚先生保存遗物、照片等” 王友琴：“在卞校长去世八年以后，王晶垚先生跟一位叫李云的老师结婚了。李老师是一个慈爱、勤劳、开朗的人，她帮助了王晶垚先生保存这些遗物和一直坚持来不懈的为卞校长讨回正义。在他的家里可以看到卞校长年轻时代的照片，还有他们全家，包括他的子女和孙子辈的照相，他们纪念卞校长的这些照相。李云老师和王晶垚先生相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都显得非常健康年轻。 李老师一个星期以前很有信心的告诉我，她现在每个星期三次和保姆一起用轮椅推着王先生去公园，或者到超市去买王先生想要吃的东西，她说他很健康，一定会活到明年，‘文革’五十年的时候，他还会参加活动。” 王友琴：“他就是迟钝，去年我跟他讲话，他已经说话都要想好半天才说呢。” *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红卫兵——宋彬彬 * 王友琴：“这几年来，王先生发表过他对女附中‘红卫兵’以及对宋彬彬他们一些行动的看法。” 王友琴博士在这里提到的宋彬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都熟悉这个名字，就在卞仲耘校长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后的第十三天，也就是8月18日，“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请听当时纪录片片段——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广场音乐：“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去年起有些迟钝，请年轻人帮助打字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继续听王友琴博士讲述王晶垚先生在年事已高的最近两年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他的声明和讲话是有一个比他年轻一辈的朋友帮他打字，这个打字者特别跟我说，王先生思想敏锐，看法清楚，他提到三个很有意思的具体事情。 第一个是在2007年12月王晶垚先生写了一封给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当年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的公开信。在这个信里王晶垚批评了北师大实验中学在庆祝九十年校庆的时候，选出了九十名所谓‘荣誉校友’进行表彰，其中有宋彬彬，还展览了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晶垚先生很尖锐的指出“在献给毛泽东的这个袖章上，浸透了卞仲耘的鲜血”。这个打字者就告诉我，这句话是王晶垚先生反复强调了写上去的。 第二个例子是在2013年的1月27日王晶垚对宋彬彬他们到师大女附中作‘道歉’这件事情作了评论。王晶垚先生拒绝接受这种虚伪的道歉。在他的声明当中……打字者告诉我，原来他打字的时候写上了“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打死了卞仲耘以后，还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这是丧心病狂”。王先生看了马上就指出“这个地方不应该用丧心病狂，这些人没有发狂，他们没有病，只是他们丧尽天良做这样残忍的事情，也不真的认错”。现在你可以看到声明上的“丧尽天良”是王先生特别指出了以后改的。 这位打字者还指出另外的一个要点，就是后来在《南方周末》的记者访问王先生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指出，他说“是，宋彬彬没有动手打卞仲耘，但是她们是一伙儿的”。至于什么叫“一伙儿”，这个其实我想王先生他知道的，在法律上是有很清楚的解释。所以他也把这个事情指出来，这个责任。 *王友琴：经历“文革”的女附中学生后有三位在校任教，拒绝参加宋彬彬“道歉会”* 王友琴：“女附中‘老三届’里在师大女附中经历了1966年“红八月”的学生中间有三位后来在这个学校当了老师。2014年1月宋彬彬在学校召开“道歉会”的时候，邀请了大量的媒体，也邀请了这三位老师，但是最后她们拒绝参加。她们认为，在没有对事实进行说明、没有对罪责进行说明的时候，作这样一个空洞的“道歉”是不适当的、是虚伪的。 *王友琴：否认“红卫兵”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否认派”* 主持人：“现在您带着学生在暑假到了中国，在您今年所接触的人中，提到‘文革’，有哪几种说法，特别是引起您注意的一些说法？” 王友琴：“你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从2006年开始，就有一些人他们想在重新的讲述1966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想要否认‘红卫兵’暴力和‘红卫兵’杀戮。对‘文革’暴力迫害的‘否认派’、对1966年‘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派’他们整个的对‘红八月’的卞仲耘的被打死以及在北京有几千名受难者被打死这样一个事件作了否认性的报告。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今年我们再来纪念卞仲耘校长被害49年的时候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49年之后还在继续发生。” *王友琴：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越来越多关于事实的报告和关于否认行为的反对* 王友琴：“但是，我们看到同时，有另外一种声音也正在加强发出，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传统媒体的支持。但你会看到特别是在中国广泛的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在‘微信’上边，大家正在发表越来越多关于事实的报告和关于否认行为的反对。 在北京的地铁上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智能手机在说话。最近这个月在‘微信’群里，一直在传我的一篇文章《恐怖的‘红八月’》，是2010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甚至因为在传的过程中把我的名字拿掉了，所以好几次都传回到我这儿来。有人跟我说‘你看看这儿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你一定要看一看’。 这个事情说明大家都在关心，而且大家会在自己的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领域里边发表看法。 我特别还想讲到的是有三个退休的老师，她们跟我联络，甚至请我在一个很贵的饭店吃饭……我当时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三位老师告诉我说，我们看了你的书《文革受难者》，在你的书里面有两个老师是我们在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她们三位都是196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们说‘你的书里已经写了两位，可是我们还有一位，这位叫廉秀文，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老师，在1966年的‘红八月’被‘红卫兵’抄家和斗争以后自杀了。所谓‘自杀’都应该打引号的，因为这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杀。 而另外两位已经写在我的书里的是活活被打死的，一个是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靳正宇，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张辅仁。 我问她们‘你们的班有多少人？’她们说‘三十多人’。因为她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大多数人都是当了中学老师。” *王友琴：陈秋颖老师告诉我，1966年“文革”习近平小学六年级，被斗被打被游街* 王友琴：“请我吃饭这三位老师中间有一位名叫陈秋颖，她接着还告诉我，1966年她是习近平的老师，当时习近平小学六年级，因为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在当时是‘有问题的人’，所以习近平在学校里边遭到了‘红卫兵’的斗争，甚至被打了，还被游过街。因为‘红卫兵’的所谓‘阶级路线’、‘组织路线’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你的爸爸是‘有问题的人’，那么你就是‘狗崽子’，你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陈老师的看法非常明确‘我们反对这样一个迫害人、虐待人、斗争人的理论和实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新的传媒的发展，像‘互联网’和‘微信’的广泛使用，这一、两年来在那些文革‘否认派’越来越活跃的同时，也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告诉我们‘文革’的真相。这两年来我收到的关于‘文革’受难者和‘文革’血腥迫害的材料就多于以往。” *王友琴：“文革”研究两方面——文革事实与文革理论，关系到认识历史与建设未来* 王友琴：“现在对于‘文革’的研究，我自己想，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关于事实的，或者说是关于历史的。主要的争论就在‘否认派’他们说‘你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故事不是历史》。但是我说，事实到底是什么，大多数的人，有良心的人会讲给大家听，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49年以来，这些隐瞒历史的人不说。 卞仲耘已经被打死49年了，如果去上大学，可以毕业12次还多，为什么有人还在说‘这是一个谜啊’、‘这是一个弄不清楚的事啊’，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卞仲耘的案子不是一个个案，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那个八月里边，以打死卞仲耘开头，在北京有一千七百多个人被打死了。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个大的图画，否认了这个大的背景，那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 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打死过第二个人，但是现在‘红卫兵’们绝口不提第二个人，更绝口不提在别的学校、在整个北京有多少人被打死。 第二个方面，我自己想是理论方面。人们会对‘文革’的理论进行越来越多的思考。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每一个认真严肃的经历过‘文革’的人再重新来思考‘文革’的理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是错的，或者为什么它是对的。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来进行这样的讨论，那么对我们不光是关于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对我们怎么来建设我们的未来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王友琴：多数年轻人渴望知道历史，却没有人告诉他们。浪漫化“文革”也很可怕* 主持人：“您这次暑假带学生去中国……” 王友琴：“是我们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暑假的强化语言课程。” 主持人：“此行您的见闻中，涉及到‘文革’、‘红八月’还有些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 王友琴：“我觉得年轻人对‘文革’比较少了解，或者有些人他们就误会了，有的年轻人以为，‘文革’就是反对贪官污吏的革命。但是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其实渴望知道历史，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历史。 我也遇到年轻人，他们学习自然科学，他们也关心历史，有时候他们的知识使我惊讶。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误解，因为误解‘文革’所以可能会导致对那样理论的一种浪漫化感觉，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