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王友琴：“紅八月”49周年再談“文革” （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15，08，15）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被女學生打死的女校長卞仲耘遇難49周年忌日*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學生毆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卞仲耘校長遇難49周年忌日。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報道了，卞仲耘校長的先生王晶垚幾十年來堅持追問卞仲耘之死真相。 王晶垚先生在2013年92歲高齡接受“心靈之旅”採訪時說：“‘文革’是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恥辱。但是現在沒有人談‘文革’……希望你們電台能夠繼續發出聲音。希望女附中的老師、過去的老師和同學大家不要忘記這一天，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後來的學生也不要忘記，都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慘案。”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保存遺物、堅持追求正義，是“文革”受害者家人中的一個楷模* 去年的8月5日我打電話給王晶垚先生，家人說他身體不太好，不方便接受採訪。今年8月5日前後，我幾次撥打王晶垚先生的電話，都沒有打通。 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經歷了“文革”現在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博士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採訪“文革”經歷者和受難者家屬。2000年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2004年出版了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記載了659名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長，記述最詳盡的。 王友琴今年暑假帶學生去北京上語言課，近期返回美國，我向她了解王晶垚先生的近況。 主持人：“每年的8月5日我都會給王晶垚打個電話，去年家人說他接不了電話，今年打不進她家的電話，我知道您剛剛帶着學生從大陸回來，能不能先講一講您所知道的王晶垚先生現在的情況？” 王友琴：“好。49年以前的8月5日，卞仲耘校長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被‘紅衛兵’打死。那時候她的丈夫王晶垚先生45歲，今年他已經94歲了。王先生在保存死者的遺物、堅持不懈的追求正義方面，是所有‘文革’受害者的家人中間的一個楷模。 在（得知）卞校長被打死的當時，他就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把當時的情狀全部拍下來，甚至包括火葬場的青煙。他也保存了所有的遺物，包括卞校長當時身上穿的血跡斑斑的一件襯衫，上邊還用墨寫的‘打倒’的字樣。也包括當時在他身上用來堵傷口的紗布塊和棉花球，也包括當時被打以後大小便失禁弄髒了的褲子。還有她手上戴的手錶，特別讓人震驚的是手錶的錶帶是鋼的，那鋼帶都看得出來一個撕裂，也就是說，這是用金屬類的東西才打成那個樣子。”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現在的太太李雲老師幫助王晶垚先生保存遺物、照片等” 王友琴：“在卞校長去世八年以後，王晶垚先生跟一位叫李雲的老師結婚了。李老師是一個慈愛、勤勞、開朗的人，她幫助了王晶垚先生保存這些遺物和一直堅持來不懈的為卞校長討回正義。在他的家裡可以看到卞校長年輕時代的照片，還有他們全家，包括他的子女和孫子輩的照相，他們紀念卞校長的這些照相。李雲老師和王晶垚先生相對於他們的年齡來說他們都顯得非常健康年輕。 李老師一個星期以前很有信心的告訴我，她現在每個星期三次和保姆一起用輪椅推着王先生去公園，或者到超市去買王先生想要吃的東西，她說他很健康，一定會活到明年，‘文革’五十年的時候，他還會參加活動。” 王友琴：“他就是遲鈍，去年我跟他講話，他已經說話都要想好半天才說呢。” *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紅衛兵——宋彬彬 * 王友琴：“這幾年來，王先生發表過他對女附中‘紅衛兵’以及對宋彬彬他們一些行動的看法。” 王友琴博士在這裡提到的宋彬彬，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大都熟悉這個名字，就在卞仲耘校長被該校“紅衛兵”打死後的第十三天，也就是8月18日，“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宋彬彬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請聽當時紀錄片片段——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廣場音樂：“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現場播音員女：“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 廣場音樂：“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女：“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決心接過革命前輩的槍桿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們的統帥，我們什麼也不怕。” 眾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去年起有些遲鈍，請年輕人幫助打字發表自己的看法* 我們繼續聽王友琴博士講述王晶垚先生在年事已高的最近兩年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他的聲明和講話是有一個比他年輕一輩的朋友幫他打字，這個打字者特別跟我說，王先生思想敏銳，看法清楚，他提到三個很有意思的具體事情。 第一個是在2007年12月王晶垚先生寫了一封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也就是當年的師大女附中）校長的公開信。在這個信里王晶垚批評了北師大實驗中學在慶祝九十年校慶的時候，選出了九十名所謂‘榮譽校友’進行表彰，其中有宋彬彬，還展覽了她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 王晶垚先生很尖銳的指出“在獻給毛澤東的這個袖章上，浸透了卞仲耘的鮮血”。這個打字者就告訴我，這句話是王晶垚先生反覆強調了寫上去的。 第二個例子是在2013年的1月27日王晶垚對宋彬彬他們到師大女附中作‘道歉’這件事情作了評論。王晶垚先生拒絕接受這種虛偽的道歉。在他的聲明當中……打字者告訴我，原來他打字的時候寫上了“女附中的紅衛兵在打死了卞仲耘以後，還說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這是喪心病狂”。王先生看了馬上就指出“這個地方不應該用喪心病狂，這些人沒有發狂，他們沒有病，只是他們喪盡天良做這樣殘忍的事情，也不真的認錯”。現在你可以看到聲明上的“喪盡天良”是王先生特別指出了以後改的。 這位打字者還指出另外的一個要點，就是後來在《南方周末》的記者訪問王先生的時候，他很清楚的指出，他說“是，宋彬彬沒有動手打卞仲耘，但是她們是一夥兒的”。至於什麼叫“一夥兒”，這個其實我想王先生他知道的，在法律上是有很清楚的解釋。所以他也把這個事情指出來，這個責任。 *王友琴：經歷“文革”的女附中學生後有三位在校任教，拒絕參加宋彬彬“道歉會”* 王友琴：“女附中‘老三屆’里在師大女附中經歷了1966年“紅八月”的學生中間有三位後來在這個學校當了老師。2014年1月宋彬彬在學校召開“道歉會”的時候，邀請了大量的媒體，也邀請了這三位老師，但是最後她們拒絕參加。她們認為，在沒有對事實進行說明、沒有對罪責進行說明的時候，作這樣一個空洞的“道歉”是不適當的、是虛偽的。 *王友琴：否認“紅衛兵”暴力和“紅衛兵”殺戮的“否認派”* 主持人：“現在您帶着學生在暑假到了中國，在您今年所接觸的人中，提到‘文革’，有哪幾種說法，特別是引起您注意的一些說法？” 王友琴：“你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從2006年開始，就有一些人他們想在重新的講述1966年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也是想要否認‘紅衛兵’暴力和‘紅衛兵’殺戮。對‘文革’暴力迫害的‘否認派’、對1966年‘紅衛兵’暴力迫害的‘否認派’他們整個的對‘紅八月’的卞仲耘的被打死以及在北京有幾千名受難者被打死這樣一個事件作了否認性的報告。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也是今年我們再來紀念卞仲耘校長被害49年的時候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在49年之後還在繼續發生。” *王友琴：使用智能手機和“微信”，越來越多關於事實的報告和關於否認行為的反對* 王友琴：“但是，我們看到同時，有另外一種聲音也正在加強發出，只是他們現在還沒有得到一個傳統媒體的支持。但你會看到特別是在中國廣泛的使用智能手機和‘微信’，在‘微信’上邊，大家正在發表越來越多關於事實的報告和關於否認行為的反對。 在北京的地鐵上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每人手裡都拿着一個智能手機在說話。最近這個月在‘微信’群里，一直在傳我的一篇文章《恐怖的‘紅八月’》，是2010年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甚至因為在傳的過程中把我的名字拿掉了，所以好幾次都傳回到我這兒來。有人跟我說‘你看看這兒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你一定要看一看’。 這個事情說明大家都在關心，而且大家會在自己的新的傳播渠道和傳播領域裡邊發表看法。 我特別還想講到的是有三個退休的老師，她們跟我聯絡，甚至請我在一個很貴的飯店吃飯……我當時覺得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三位老師告訴我說，我們看了你的書《文革受難者》，在你的書裡面有兩個老師是我們在大學時候的同班同學。她們三位都是196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他們說‘你的書裡已經寫了兩位，可是我們還有一位，這位叫廉秀文，是北京地安門中學的老師，在1966年的‘紅八月’被‘紅衛兵’抄家和鬥爭以後自殺了。所謂‘自殺’都應該打引號的，因為這根本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自殺。 而另外兩位已經寫在我的書裡的是活活被打死的，一個是北京師大二附中的老師叫靳正宇，還有一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的老師叫張輔仁。 我問她們‘你們的班有多少人？’她們說‘三十多人’。因為她們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畢業後大多數人都是當了中學老師。” *王友琴：陳秋穎老師告訴我，1966年“文革”習近平小學六年級，被斗被打被遊街* 王友琴：“請我吃飯這三位老師中間有一位名叫陳秋穎，她接着還告訴我，1966年她是習近平的老師，當時習近平小學六年級，因為習近平的爸爸（習仲勛）在當時是‘有問題的人’，所以習近平在學校裡邊遭到了‘紅衛兵’的鬥爭，甚至被打了，還被游過街。因為‘紅衛兵’的所謂‘階級路線’、‘組織路線’是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如果你的爸爸是‘有問題的人’，那麼你就是‘狗崽子’，你就會遭到鬥爭和打擊。 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陳老師的看法非常明確‘我們反對這樣一個迫害人、虐待人、鬥爭人的理論和實踐，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新的傳媒的發展，像‘互聯網’和‘微信’的廣泛使用，這一、兩年來在那些文革‘否認派’越來越活躍的同時，也越來越多的人起來告訴我們‘文革’的真相。這兩年來我收到的關於‘文革’受難者和‘文革’血腥迫害的材料就多於以往。” *王友琴：“文革”研究兩方面——文革事實與文革理論，關繫到認識歷史與建設未來* 王友琴：“現在對於‘文革’的研究，我自己想，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關於事實的，或者說是關於歷史的。主要的爭論就在‘否認派’他們說‘你寫的是故事，不是歷史’他們甚至出版了一本書，題目就叫《故事不是歷史》。但是我說，事實到底是什麼，大多數的人，有良心的人會講給大家聽，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49年以來，這些隱瞞歷史的人不說。 卞仲耘已經被打死49年了，如果去上大學，可以畢業12次還多，為什麼有人還在說‘這是一個謎啊’、‘這是一個弄不清楚的事啊’，事實是非常清楚的，卞仲耘的案子不是一個個案，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那個八月裡邊，以打死卞仲耘開頭，在北京有一千七百多個人被打死了。如果我們否認了這個大的圖畫，否認了這個大的背景，那我們就看不到這個歷史事實到底是什麼。 在師大女附中校園裡打死過第二個人，但是現在‘紅衛兵’們絕口不提第二個人，更絕口不提在別的學校、在整個北京有多少人被打死。 第二個方面，我自己想是理論方面。人們會對‘文革’的理論進行越來越多的思考。現在是不是應該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每一個認真嚴肅的經歷過‘文革’的人再重新來思考‘文革’的理論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它是錯的，或者為什麼它是對的。我覺得如果能有機會來進行這樣的討論，那麼對我們不光是關於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對我們怎麼來建設我們的未來都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王友琴：多數年輕人渴望知道歷史，卻沒有人告訴他們。浪漫化“文革”也很可怕* 主持人：“您這次暑假帶學生去中國……” 王友琴：“是我們芝加哥大學的學生暑假的強化語言課程。” 主持人：“此行您的見聞中，涉及到‘文革’、‘紅八月’還有些什麼比較難忘的事情？” 王友琴：“我覺得年輕人對‘文革’比較少了解，或者有些人他們就誤會了，有的年輕人以為，‘文革’就是反對貪官污吏的革命。但是大多數年輕人他們其實渴望知道歷史，卻沒有人告訴他們歷史。 我也遇到年輕人，他們學習自然科學，他們也關心歷史，有時候他們的知識使我驚訝。但是也有一些年輕人他們就誤解，因為誤解‘文革’所以可能會導致對那樣理論的一種浪漫化感覺，這也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