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廣西桂柳話是四川話，不是廣東話？ 讀此文須先知族名“女真/女直”是讀“ju-jian/ju-ji”，也變讀為“chu-jian/chu-ji”。然後你就會把文章讀懂了。 朱學淵老師， 我的母語是屬於西南官話的廣西桂柳話。六十年代還是少年，在武漢可以毫無障礙地與當地人進行交流，覺得很奇怪。一九九七年，在哈爾濱與一位中醫同行交談，交流也很順暢。我以為他是用普通話與我交談的，於是請他講哈爾濱本地話來聽聽。他說他講的就是道地的哈爾濱話。哇！跟我們桂柳話好接近啊！然後我用桂柳話對他說：“我在祖國的最南方，你在最北方，語言居然這麼親近。”還問他：“你能夠聽懂嗎？”他說“懂啊，沒有什麼不懂啊。”於是，我就產生了這個問題：北京是在哈爾濱與廣西之間，但是對桂柳話來說，哈爾濱話甚至比普通話與更親近，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聽說民國初年討論選擇“國語”時，有人主張用武漢話的舊事，假如當時選用“西南官言”作為“普通話”，不是也很不錯的嗎？在這個方面，老師能給鄙人一點啟蒙嗎？ 山野鄙人敬上 朱學淵答山野先生 我也是在抗戰年間出生於桂林，兩三歲時就離開去了四川，後來在上海長大，當然對桂林就毫無概念了。一九六六年底，我大學畢業不久，已是四川某縣中學教師，與幾位同事和學生趁文革之亂外出串聯，途徑桂林，聽到火車站的大喇叭說“桂林人民廣播電台……”居然與四川話完全一模一樣；後來我還發現武漢話與川東話非常接近，這是我認識“桂柳話”是“西南官話”之始。 暫且撇開各種小方言，各種西南官話方言較各種北方官話更加統一，現代西南官話的代表是四川話，它與普通話所有單字音韻（輔音和元音）幾乎完全一致，區別僅在“三聲”與“四聲”的顛倒。因此西南官話不僅與各種北方官話方言互懂，甚至更接近的普通話。在四川工作時我也聽說民國初年有人提議以西南官話為國語，那不失是一個合理的建議；但是中國人一般認同華夏文明源於黃河流域，歷代國都大都在北方官話區，採取北方官話中最典雅的北京話為國語，或許更合乎歷史與情理。 而你的問題的實質是，廣東廣西素稱“兩廣/兩粵”，但廣西北部桂柳話非但與粵語不能互懂，反而與貴州四川的西南官話方言高度一致；而且還隔開湘語區與西南官話楚方言遙呼應。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它的答案說來話長。 “官話/雅言”是世界上不多見的大一統語言，因此它一定是發生於某一地方，而播至各地的。即如英語只發生於英倫一島，卻傳至美加紐澳，乃至泛及世界。我猜測：河南南陽和湖北襄樊是“官話”發生和分化之地。襄樊方言與北方官話南陽方言基本一致，但又含楚方言成分。其後數千年中，兩系官話在北方和西南取代了各阿爾泰語和其他弱小語言，而成為中國的主流語言；而“一音多義”的語言須用圖形文字表義，由此可以推定在甲骨文乃至更早的象形文字發生前“官話/雅言”就開始成型了。 我曾以“《尚書》和《逸周書》中的蒙古語成分”、“<禹貢>中的蒙古語成分”、“《逸周書·王會解》中的通古斯女真民族”等篇文字，求證黃河流域的上古人類是後世北方民族的同類，並斷言這些上古篇章都先以蒙古語流傳，被記錄下來的是它們的雅言譯文。而楚地（包括南陽）是中原的一部分，又最接近長江以南的藏緬式（湘、贛、吳）方言區。因此，不難推斷的“官話/雅言”是在藏緬式語言的影響下，在阿爾泰語言的底蘊上發生的。 西南官話諸方言的音韻和聲調高度統一，雲貴方言應源自四川方言，後者則是楚方言的的延伸。但四川不是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古文獻關於其先民“巴人/蜀人”血緣和語言的暗示很少。但是，成都附近的“三星堆文化”的鳥圖騰特徵，四川地區多“氐/姜”等姓，川北羌族的薩滿教習俗等跡象，表明“蜀人”具有使用阿爾泰語言的“氐羌/女真”民族的血緣成分，蜀人說西南官話是後來才形成的語言現象。 至於“氐羌”為什麼是“女真”？其依據之一是，河西走廊“月氏”民族是其典型，它出走中亞又稱“昭武九姓”，而突厥語數詞“九/tughuz”正是突厥語民族泛稱女真民族的“通古斯”。而“大月氏”今名“烏茲別克”，族名“月氏/烏茲”恰是女真次族名“兀者”。判定“氐羌即女真”，為求證雲貴川三省先民是北方民族的同類提供了線索，而且還得到諸多反證。 若干西南少數民族的北方民族血緣，十幾年前已為現任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和人類基因學家宿兵的實驗證明；而《史記·西南夷列傳》又早已為此埋伏了文字線索。司馬遷說雲貴先民“夜郎、靡莫、邛都、滇”等部落“此皆魋結”，其中“夜郎最大”。司馬遷又說川西部落：“自冄駹以東北，……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按：“冄駹”實即滿蒙姓氏“納藍”，是蒙古語“太陽/那拉”之n化音）。 族名“魋結/ ju-ji”實即“女直”，族名“夜郎”又是女真另一次族名“挹婁”之ng化；而女真語薩滿神歌之“白馬/ yalu”也適為“挹婁”（宋和平著《滿語薩滿神歌譯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45），從音從義都表明西南夷之首“夜郎/白馬”是為挹婁；西南夷名義上是以“氐/魋結”出現的女真民族，但也融合了其他血緣的北方民族部落（如“冄駹/納藍”）。雲貴川三省的彝族，大理白族，迪慶藏族、麗江納西、茂汶羌族，白馬藏族，嘉戎藏族是它的後裔，但是，更大部分的西南夷已轉化為使用西南官話的漢族。 關於西南夷的語言，我曾以“《後漢書·遠夷歌》的蒙古語信息”一文求證岷山以西的“遠夷”語言是蒙古語，其自稱“僂讓”實即“柔然/樓蘭”。而《元史·地理志四·雲南行省》有關於元代西南民族的詳盡記載。本文僅引滇池周邊“中慶路”部分文字，其中所列的城（部）之名皆耳熟能詳的北方民族族名。其云： 晉寧州……領二縣：呈貢（今昆明呈貢區），西臨滇澤之濱，在路之南，州之北，其間相去六十里，有故城（部）曰呈貢，世為些莫強（悉萬斤）宗邵蠻所居。元憲宗六年，立呈貢千戶。至元十二年，割詔營（女真）、切龍（叱羅-n）、呈貢（准葛-n）、雌甸（契丹）、塔羅（沓盧）、和羅忽（烏洛侯）六城及烏納山立呈貢縣。……昆陽州，在滇池南，僰獹雜夷所居，有城曰巨橋，今為州治。閣羅鳳叛唐，令曲旂（女直）蠻居之。段氏興，隸善闡。元憲宗並羅瑀（陸和）等十二城，立巨橋萬戶。 上述部名“詔菅/曲旂”實為“女真/女直”之別寫，別路地名“曲靖/巨津”更是“女真”無疑，而昭通地方漢代名“朱提/dju-tji”實際也是“女直/ju-ji”。實為“叱羅/契丹/烏洛侯”的部落則是蒙古語民族；而“塔羅/沓盧”又是匈牙利語的“突厥人/Torok”。因此，元代昆明地區人類仍呈北方諸族並存狀態；而語言則可能與上古中原戎漢並存的現象相似，“官話”已經開始取代他們的阿爾泰祖語。 元代四川南部地區也見證了同樣的事實，長江宜賓——瀘州段以南的高縣、慶符（今已併入高縣）、長寧、興文、珙縣、筠連、敘永、古藺等縣，為雲南昭通和貴州畢節、遵義地區三面環繞。對該地《元史·地理志三·四川行省》記曰： 敘州（今宜賓）路，古僰國……領……高州，古夜郎之境……均為西南羌族……。馬湖路，古牂牁屬地，漢唐以下名馬湖部……領……戎州（今興文縣），本夜郎國西南蠻種，號大壩（興文南）都掌，分族十有九。至元十三年，以咎順為蠻夷部宣撫司。譴官招諭。十七年，本部官得蘭紐來見，授以大壩都總管。上羅計長官司，領蠻地羅計、羅星，乃夜郎境，為西南種族……。宋設長寧軍，……至元十三年……咎順引本部夷酋得賴阿當歸順。……下羅計長官司……與敘州、長寧軍相接，均為西南夷族，至元十三年，咎順引本部夷酋得顏個詣行樞密院降，奏充下羅計千戶所。……四十六囤蠻夷千戶所，領豕蛾夷地，在慶符向南抵定川，古夜郎之境……。 我以為，西南古族“僰國”、“牂牁”、“馬湖”實即北方民族族名“仆固”、“准葛”、“靺鞨”；而“都掌”、“羅計”、“豕蛾”則是族名“達稽”、“如者”、“室韋”之音的微調。最有趣的是，三位歸順的夷酋“得蘭紐”、“得賴阿當”、“得顏個”之號都與蒙古語有關，蒙古語“大海/dalai”可譯“達賴/得賴”，n化則為“大良/得蘭”。蒙古人冊封“達賴喇嘛”意即 “大海喇嘛”，所以“得賴阿當”就是“大海阿當”（突厥語“父親”為“阿塔”）；滿蒙名號之“紐”又須讀“丑/chu”(如是女真首姓“紐祜祿”方得為“丑祜祿/女覺羅”),於是“得蘭丑”實同秦代官號“大良造”，意即“大海爵”。另一夷酋“得顏個”又與蒙古“達延汗”同號，“達延/得顏”應同《魏書·序紀》記載的鮮卑語“推寅……鑽研之義”一字，作名號或有“英明/智慧”之義。 雲南昆明地區和四川敘瀘地區的現代居民，都是使用西南官話的漢族；但是他們祖先卻是以“夜郎”著名的西南夷。事實上，西南夷未必都是沿橫斷山脈南下的“氐羌”民族；敘瀘、畢節、遵義地區的古代居民更可能是直接渡江南下“蜀人”先民，因此“夷漢”並無血緣之實質異同，而僅在於使用“官話/雅言”的先後。 至此，廣西“桂柳話”的由來頭緒應該已經清楚，具有北方民族背景的西南夷在進入雲南貴州地區後，又在某個時代從貴州進入廣西桂柳地區。至於哪個具體的時代，以及那些桂柳先民當初說的是“夜郎話”，還是西南官話？我回答不了，還須另請高明。但是，從四川敘瀘地區九百年前還是夷地的歷史來看，桂柳地區的徹底漢化不會遠過一千年；當然還不能排斥此前有過一個漫長的轉型期。 漢語“楚方言”至少是在五千年前發生的，因此無疑是“官話/雅言”的一種“上古音”。然而，它翻越萬水千山，歷盡千秋萬代，於一千年前才成為雲南、貴州和廣西北部主流語言；現代桂柳話居然與近只咫尺的廣東話不相互懂，卻與荊楚和巴蜀方言保持統一，這足以表明西南官話在傳播過程中，沿途保留了穩定的語音狀態，其“源頭音”與“尾巴音”竟沒有什麼區別，這就與現代音韻學家們的“古今官話大大不同”的假設大相徑庭。 二十世紀至今，中國和西方的語言學家的“漢藏緬語系”理論是一個偉大的發現，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未能歷史地看問題，卻以畢生精力去虛構以廣東話為基準的若干“漢語上古音”系統，這些“粵式語音”系統再周到，也可能有若干合理內容和依據，但總的來說只能是全面的瞎猜亂矇，即便連大片廣西話是官話的現象也解釋不了。然而，最不可容忍的是：他們自己可以在船上自由刻字，卻還不許別人下水求劍。如果我們繼續照他們的意志或遺旨辦事，中國的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有些專家學人說我是外行，我想我也入不了他們的行，我要想興風作浪弄翻他們的百年老船，還要老當益壯不懈努力。最後，謝謝山野先生給我出了一個好題目，令我再寫一篇顛覆性文章。在下還需敬請貴州社科院周成啟，民族學語言學前輩劉鳳翥、瞿愛堂等先生，和少年時在桂柳生活過的茅于軾先生，現在在桂林生活的黃塞陽學弟多予賜教。 朱學淵敬上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