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广西桂柳话是四川话，不是广东话？ 读此文须先知族名“女真/女直”是读“ju-jian/ju-ji”，也变读为“chu-jian/chu-ji”。然后你就会把文章读懂了。 朱学渊老师， 我的母语是属于西南官话的广西桂柳话。六十年代还是少年，在武汉可以毫无障碍地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觉得很奇怪。一九九七年，在哈尔滨与一位中医同行交谈，交流也很顺畅。我以为他是用普通话与我交谈的，于是请他讲哈尔滨本地话来听听。他说他讲的就是道地的哈尔滨话。哇！跟我们桂柳话好接近啊！然后我用桂柳话对他说：“我在祖国的最南方，你在最北方，语言居然这么亲近。”还问他：“你能够听懂吗？”他说“懂啊，没有什么不懂啊。”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北京是在哈尔滨与广西之间，但是对桂柳话来说，哈尔滨话甚至比普通话与更亲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听说民国初年讨论选择“国语”时，有人主张用武汉话的旧事，假如当时选用“西南官言”作为“普通话”，不是也很不错的吗？在这个方面，老师能给鄙人一点启蒙吗？ 山野鄙人敬上 朱学渊答山野先生 我也是在抗战年间出生于桂林，两三岁时就离开去了四川，后来在上海长大，当然对桂林就毫无概念了。一九六六年底，我大学毕业不久，已是四川某县中学教师，与几位同事和学生趁文革之乱外出串联，途径桂林，听到火车站的大喇叭说“桂林人民广播电台……”居然与四川话完全一模一样；后来我还发现武汉话与川东话非常接近，这是我认识“桂柳话”是“西南官话”之始。 暂且撇开各种小方言，各种西南官话方言较各种北方官话更加统一，现代西南官话的代表是四川话，它与普通话所有单字音韵（辅音和元音）几乎完全一致，区别仅在“三声”与“四声”的颠倒。因此西南官话不仅与各种北方官话方言互懂，甚至更接近的普通话。在四川工作时我也听说民国初年有人提议以西南官话为国语，那不失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是中国人一般认同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历代国都大都在北方官话区，采取北方官话中最典雅的北京话为国语，或许更合乎历史与情理。 而你的问题的实质是，广东广西素称“两广/两粤”，但广西北部桂柳话非但与粤语不能互懂，反而与贵州四川的西南官话方言高度一致；而且还隔开湘语区与西南官话楚方言遥呼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答案说来话长。 “官话/雅言”是世界上不多见的大一统语言，因此它一定是发生于某一地方，而播至各地的。即如英语只发生于英伦一岛，却传至美加纽澳，乃至泛及世界。我猜测：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是“官话”发生和分化之地。襄樊方言与北方官话南阳方言基本一致，但又含楚方言成分。其后数千年中，两系官话在北方和西南取代了各阿尔泰语和其他弱小语言，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语言；而“一音多义”的语言须用图形文字表义，由此可以推定在甲骨文乃至更早的象形文字发生前“官话/雅言”就开始成型了。 我曾以“《尚书》和《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逸周书·王会解》中的通古斯女真民族”等篇文字，求证黄河流域的上古人类是后世北方民族的同类，并断言这些上古篇章都先以蒙古语流传，被记录下来的是它们的雅言译文。而楚地（包括南阳）是中原的一部分，又最接近长江以南的藏缅式（湘、赣、吴）方言区。因此，不难推断的“官话/雅言”是在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下，在阿尔泰语言的底蕴上发生的。 西南官话诸方言的音韵和声调高度统一，云贵方言应源自四川方言，后者则是楚方言的的延伸。但四川不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古文献关于其先民“巴人/蜀人”血缘和语言的暗示很少。但是，成都附近的“三星堆文化”的鸟图腾特征，四川地区多“氐/姜”等姓，川北羌族的萨满教习俗等迹象，表明“蜀人”具有使用阿尔泰语言的“氐羌/女真”民族的血缘成分，蜀人说西南官话是后来才形成的语言现象。 至于“氐羌”为什么是“女真”？其依据之一是，河西走廊“月氏”民族是其典型，它出走中亚又称“昭武九姓”，而突厥语数词“九/tughuz”正是突厥语民族泛称女真民族的“通古斯”。而“大月氏”今名“乌兹别克”，族名“月氏/乌兹”恰是女真次族名“兀者”。判定“氐羌即女真”，为求证云贵川三省先民是北方民族的同类提供了线索，而且还得到诸多反证。 若干西南少数民族的北方民族血缘，十几年前已为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和人类基因学家宿兵的实验证明；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又早已为此埋伏了文字线索。司马迁说云贵先民“夜郎、靡莫、邛都、滇”等部落“此皆魋结”，其中“夜郎最大”。司马迁又说川西部落：“自冄駹以东北，……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按：“冄駹”实即满蒙姓氏“纳蓝”，是蒙古语“太阳/那拉”之n化音）。 族名“魋结/ ju-ji”实即“女直”，族名“夜郎”又是女真另一次族名“挹娄”之ng化；而女真语萨满神歌之“白马/ yalu”也适为“挹娄”（宋和平著《满语萨满神歌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5），从音从义都表明西南夷之首“夜郎/白马”是为挹娄；西南夷名义上是以“氐/魋结”出现的女真民族，但也融合了其他血缘的北方民族部落（如“冄駹/纳蓝”）。云贵川三省的彝族，大理白族，迪庆藏族、丽江纳西、茂汶羌族，白马藏族，嘉戎藏族是它的后裔，但是，更大部分的西南夷已转化为使用西南官话的汉族。 关于西南夷的语言，我曾以“《后汉书·远夷歌》的蒙古语信息”一文求证岷山以西的“远夷”语言是蒙古语，其自称“偻让”实即“柔然/楼兰”。而《元史·地理志四·云南行省》有关于元代西南民族的详尽记载。本文仅引滇池周边“中庆路”部分文字，其中所列的城（部）之名皆耳熟能详的北方民族族名。其云： 晋宁州……领二县：呈贡（今昆明呈贡区），西临滇泽之滨，在路之南，州之北，其间相去六十里，有故城（部）曰呈贡，世为些莫强（悉万斤）宗邵蛮所居。元宪宗六年，立呈贡千户。至元十二年，割诏营（女真）、切龙（叱罗-n）、呈贡（准葛-n）、雌甸（契丹）、塔罗（沓卢）、和罗忽（乌洛侯）六城及乌纳山立呈贡县。……昆阳州，在滇池南，僰獹杂夷所居，有城曰巨桥，今为州治。阁罗凤叛唐，令曲旂（女直）蛮居之。段氏兴，隶善阐。元宪宗并罗瑀（陆和）等十二城，立巨桥万户。 上述部名“诏菅/曲旂”实为“女真/女直”之别写，别路地名“曲靖/巨津”更是“女真”无疑，而昭通地方汉代名“朱提/dju-tji”实际也是“女直/ju-ji”。实为“叱罗/契丹/乌洛侯”的部落则是蒙古语民族；而“塔罗/沓卢”又是匈牙利语的“突厥人/Torok”。因此，元代昆明地区人类仍呈北方诸族并存状态；而语言则可能与上古中原戎汉并存的现象相似，“官话”已经开始取代他们的阿尔泰祖语。 元代四川南部地区也见证了同样的事实，长江宜宾——泸州段以南的高县、庆符（今已并入高县）、长宁、兴文、珙县、筠连、叙永、古蔺等县，为云南昭通和贵州毕节、遵义地区三面环绕。对该地《元史·地理志三·四川行省》记曰： 叙州（今宜宾）路，古僰国……领……高州，古夜郎之境……均为西南羌族……。马湖路，古牂牁属地，汉唐以下名马湖部……领……戎州（今兴文县），本夜郎国西南蛮种，号大坝（兴文南）都掌，分族十有九。至元十三年，以咎顺为蛮夷部宣抚司。谴官招谕。十七年，本部官得兰纽来见，授以大坝都总管。上罗计长官司，领蛮地罗计、罗星，乃夜郎境，为西南种族……。宋设长宁军，……至元十三年……咎顺引本部夷酋得赖阿当归顺。……下罗计长官司……与叙州、长宁军相接，均为西南夷族，至元十三年，咎顺引本部夷酋得颜个诣行枢密院降，奏充下罗计千户所。……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领豕蛾夷地，在庆符向南抵定川，古夜郎之境……。 我以为，西南古族“僰国”、“牂牁”、“马湖”实即北方民族族名“仆固”、“准葛”、“靺鞨”；而“都掌”、“罗计”、“豕蛾”则是族名“达稽”、“如者”、“室韦”之音的微调。最有趣的是，三位归顺的夷酋“得兰纽”、“得赖阿当”、“得颜个”之号都与蒙古语有关，蒙古语“大海/dalai”可译“达赖/得赖”，n化则为“大良/得兰”。蒙古人册封“达赖喇嘛”意即 “大海喇嘛”，所以“得赖阿当”就是“大海阿当”（突厥语“父亲”为“阿塔”）；满蒙名号之“纽”又须读“丑/chu”(如是女真首姓“纽祜祿”方得为“丑祜祿/女觉罗”),于是“得兰丑”实同秦代官号“大良造”，意即“大海爵”。另一夷酋“得颜个”又与蒙古“达延汗”同号，“达延/得颜”应同《魏书·序纪》记载的鲜卑语“推寅……钻研之义”一字，作名号或有“英明/智慧”之义。 云南昆明地区和四川叙泸地区的现代居民，都是使用西南官话的汉族；但是他们祖先却是以“夜郎”著名的西南夷。事实上，西南夷未必都是沿横断山脉南下的“氐羌”民族；叙泸、毕节、遵义地区的古代居民更可能是直接渡江南下“蜀人”先民，因此“夷汉”并无血缘之实质异同，而仅在于使用“官话/雅言”的先后。 至此，广西“桂柳话”的由来头绪应该已经清楚，具有北方民族背景的西南夷在进入云南贵州地区后，又在某个时代从贵州进入广西桂柳地区。至于哪个具体的时代，以及那些桂柳先民当初说的是“夜郎话”，还是西南官话？我回答不了，还须另请高明。但是，从四川叙泸地区九百年前还是夷地的历史来看，桂柳地区的彻底汉化不会远过一千年；当然还不能排斥此前有过一个漫长的转型期。 汉语“楚方言”至少是在五千年前发生的，因此无疑是“官话/雅言”的一种“上古音”。然而，它翻越万水千山，历尽千秋万代，于一千年前才成为云南、贵州和广西北部主流语言；现代桂柳话居然与近只咫尺的广东话不相互懂，却与荆楚和巴蜀方言保持统一，这足以表明西南官话在传播过程中，沿途保留了稳定的语音状态，其“源头音”与“尾巴音”竟没有什么区别，这就与现代音韵学家们的“古今官话大大不同”的假设大相径庭。 二十世纪至今，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家的“汉藏缅语系”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未能历史地看问题，却以毕生精力去虚构以广东话为基准的若干“汉语上古音”系统，这些“粤式语音”系统再周到，也可能有若干合理内容和依据，但总的来说只能是全面的瞎猜乱矇，即便连大片广西话是官话的现象也解释不了。然而，最不可容忍的是：他们自己可以在船上自由刻字，却还不许别人下水求剑。如果我们继续照他们的意志或遗旨办事，中国的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有些专家学人说我是外行，我想我也入不了他们的行，我要想兴风作浪弄翻他们的百年老船，还要老当益壮不懈努力。最后，谢谢山野先生给我出了一个好题目，令我再写一篇颠覆性文章。在下还需敬请贵州社科院周成启，民族学语言学前辈刘凤翥、瞿爱堂等先生，和少年时在桂柳生活过的茅于轼先生，现在在桂林生活的黄塞阳学弟多予赐教。 朱学渊敬上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