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1958年批判軍內教條主義

【今聞楚青女士逝世，自然聯想起粟裕大將一生莫名的坎坷挫折。謹以此文問真相、求公道、澆塊壘、祭亡魂。過幾天是粟裕夫人楚青的告別。望廣為傳布這篇文字，為她一抒胸中鬱悶。】

中共建政，毛“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雖然執政黨表面不再設軍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代，裡邊裝點着幾位降將），軍權麼，依舊牢握在手——軍費當然是全民出。事實證明，也真沒人有過絲毫覬覦，包括在詭異的1958“反軍內教條主義”中，台上整人的和台下挨整的。

何謂具有中國那個年代特色的軍隊“教條主義”？1958年，彭德懷、黃克誠（以及鄧小平）一通義正詞顏的厲色，反的究竟是什麼？劉伯承粟裕他們，直到死去、甚至死後幾十年，才極為低調地、遮遮掩掩地獲得平反（報上登篇回憶文字）：怎麼就那麼十惡不赦？

劉伯承的長子劉太行說：劉伯承與李達、蕭克等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以“教條主義”痛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更處激化、且已公開化了。

李達、蕭克在鄧小平復出後，曾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對歷史事件給以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也能簽字。劉太行說：我爸爸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叮菩薩”，找錯了人！果然，李達的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後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要求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結果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李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有到此為止了。

事情發生在1958年春夏之交。中央特令的“軍委擴大會議”開了兩個月，彭德懷主持。人數從300多增加到1200。地點麼，三座門總參俱樂部已經容納不下，轉戰至懷仁堂。

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建政以來，這是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僅親自到會，還一次次台下布局台上講話——可見此事在他心頭的份量。而與本文相關之處，就是鄧小平所扮演的角色了。這角色，當時看來，“作為毛欽定的‘監軍’，鄧小平不僅全程參與了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而且態度頗為積極”；他自己晚年的招認則是：“當年我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辭。”時至今日，我們後世讀史人從中品出的，或許是：初踐決策頂層，實習生鄧小平得了高分。

這場大戲，直到今天，也沒見清晰論證。翻檢《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可是鄧氏鄭復位盤、擔綱“新時代意識形態標尺”的巨製喔——說到了1958年的“三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說到了“‘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說到了廬山會議後期全黨如何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而發生在同一年的、攪進了幾乎全部元帥、大將、上將的軍隊上層“整頓”，一個字沒有。

不則聲，是因為“無足道”，還是“不可說”？

越過史家們對會議紛紜無章的描述——沒法兒“有章”——現在已經知道的是，作為主持人彭德懷（包括前場吆喝的黃克誠），從頭到了，也沒弄清這齣大戲的外場噱頭與後台玄機，無論會議當場，還是到了後來他自己廬山挨轟、掛甲屯僻居、驅趕至大西南、再押解回京。林彪的角色也相當詭異：可以說成“躥升期”（1954-1962）的表演；也可說成“伴君如伴虎”的無奈——時至今日，誰能清晰理出毛酋將“黨”與“槍”玩弄於指掌的脈絡？

1996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志、王承光《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揭示出毛對彭位高權重、難於駕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而心存忌憚的開端。

如果從頭細說，怕是夠寫幾本書了，絕非本文可以容納。但鄧小平的一時遭貶、他返京之後與葉的聯手，以及隨後的疏遠、他個人聲威的維持、他89年的最後一擲與90年的鞠躬謝幕，無不與這回這“不可說”，重大串演相連。

這裡試一試從頭簡述——

大躍進，毛之心愛。軍人們，特別是有思想、有見解、具有職業化傾向的軍人，反應冷淡。期待着“喝彩與傾心擁戴”的毛有點失望：這節骨眼兒都不緊跟，談何忠心？如果再加上那陣子樁樁件件發生在鄰家的驚險：蘇共20大報告（鞭屍斯大林）、朱可夫事件（軍隊自行其事）、匈牙利事件（指揮官中立、軍隊倒戈）„„別怪聖上要示以顏色了。當然，“馬+秦”何等角色？他在等，等出手的時機和“話頭兒”（當前的流行語是“拿什麼說事兒”）„„。

和全國一樣，解放軍也曾（依照黨的教導與決策）“一邊倒”地全套照搬蘇聯：教材、教官、教學體系、作息制度（包括我們當小學生時候戴的貝雷帽）„„不識幾個大字的“揭竿而起”們，能一點氣沒有麼？到1956年，頂層對蘇聯有了別樣感覺，底下的牢騷當然也與時俱冒。總參、軍委派調查組前往，寫報告、發文章„„然後大家坐在一起開會，即載入史冊的“訓總四級幹部會”——這些，如果以正常的眼光看，都屬於日常工作中的切磋與摩擦。

但是，絕對不會寫入官家《年譜》或者《大事記》的，是參與者（以及謀劃者）私底下打的小盤算，包括毛本人最在行的“窺測時機以求一逞”。

先是他在南寧會議（58年1月）上發話：

在整風中，建議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此事由中央軍委發出指示和有關朱可夫錯誤的材料，吸取蘇聯的教訓。

吸取教訓！怎麼吸取？深入討論弄清情況（包括軍隊體系、黨在軍中角色、和平時期軍隊職志„„），還是通過整風敲敲中國的朱可夫？

初春，“訓總四級幹部會”在北京召開。蕭克他們兀自“貫徹黨中央的‘雙反’決定，開展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同時反（一個勁兒學蘇聯的）‘教條主義’；對全軍的訓練經費精打細算，把能節約的都節約下來„„”，還把一會兒說東、一會兒說西的副總長張宗遜叫回來“聽大家意見”——南寧會議（1月）上那段話，居然沒注意到。同樣沒有注意到的，還有正開着的那個為大躍進鼓勁、號召“攀比趕超”的成都會議（3月）。

在此局勢下，“秦+馬”再度就北京的將軍們發話：軍隊落後於形勢，落後於地方，須用整風的方式，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鄧當然緊跟：“軍隊高幹要整風，大鳴大放，恢復過去那種政治風格”。

成都會議風風火火地通過了40多個災難性文件，包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軍隊整風、整編”。

蕭克他們的會還在反“右傾保守和貪污浪費”。鄧小平發話，說總訓“方向不對、風氣不正、水平太低”；主觀上很願意緊跟老毛的彭德懷也發了些沒章法的脾氣（“反張宗遜就是反我”）。最後的結果：中央指示軍委運用整風的方法開擴大會議，讓高級幹部鳴放起來。

讀史人今天已經可以明辨，這不正是毛最愛玩的一手麼？可惜，在1958年的初春，別說蕭克、李達，就是黃克誠、彭德懷，甚至鄧小平，都還沒有完全摸清這手牌怎麼往下打。

面上的情節是：總訓的會還沒開完，成都會議的精神已到——總政派來了工作組，宣布“訓練總監部搞教條主義”。會，不要再開下去了，命蕭克出席即將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

此時已近五月底。

預備會之後，5月27日，欽點“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場。處於關鍵位置的總長粟裕被拎了出來。當然，會上給他戴的，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帽子——“教條主義”這棒子暫時還沒有重磅出台。

誰都知道，正派、本分、謙和、沉靜，足具資歷卻堅拒元帥銜的粟裕，最能打仗，最不爭功、最不搶位子。更為突出的，是偉大領袖對他的軍事才華由衷地欣賞。別的（比如“粟裕立了第一功”等等）說起來太長，僅舉毛1961年對蒙哥馬利元帥所說“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帶兵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淮海戰役就是他指揮的，他也是我們湖南人。”

粟裕被第一個提溜出來批，面上看是前一天“元帥會議”（軍隊整風“督軍”鄧小平主持）的決策。粟裕你不是牛麼，看元帥們如何聲色俱厲——縱觀古今中外軍史，有誰見過腥風血雨過來的戰將們，如此揣着自己的小情緒甘受撥弄——毛沒有出場，態度是“表示支持”。

這唱的是哪一出？

粟裕當然檢討不迭：主持總參工作之後的“三次擅權”云云。但這樣區區工作失誤，誰沒有？何況裡邊還夾雜了那一個個壓他一頭的大人物之間的齟齬。

瘟頭瘟腦批了一陣，正不知怎麼了局，毛收到彭轉來的一封致主席團的信，“對會議的開法不滿”，希望“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面的工作”。

哈，話引子不期而至。毛批示：

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反教條主義”的）問題。

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彭和黃跟進。5月30日，傳達毛對會議的指示：

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

依舊面上噱頭。底里呢——解決什麼問題？

毛主席終於現身：先後三次到會，在不同範圍發表講話——簡直就是一年後廬山會議的預演。當然裡邊誰是“你”，當由偉大領袖隨局勢而換：

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有許多同志批評我，管軍事管得很壞。

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也就是批評我。

依照屢戰屢勝的老章法，他先回顧歷史上“幾次教條主義”錯誤，繼而轉到眼下：

有這麼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或管理軍隊的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

點出之後，開始上綱：

我們軍隊有兩種傳統：有優良的傳統，有錯誤的傳統；有正確的傳統，有不正確的傳統；有馬克思主義的，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路線方面也是如此。和這些同志我們過去是有爭論的，現在都能夠團結一致了。個別同志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

話說到這個份上，他開始點名，翻出劉伯承曾經說過的、很讓他不爽的話。劉在某次曾說：“有些同志並不從現代軍事藝術的進度和我們現在實際環境來活用現代的戰術與戰略，硬把古時的《三國演義》無條件的當現代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的當現代戰略。”

接着酸酸地予以發揮了：

有人說要學我的軍事學，我是沒有什麼軍事學的。我有什麼軍事學？不過只寫過幾篇文章。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答覆中央蘇區那時候的爭論的。（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此與譚政還有一段牽扯，擇機另議——著者）因為慪了一肚子氣，人沒有氣是寫不出文章來的。

這就是說，軍內有人——不論他資歷多高、功勞多大——居然不把同樣是軍事家的“秦+馬”放在眼裡。到這裡，終於扣上了主題：

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具體情況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哪裡的呢？為什麼我們不能獨創？

林彪跟進：

我軍在政治上，如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一套。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講了。

關於軍事科學、戰略問題，我們有系統的一套。列寧死得早，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及搞，斯大林沒有系統的一套。……如戰術思想，我們有毛主席的，就不學他們的。

毛當場稱讚：“這樣好！”——這是29日的座談會。欽定為軍委擴大會議之核心。

到了此時，也即令眾戰將惶然懵然的核心會議之後約一周（6月7日），毛澤東專給鄧小平寫信說：

6、7兩月份，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彭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來干，多快好省。

什麼大事——點名還不夠，要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解決。

7月10日，劉伯承抱病到大會上作檢討。蕭克也如是。在愈斗愈猛氣氛下，蕭克、李達成了“反黨宗派集團”,“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

7月14日，粟裕在大會上第二次作檢討，把別人強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認了下來，才算基本過關。

最後，是彭德懷機械讀出的、嚇人套話連篇的《總結》：

在軍事訓練部門和某些院校中，極少數同志具有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他們一直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抗拒中央和軍委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嚴重地阻礙了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開展。其中，蕭克同志，不僅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而且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以他的面貌來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

錯誤的軍事路線產生的主要根源是：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在我軍內部的反映。

一場讓所有人驚愕不已的亂仗！毛——在鄧的輔佐和林的起鬨架秧子之下——到底要幹什麼？

如果我們後世讀史人從結局，即兩個月來高級軍官們胡亂傾軋之後的結局（即哪人上哪人下，誰從中獲得了什麼）來分析，或許得以琢磨一二：

最有見地而且敢做敢為的大校蔡鐵根慘遭“全擼”，文革中被槍決；

有思想、有承擔、不鑽營的上將蕭克被趕出軍隊（他主管的五大總部之一訓練總監撤銷）；

功勳彪炳但不干政、不攬權、跟誰都不拉拉扯扯的大將粟裕求去而不可得，閒置終生；

高資歷、低姿態，且最具職業軍人風格與素養的劉伯承從此成了擺設„„。

這些，都是台上搬演。搬演之後，留給中國的，就總體而言，則是掐掉了共和國軍隊正規化、現代化之苗頭——剛冒頭就掐，甚至並沒有冒但有可能冒就掐。

“正規化與現代化”，不是一直掛在嘴邊從沒丟過麼？說得不錯。但何謂——“規章制度、條列條令、守土保國”？這就是軍訓、軍事院校的宗旨麼？有誰考究過毛心目中的“正規化與現代化”——不惜國人掙扎於貧困，乃至上千萬地餓死，也要不計代價地追求的“正規化與現代化”？這就是：武器必須好、可以不計一切代價地最好。但執掌武器之人，對不起了，必須永遠並且時刻忠於黨：說得再具體點，就是忠於黨的領袖。

對此，鄧小平是不是100%同意？如果有折扣，打在哪裡？

中國的朱可夫——如果有，或者暫時潛伏着——這回開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