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农民思想家的理论震怒了毛泽东 ——纪念杨伟名(1922--1967.5.6)《当前形势怀感》50周年、罹难44周年 杨国选 1962年，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以三个农民党员(另二人为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合署名的文章《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文章收录在《陕西农业合作简史》)问世，毛泽东十分震怒，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一叶知秋”，给他做了阶级定性。今天，我们在《“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之际，来缅怀和纪念这位惊动了中央、震怒了毛泽东的一介平民，重温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纵观20世纪50、60、70年代党内和民间万言书，以思想水平衡量，《当前形势怀感》无疑是最具时代代表性和治国前瞻性的作品，它是治理“大跃进”给农村带来的、已经是急重难缓灾难的宏论与良策。 《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近万宇，共分13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後门”；九、市场管理，十、繁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十三、後记。 杨伟名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文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一叶知秋”说：“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一叶知秋”提出了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利伯维尔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为止。” 应该说，“一叶知秋”这一论述，是直接针对当时国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整顿、巩固、提高”八字方针。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当时经济的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如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他直言不讳地说，无须担忧国营经济出问题．“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一叶知秋”——杨伟名，这位基层干部此时提出的宏论，完全符合20年後邓小平提出的“放开搞活”。 杨伟名的论述，不是信口开河之後的结论，而是他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他在文中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後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可能走好呢？”“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十年、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杨伟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何等近似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应该说，杨伟名这些所有观察、判断和政策选择，都基于这一理论。 1958年的“大跃进”到1962年，显然，中国的领导人对国情的认识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实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当然，退应有度，时政府“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作者提出：“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原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像“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患了‘并发症’，而‘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後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遣返’，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现象统属于‘‘病之标’。”因此，他提出了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的利伯维尔场，用“价值法则”调整供需矛盾和刺激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和对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真正施行民主集中制。应该说这是杨伟名提出了自己、也是中国农民的政策主张。 杨伟名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地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既形象又尤为精彩。“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去’。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地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地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地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只有‘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只有这样，才更能不断地‘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源泉’，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 没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谈“民主集中制”？这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问题了。实际上，杨伟名的上论述，从实践到理论，都非常客观而沉着地批评了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置农民意志而不顾，置中国国情而不顾，制定方针政策严重脱离实际以至祸国殃民的现状，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遗憾的是，这剂“苦口良药”不仅没有人喝，反而给杨伟名带来了杀身之祸。 杨伟名将《当前形势怀感》送到县和地区，县以上各级党委收到三个中共党员署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後，开始曾给予积极的评价。1962年6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以《三个共产党员来信》的形式刊登了杨伟名等人的文章摘要；6月28日，中央宣传部的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7月，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又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称赞杨伟名爱学习，有一定文化水平。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中共西安市委和咸阳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後去信或接见杨伟名，认为“来信提到许多重要问题，均有研究价值”，中央西北局还打算调杨到西北局研究室工作。 中宣部的两期《宣教动态》，自然会送到中共中央高层，送到毛泽东的案上，毛泽东看後却震怒了。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他说“《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当然，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便为《当前形势怀感》做了阶级定性。 8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当前形势怀感》，送省委常委阅。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行署副专员杭尚增、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受命先後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个署名党员谈话，批评文章中有“错误观点”。 10月11日，19日，陕西省委先後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的更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分愤慨地给杨伟名等做了阶级定性，10月29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杨伟名从此便遭受批判，在被迫作检查，但他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这种唯实不唯上的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1962年12月1日，中共户县县委监察委员会鉴于杨伟名等三名党员“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经县委同意“党内不给纪律处分”。1963年1月，中共咸阳地委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先後同意户县县委监察委员会“不给纪律处分”的决定，但又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此後，杨、贾、赵三人均不再担任大队领导职务，杨回家参加生产劳动。 从此，一人之口，封万人之心，终酿悲剧。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造反派诬篾杨伟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杨无休止地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时刻关注天下大事的杨伟名明显少言寡语了，“他常很长时间一个人出神。”杨家生活还是不好过，可家庭气氛越来越好了。刘淑贞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小事上有时糊涂，大事上却从不糊涂；她反对杨伟名再写文章，“农民么，种好地就行了，招事惹是非干啥？”等到杨伟名成了批斗对象，她便是站在杨伟名这一边。 杨伟名正在迷茫、苦闷的时候，一个比他小20岁的年轻人闯入了他痛苦的精神世界。 这个年轻人叫刘景华，时为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在所谓的“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下属的“刘澜涛专案调查团”，他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认识了杨伟名。 1967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刘景华走进杨家慕名拜访杨伟名。 当时杨伟名一脸惊讶，他想不到西安会有这样的学生。那天晚上，刘景华没走，便和杨伟名一直谈到了天亮。很快杨伟名和刘景华确实都视对方为知己，成了忘年交。在随後的几个月，他们通过书信坦诚地交流了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中共中央文件，开头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阅’，是毛主席大，还是中共中央大？”“一个党没有章法，这个党怎么样领导它的成员？还怎么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也是人，他也是农民出身。”交流愈深，刘景华愈为杨伟名的思想所折服。终于，他挺身而出了。 一夜之间，刘景华在西安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表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一夜之间，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抄刘景华家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杨伟名的反动“信件”，认定“大鱼露头了”。 1968年5月，户县城内开始贴满揭批“杨、刘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当前形势怀感》作为“黑材料”再次广为人知，杨伟名连续几天被批，受到非人凌辱和毒打；今天又是西安来户县的学生造反派和户县的造反派联合，在县城西街城关公社大院联合召开批斗大会，要杨伟名交代“杨、刘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根本不让杨伟名解释，稍有回答不如意就是拳脚交加，遭受毒打，造反派公开说刘景华被判死刑，你不交代也只会死路一条。杨伟名深感自己将会大祸临头。 5月5日，杨伟名拖着疲惫的身体，冒雨从批斗会场回到家里。以前开批斗会回来，即使再累，他也总是说一说批斗会上的情况。那天他没有，晚饭也只吃了恨少一点。晚上，雨还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已经是下夜了，妻子刘淑贞烧好了热水，杨伟名、刘淑贞双双洗净了身体，双双换上了干净衣服，双双服毒自杀了„„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两个女儿迷迷糊糊听见父亲、母亲屋里传出了呻吟声，两个姐姐破门而入，屋里此时弥漫着浓烈的剧毒农药气味„„ 在那个风雨之夜，杨伟名和刘淑贞夫妻俩说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事可以肯定的，“杨、刘反革命集团”，确实骇人听闻，毒打迫害，他确实承受不起那不堪忍的受百般侮辱和折磨，只得出此了结人生之策，一了百了；他们夫妻俩双双洁身更衣之後，才离别本来应该属于他们享受的人世，无疑是让人们证明他们是清白的、高尚的。 杨伟名夫妇走了，没有遗言，更没有显眼的财产，只有留给儿子的一份账单：欠西街某某钱款多少，欠羌寨某某亲友粮食多少，曲抱村某某欠他包谷多少。叮咛弟弟，望念手足之情，照顾民民（儿子），如能让他学个木匠手艺，也好将来谋生。 5月7日，天下着大雨。杨伟名的弟弟在西安还不知情，儿子杨新民只得欠款180元，在贾生财和赵振离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从蓝田商人手里购买了两副枯木白板棺材，草草收葬了父母的遗体，装上牛拉的大车，天哭人哭，在一片哭声中，将父母的遗体掩埋在了远离县城的涝河西侧的高台地上。然而，一些人竟然打出“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大标语，更使人悲愤不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後，开始清理冤假错案，杨伟名案引起了各级关注。1979年6月1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发出《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为杨伟名洗清了罪名，恢复了名誉。新编《户县志》和《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都辑入了杨伟名等三个共产党员署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 1998年7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重新刊登了《当前形势怀感》，并配发了历史学家雷颐先生的文章《令人震撼的〈一叶知秋〉》，言：“文章理论水平之高，对当前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後令人震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叹止„„杨伟名作为‘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为了弘扬杨伟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2002年，户县成立杨伟名思想研究会，编印了《杨伟名文存》，省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论文，盛赞杨对我国城乡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远见卓识。 2002年7月，户县图书馆更名为杨伟名图书馆。 杨伟名生于1922年，陕西户县人。幼时读过三年私塾，後因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他生在户县涝河畔，死後也埋在涝河畔，1979年，这位敢于为户县乃至中国农民呐喊的杨伟名得到平反昭雪。然而，杨伟名在天之灵，也许不甚瞑目，他生前为世人世事所不容，死後求一抔黄土而不可得。他的坟墓也经被一家化学添加剂厂所覆盖，着实令人怅惘！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他似如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後酿出的一杯酒，似如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我们在杨伟名含冤逝去40周年之际纪念他，户县也大胆破除以往以钱势、权势、名势命名图书馆者有之的惯例，而用一介平民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县图书馆，以向世人备案，也许是杨伟名的价值正在为人们所认识，让杨伟名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