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张爱萍平生“四不畏”

袁方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开国上将张爱萍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将星璀璨照长空。张爱萍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功勋卓著自然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论战功，十大元帅、十大将不必说，就说57位开国上将，那一位不是献身革命，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绝大贡献！
　　张爱萍是四川达县人，1910年出生，2003年逝世，寿数93岁。他16岁加入共青团，18岁转入共产党，19岁参加红军，长征中任团政委，1944年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4月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论及建国后事业，张爱萍的贡献可以用“丰功伟绩”来形容。1954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自1959年9月，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1975年3月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1977年3月再次复出，历任国防科委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等职。1980年5月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1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11月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退居二线。
　　从以上简到不能再简的简历中，张爱萍的名字已经彪炳史册。然而，他的思想力量、行为影响和人格魅力，注定史册上的这个名字应该用大字写成。
　　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既是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又是桀骜不驯、擅长吟诗作赋的性情中人。正因为他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坚持己见的个性，从青年时代开始，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么，像张爱萍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就势必会被时代的潮流身不由己地推上政治的涛顶浪尖。
　　分析一下，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对张爱萍的评价，看似批评，实际透露出对在习以为常的异常环境中不同于环境的异常表现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肯定，所谓“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好犯上”者，必是不唯上者，不念私利而忠言直谏之士；“浑身是刺”，表明正直坦荡，敢于对错误，特别是上级领导的错误进行指正以至斗争；至于“惹不起”，更是一种无奈的肯定，一种认为对方的正确却又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不能表态肯定并采纳的妥协。这三句评价，立体地呈现出张爱萍的品质与性情，这在我国高层政治生活中是异乎寻常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1959年8月1日，张爱萍等人奉命乘飞机赶到庐山，第二天中央全会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8月5日，轮到张爱萍发言，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跟着风头诬陷彭德怀，只说些诸如彭德怀有时骂人、训人之类的话，只字不涉及什么“反党”之类的政治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情势下，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尤其值得上书的是，庐山会议结束后，一些与彭德怀同机来庐山赴会的大员们都像回避瘟疫一样，以种种借口不愿登上彭德怀返京的那架飞机，只有张爱萍毫无顾忌，坦荡从容地陪着彭德怀乘机回京。在飞机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怀寒暄，给因蒙冤而陷入孤独和痛苦的彭老总些许温暖。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会这个那个的么？张爱萍坦然回答：“彭德怀仍是我们的同志呀，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也是称他为同志么！”后来，陈毅元帅听说此事后赞叹道：“爱萍将军有翼德之风！”翼德是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的字，素以为人刚直不阿、坦率敢言著称。
　　几十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个问题经常尖锐地摆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即：在不同观点或不同政见的分歧中，是跟理还是跟人？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势？这个问题不知困扰过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为此栽了跟头。对此，张爱萍的态度很鲜明：“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胡耀邦对张爱萍这种跟理不跟人的态度，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张爱萍的次子张胜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如日中天，其“学毛著要立竿见影”之说风行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张爱萍就敢。他讥刺说：“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我可以走”
　　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文革的险恶形势，最能考验人的精神硬度。张爱萍在文革中堪称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斗张将军，抡起铁链要打，将军愤然举起板凳自卫，迫使对方敛手。将军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张胜从父亲从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这样的字迹：“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由于下笔用力极重，纸片被戳得满是窟窿。
　　造反派开大会批斗罗瑞卿，张爱萍在场陪斗。他回忆：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张爱萍投身革命，真诚地拥戴毛泽东主席，认定毛泽东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领袖。但张爱萍从不像一些老同志那样无条件地崇拜毛泽东。狱中的张爱萍打定主意：“如果党坚持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许多老同志做过许多“反思”和表白，文革中被委屈、被冤枉时，他们往往只能表示一种无条件的忠诚，寄希望于党能够相信自己，恢复自己的清白。即使党犯了错误，只要为我平反，给我职务，我仍然要鞠躬尽瘁，听党的话，跟党走。张爱萍绝然不同！如果党依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九大那个样子，对不起，我张爱萍可以离开！
　　九大之后，狱中的张爱萍再不写一个字的交代，再不写一个字的申辩和请求宽恕的文字，“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张爱萍的愿望是，如果能够活着出狱，他就带着全家到当年长征路上云贵边界一个叫关岭的山区去，开一个照相馆谋生，从此不再干那个所谓的“继续革命”！对此，其子张胜赞叹：“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林彪倒台，王震帮助了张爱萍的家人，将申诉信交给了周总理。王震策略地要求张爱萍的儿子为老子写个检查，“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周恩来批准张爱萍出狱治病，又于1972年11月解除监护。张胜说：“宣读了父亲被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72字的检讨”
　　1975年3月，经过叶剑英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披战袍，作为“还乡团”杀回了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几个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首领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这样的大事，总政是“酌处”不了的。于是，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召见张爱萍，传达主席批示，观察态度，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奉陪末座。会上，李先念问：“看完了？怎么样？”张爱萍：“不怎么样！”李先念：“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张爱萍：“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场面沉默。纪登奎发问：“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纪登奎气急败坏：“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又是沉默，又是问话，又是毫无顾忌地回击。张爱萍把自己的所思所得完全发泄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之中，毫无惧色，几位“奉旨钦差”被顶得都有些手足无措了。这时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大吼：“那是你！”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真是如入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张胜还记录了父亲对那几个人的评价：“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这位“右倾翻案风总后台”也许觉得，这是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张爱萍再次被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因为他已认定，错的不是他！别人好心替他写好检查，陈锡联觉得可以，请他签字，张爱萍死活就是不签。不过，他仍对陈锡联心存感激。张爱萍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受到叶剑英的打招呼保护。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7000多人联合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这时的批判大会毕竟比文革初期“文明”了不少，张爱萍可以站着面对麦克风发言。全场鸦雀无声，都想听听他怎么“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了72个字：“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心平气和，不卑不亢。读罢扭头就走，若无其事，拐杖戳地笃笃作响。全场惊愕，绝大多数人的心中顿时涌上一声赞叹——张爱萍，有种！细思之，“假如”一词别有深意。有亲历者后来言：“张爱萍将军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高士品格！”
“不识时务的张爱萍”

　　张爱萍晚年时，张胜和父亲谈到与邓小平的关系时问：“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不料张爱萍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
　　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极力为张爱萍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爱萍，没想到将军说道：“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爱萍当然领会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部队经商，弊端很大，已为历史所证明，但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般人却对此认识不足。张爱萍是坚决反对军队经商的。他曾用历史教训来说明军队经商是饮鸩止渴。他举出岳飞词《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一句论道：“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岳词《满江红》熟读者不知凡几，但有几人知晓和思考过其中隐含的军队经商的历史教训？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张爱萍曾说：“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张胜也说父亲“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张爱萍在一篇怀念彭德怀的文章中说：“彭总的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襟怀坦荡，疾恶如仇，上不畏权，下不凌弱，不为功利所驱，不为仕名所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为了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的人。他的一生不仅为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我们留下了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其实，这也是张爱萍本人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