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父亲——张春桥女儿访谈录(3/11)

（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

【问】：你初中在哪个学校上的？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初中我上的是五十一中学，也就是位育中学，在复兴路襄阳路那儿，离我幼儿园很近。初中时我是住在家里的。妈妈很忙，从党校回来後就去了市委办公厅，帮领导干部写文章，她很忙很忙，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与爸爸接触比较多，交流也很多。我们常常要谈谈各种话题。我会和父亲说学校的事，我觉得同学中有人不喜欢我，我想不通，我就问他：“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你？”他说那当然，他又对我说：“那你就从两个方面来检查嘛，一是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你就改正，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你也可以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告诉我，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後做人的标准，以後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尽量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那个时候爸爸教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後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的小礼堂经常放电影，放假过节或周末的时候都会放，所以，我电影看了许多，而且都不止看一遍。我也很喜欢读书，那时候看书特别多，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古典小说，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什么都爱看。我们家的书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就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赠书。中国的作品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还有一批俄国作家的书，《复活》、《苦难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还有美国小说，《嘉丽妹妹》、《珍尼姑娘》、《天才》，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我都看。我特别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例如《温泉》和《人生》，现在他的书还能让我思考，影响我，让我对人生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说起人生无常，莫泊桑写得太深刻了。当时我们家中也有所有的文学期刊，例如《人民文学》、《收获》等等，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读。

【问】：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雨、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後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後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15）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後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後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问】：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16）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17）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後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

【问】：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它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後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问】：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後，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

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後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18）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问】：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吧？你爸爸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你知道么？

【答】：文革开始时，我还在附中，高三，十八岁。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有一天，我们在看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同学突然对我大叫：“你看你看，有你爸，你爸!”我这才看到大字报上写着我爸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但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後来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王霖，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问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说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爸帮助搞样板戏，我是知道的。记得一次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借了一部留声机，还有黑色的唱片，在那里听。他说他自己得先搞清楚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唱腔。他还问我：“你懂吗？”我说我不懂。

我弹的钢琴是西洋的。还有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我亲眼看到陈丕显和我爸两人在院子里转呀转的，在说着什么，很神秘的，後来就批《海瑞罢官》了。（19）

【问】：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後，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年8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月18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著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月25日还是26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20）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21）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

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22）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後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後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後就汇报上去了。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後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後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月31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问】：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

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它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月31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注释】

（15）巴金原名李芾甘，青年时因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将二人译名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6）见张春桥1992年7月22日给二外孙的信。

（17）即《赞“南京路上好八连”》，後收入张春桥杂文选《龙华集》。

（18）杨西光，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