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父親——張春橋女兒訪談錄(5/11)

（五）文革中後期

“你千刀萬剮了，那我們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誰叫你是張春橋的女兒。”

【問】：你在北京四叔叔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後，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開始工作了？

【答】：複課鬧革命和我們是沒有太大關係的，因為我們已經畢業了。我們首先被派到港務局物資供應公司去勞動半年。我們去的是上港七區供應站，就在塘橋白蓮涇那裡。站長來挑學生的時候，知道我是張春橋的女兒，就把我給挑去了。站長跟我說過，因為他認為他們那裡的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碼頭上，他想看看張春橋的女兒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裡，每天會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輪大卡車上當搬運工，都是重體力活，運送碼頭上需要的水泥、黃沙、鋼筋、鋼板等物。做了半年，我就學會開卡車了，是跟着一位部隊裡復員回來的司機學習開的，車開得特別猛。我曾經在浦東大道開過三卡，還有一次不知道剎車，差點衝到黃浦江里。我們同班的同學，都分到不一樣的物資供應站，有的還是跟船跑黃浦江的。這段經歷，讓我更認識了上海。

這樣勞動了半年，然後就是正式分配工作。許世友曾經叫我去參軍，（29）我覺得我這個人是不適合到部隊去的。我自由主義比較嚴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從班長、排長管，會不買他們的帳。而且我是近視眼，萬一來個緊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參軍。而且，我大妹妹想參軍，南京軍區在徐匯區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慶施的二女兒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農村去，因為在附中時，我們曾去羅店農村勞動，（30）一待就是三個星期。高一時，爸爸媽媽曾安排我到工廠去勞動過一個月，裝收音機。簡單重複的勞動，讓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廠去上班。分配工作的時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媽也不管我們。我不想讓學校分配，因為我要離開同學，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電話找人找關係，我打電話給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儀表廠。這個廠與三線有合作任務，當時他們在貴州有個分廠，工人培訓三年滿師後就要派到貴州去工作的。

我想好，因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

【問】：為什麼一定要離開上海呢？

【答】：因為我覺得上海人都認識我，我走到哪裡都要被別人看成誰誰的女兒。我不想一直和家裡的人綁在一起。我要離開，要到一個別人都不知道我的地方去。所以，進工廠工作的時候，我就改名為李群，群眾的群，我要變成一個最普通的群眾。我當時還以為這樣就能隱姓埋名，別人就不會知道我爸爸是誰呢，多幼稚。我儘量低調，很克制自己，真是小心翼翼夾着尾巴做人，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從來沒有請過病假，從來沒有誤過工。孕婦是可以提早回家的，但我懷孕的時候，從來沒有提早回家過。就這樣，大家還是會瞪着眼睛看你，挑你的不是。在這個廠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問】：你在工廠里工作，對外面轟轟烈烈的政治事件應該還是關注的吧？

【答】：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學習的。學徒是可以住廠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廠里，不回家的。後來我同宿舍的女工結婚了，我就把宿舍讓給她和丈夫住，我自己每天回家住。我是好心幫她，但宿舍里的其它人都怪我讓女工宿舍里住了男的，那我索性把宿舍退了，結果我那個同屋的丈夫也沒有辦法進去住了，他們夫妻倆後來批鬥我的時候還特別起勁。

那時候爸爸經常在上海，我與他的接觸和交流也比較多。他住在興國路的時候，我有時星期六會過去住，他那時候每天半夜吃夜宵，我也就會起來，我們倆可以說會兒話，聊這個聊那個的。他和我是可以討論各種各樣的事情的。然後他會說：“好了好了，你去睡覺吧，我要開始工作了。”然後他開始寫東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般都是下午開始工作，到早上睡覺，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時間其實是跟着總理的，總理總是早上睡覺中午起床。而且我父親一直在報社工作，也習慣這種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沒有規律，把別人也都搞得稀里糊塗的。

但對他們權力上的那些事情，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裡，我們也都不看的。當然，偶爾會看到大標題。我記憶比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開始，具體怎麼回事我們也不知道的。後來回憶起來。我小妹妹在空四軍，她是被監視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參加三結合，從儀表廠借調過去的。和他們一起搞紅旗四號導彈的自動駕駛儀。參加科研活動，裡面是有軍代表的，就是空四軍的人，他找我談話，眼睛盯着我看，問我眼珠怎麼會是黃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徵。實際上是來認人，萬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後，我對爸爸說：“下次你們要有什麼事情，你得告訴我們一點，否則我們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我父親沒有說話。

【問】：你爸爸不和你們說這些事，是不是也是為了保護你們？

【答】：他們的紀律就是這樣，對子女是不應該說的。現在有的人，他們夫人孩子寫回憶錄，說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們什麼都知道，這應該是不可能的，要麼就是他們的丈夫父親當年違背了組織原則，告訴了他們不應該說的事。我真的是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現在也是從網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網上的說法也不一定是對的。

【問】：那個時候，你也該到談婚論嫁的時候了，爸爸媽媽有沒有什麼建議？

【答】：我們戀愛的事情，爸爸給我和我大妹妹寫過一封信，要我們自己決定，婚姻自由，家長不干預。他給我們的意見就是說最好找一個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我本來就不願意找幹部子弟。幹部子弟有一種親切感，兄弟姐妹之間的那種親切感，彼此都很了解，優點、缺點都很相似。我媽媽叫我找個工人，我說找工人那也是肯定不行的，文化程度太不一樣了，不會有共同語言。後來認識我愛人，他是醫生，有自己的專長，是很鑽研的一個人。但我和他之間也有許多地方是沒有辦法溝通的，當然，我是接受了這些，沒有辦法溝通就不溝通了。例如，他是不看小說的，一開始，我還想培養他的閱讀興趣，買《紅樓夢》之類的連環畫給他看，連環畫哦，哪知道他看三頁就睡着了。他是醫生，工作很累，哪有閒心看這種東西。他有他的業務。我與他說閱讀方面的東西，他一竅不通，那就不溝通了。他喜歡看我打毛線，給小孩子做衣服，覺得我看書是浪費時間。還有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上海男人。我聽相聲，他要看滑稽戲，越劇滬劇，所以我也培養了這方面的興趣。還有在飲食上，我們剛結婚時，家裡吃餃子，他真的不願意吃，還問我媽媽有沒有泡飯。

【問】：1973年“十大”時，你爸爸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又有與你媽媽離婚的事，他就不再回上海了，你去北京見過他嗎？

【答】：我到北京去過幾次，都是工作出差去的，從來沒有自己去過。我們儀表廠是為發射衛星提供儀表的，我常去北京出差。一般我都是住在工作的地方，星期天會去陪陪爸爸，或等工作結束同事離開後我再多呆兩天。關於中央的事，我爸爸是什麼都不講的，因為他有組織紀律。

有一件事情給我的記憶蠻深的。我的習慣是到哪裡都找書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裡發現了一本張國燾的回憶錄，這是不得了的，我對這本書太有興趣太想看了。（31）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邊附樓的標準客房裡。我當然不敢把書帶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時，我就把書留在房間裡的枕頭邊了。過了一個星期我回來，那本書沒有了。我到處找這本書，我父親一句都不講。我怕把書弄丟了，就問他有沒有看到那本書。他什麼都不說，一句話都沒有。一直到他快死的時候，他才告訴我：“總理派人把書收回去了。”我問他為什麼，他又沒話了。

我告訴他我還一直擔心是我把書弄丟了呢，讓我這麼多年有種負疚感。那本書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們內部出了幾本，也不知道是誰發下去了。後來總理發現，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後來拼命回憶，張國燾年輕時那麼有本事，那麼能幹，能說能寫的，我特別想知道最後那個密電到底有沒有。長征的時候，葉劍英說他截獲了個電報，說張國燾要對毛下手了，那個電報到底有沒有，我一直想知道張國燾自己對這個事情是怎麼說的。關於這件事，我還沒有看到答案呢，書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確切答案，當然有人說他根本沒有發過那份電報，包括李先念，都說沒有，這不又是葉劍英的事情了麼。（32）葉劍英類似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那時候我爸爸在北京，是很少出去的。他不願意到外面去，因為他說太勞民傷財，每次出個門就要動用很多人。政治局常委就是這樣的。有一次，警衛員叫我動員我爸爸出去走走，因為他整天就是關在裡面。我就和他說了，他同意到玉泉山去，去了之後，他對我說：“你看那個山頭上，都是警衛，我一動，就有這麼多的警衛。”我說我還想到盧溝橋去。他說：“你真想去啊？算了吧。”

【問】：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中國的政治版圖肯定是要有所改變的。你父親在後來的一封家信中說起他自己的身體情況時，談到他參加了三個老人的醫療組，是嗎？（33）

【答】：對，周總理、毛主席的醫療組是我爸爸負責的，還有一個是不是康生的醫療組，我記不清楚了。他們的治療過程，我爸爸都是特別盡心盡力的。

對周恩來，我和全中國老百姓一樣，是非常敬仰他，也是非常愛戴他的。真是這樣的。周恩來去世那天，我是到了廠里後才聽到這個消息的，我馬上騎着自行車返回家換了一條圍巾。我平時是圍着紅圍巾的，因為我騎自行車上下班，那條圍巾厚。所以，很多人說文革時期沒有人穿紅的，這是不對的。我回家，換了條藍底子黑條子的圍巾，那條圍巾很薄，我又拿了條白色尼龍的圍巾襯在裡面。在我們被抓之後，北京也來了一批人，說我們反總理，我說絕對不可能。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說我們反總理。他們硬說我們反總理，這倒讓我多想一點了。多年之後，我們原來的黨委書記來看我，告訴我，他們說我的罪狀之一是反總理，不參加追悼會。他還為我辯護，說有我參加追悼會的照片，還戴着藍圍巾，當時才剛剛開始有的彩色照片。

【問】：那時候批總理是怎麼回事？

【答】：當我聽說真的有批總理這件事時，也大吃一驚，我去問過我爸爸。他說，乒乓外交開啟了中美對話的大門，和美國人打交道了。基辛格來了之後好像要建立熱線，總理當時的處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擔憂。毛主席說：“在打的時候要防左，在談的時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說，打的時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談的時候，不能喪失警惕性，不能忘記“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說：“我黨歷史上這樣的教訓還少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就放棄自主權，一切聽蔣介石的，最終導致“四一二”大屠殺，血流成河。第二次國共合作，毛主席到重慶談判，劉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聽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說：“跟他(指總理)說了多少次了，他怎麼還犯這樣的錯誤呢？”這是我父親後來對我這麼說的，是他對毛主席的認識和理解。因為周總理在人民群眾中威信很高，他日理萬機，主持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為如此，總理的思想上稍有一點點偏差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毛主席太敏銳了，他自己年老病重，還這麼為國家命運擔憂，他這是對中國人高度負責啊。所以，毛主席讓開了個總理的批評會。（34）

其它情況我在網上看到一些，也問過一些知情人。有人還告訴我，是我爸爸讓對總理的批評早點結束的，他說總理身體不好，讓總理回去休息。這件事竟然演變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35）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正確理解毛主席，看清事情的本質，那在後來與國際資本大鱷的鬥爭中我們會更有底氣，頭腦也會更清醒，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更能得到保護了。

【問】：後來“四五事件”是怎麼發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後，我到北京去過一次，爸爸也給我看了許多別人寫的大字報等，當中有反對毛主席的，這點出乎意料，矛頭並不單單指向四人幫。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擊。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是鄧在後面主導“四五”的，連我父親都不知道。（36）我去北京時，毛主席已經講話了，整個事件已經翻過來了。所以這個事情就過掉了。（「其實，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場人民群眾的偉大抗議活動，雖然不是鄧小平直接指揮的，但是，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講，鄧小平都是當之無愧的“總後台”。」 -- 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

【問】：你爸爸後來做到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從政治仕途上，可以說是平步青雲，你不為他高興麼？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員，然後是政治局常委，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輕鬆，一點都沒有愉悅開心。因為他成了眾矢之的，有什麼好開心的。他自己也沒有什麼開心的。二月逆流時，那些老帥都像罵孫子一樣罵他，誰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罵毛主席，就都來罵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個樣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我對我爸爸說過：“毛主席硬要把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給你，就說明他對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說：“我去講話，誰聽啊？”當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後，他到軍隊裡去講話，他去做報告，他去找這個談，找那個談，但是沒有人照着他說的話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說他把手又伸到軍隊裡去了，有人就說要“斬斷魔爪”。

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奪政治局委員的權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感覺到了。毛主席與他們說的，你們奪權了，還一起拍了張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強調要“不怕頭落地”等五不怕。（37）

【問】：後來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處境蠻危險的？

【答】：爸爸也是蠻警惕的，例如他離開房間後再回來，杯子裡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換掉。他肯定在防着什麼，但他沒有說過究竟在防誰。我覺得他應該是在防汪東興。當然，許多事我也是後來在網上看到的，並不知道真假。九屆二中全會後，毛主席不願意換汪東興，說用慣他了。所以，事實也根本不是汪東興後來講的。我們同學後來問我：“誰的話最不可信？”我說肯定是汪東興，因為他燒了東西。

現在我看到材料，說鄧穎超、汪東興燒材料，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

但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時候他們沒燒。後來燒，那不是銷毀證據麼。

我父親曾對我說：“你看，我這個保險柜裡，都是空的。什麼文件來了，我看過，該我畫圈的，我畫圈，就拿走，我這裡什麼都不留的。”

他是隨時隨地準備被抓起來的。我們還討論到怎麼抓，他說：“很簡單，開個會就行了。他們叫我去開會，我不能不去。”後來他們果然就是這麼操作的，所以我一點都不吃驚。

【問】：你還記得被捕前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時的情況麼？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討論了一些問題。討論的問題包括工人階級隊伍的問題，還有中國以後會如何發展的問題。當時周恩來和朱德都已經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們討論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我還問他：“那麼你怎麼辦？”他說：“我怎麼辦，千刀萬剮呀。”我以為是他自己這麼說的，後來才知道是別人說要對他千刀萬剮，他是重複別人的話。他說：“再加一刀也無所謂的。毛主席本來就說過麼，共產黨員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離婚，不怕開除出黨，不怕掉腦袋，不怕坐牢，不怕罷官等等。他這麼說了，那我就追問他：“你千刀萬剮了，那我們怎麼辦？”他說：“我也不知道。誰叫你是張春橋的女兒。”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後來被抓，我一點都不吃驚，也不緊張，反而是一顆吊着的心放下來了。我的感覺就是“來了，真的來了。”很奇怪的感覺，但知道我們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

【問】：你們既然已經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了，那次見面，是否有一種告別的感覺？

【答】：是有一點告別的感覺，但不是很明顯。他說要看發展，他說也許到年底就會有結果。沒想到十月份就有結果了。

【注釋】

（29） 許世友，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30） 指上海市寶山區羅店鎮。

（31） 指張國燾《我的回憶》，於1971年至1974年連載於香港《明報月刊》，1974年結集出版。

（32） 關於密電的真偽，目前學界暫無定論。

（33） 見張春橋1987年2月15日給維維信。

（34） 根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34頁），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依據不可靠匯報，誤認為周恩來在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會談中說錯了話。當天，毛向周談了對此事的看法，提議政治局開會討論。當晚，周主持政治局會議傳達指示並介紹會談情況。次日，周兩次書面向毛報告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11月21日至12月初，政治局根據毛的意見，連續開會批周。

（35）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期間在天安門發生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

（36） “四五事件”後中央政治局將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鄧小平是該事件的總後台。

（37） 根據吳冷西回憶，“五不怕”是1957年毛澤東與自己談話時提出的，具體指的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參見吳冷西，《回憶領袖與戰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