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 劉心武 
王小波 
劉心武 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里，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 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 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 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家私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着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 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着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着，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着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着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着，我得仰頭跟他說話。 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着他，不客氣地說，覺得丑，而且丑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提及因為沒帶錢所以沒買下那本書，書裡其他幾篇都還沒來得及讀哩。說着我注意到他手裡一直拎着一個最簡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裡面正是一本《黃金時代》。我問：“是帶給我的嗎？”他就掏出來遞給我，我一翻：“怎麼，都不給我簽上名？”我找來筆遞過去，他也就在扉頁上給我簽了名。我拍着那書告訴他：“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 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 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一個“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樓下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 樓下不遠那個三星餐廳，我現在寫下它的字號，絕無代為廣告之嫌，因為它早已關張，但是這家小小的餐廳，卻會永遠嵌在我的人生記憶之中，也不光是因為和王小波在那裡喝過酒暢談過，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來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們在那裡小酌。 記得我和王小波頭一次到三星餐廳喝酒吃餐，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我們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眾化的牛欄山二鍋頭，還有若乾涼菜和熱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廚師最拿手的干燒魚，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 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並不共同的想法。 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卻非常堅韌。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兇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 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望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鍾，呀，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伙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 王小波喜歡有深度的交談。所謂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長時間思考而始終不能釋然的心結，陳述出來，聽取談伴那往往是“牛蹄子，兩瓣子”的歧見怪論，縱使到頭來未必得到啟發，也還是會因為心靈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記得我們兩個對酌時，談到宗教信仰的問題。我說到那時為止，我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很尊重，但無論哪一種，也都還沒有皈依的衝動。不過，相對而言，《聖經》是吸引人的，也許，基督教的感召力畢竟要大些？他就問我：“既然讀過《聖經》，那麼，你對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後，又分明復活的記載，能從心底里相信嗎？”我說：“願意相信，但到目前為止，還是不怎麼相信。”他就說：“這是許多中國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關鍵。一般中國人更相信輪迴，就是人死了，他會托生為別的，也許是某種動物，也許還是人，但即使托生為人，也還需要從嬰兒重新發育一遍——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嘛！”我說：“基督是主的兒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態。他死而復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來一遍。這樣的記載確實與中國傳統文化里所記載的生命現象差別很大。”我們就這樣饒有興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奧秘，自然也就涉及性。王小波夫人是性學專家，當時去英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銀河一起從事過對中國當下同性戀現象的調查研究，而且還出版了專着。 王小波編劇的《東宮•西宮》被導演張元拍成電影以後，在阿根廷的一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編劇獎。張元執導的處女作《北京雜種》，我從編劇唐大年那裡得到錄像帶，看了以後很興奮，寫了一篇《你只能面對》的評論，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讀書》由沈昌文主編，他把那篇文章作為頭題刊出，產生了一定影響。 張元對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東宮•西宮》以後，有一天就請我到他家去，給我放由膠片翻轉的錄像帶看。那時候我已經聯繫上了王小波，見到王小波，自然要毫無保留地對《東宮•西宮》褒貶一番。 我問王小波自己是否有過同性戀經驗？他說沒有。我就說，作家寫作，當然可以寫自己並無實踐經驗的生活，藝術想象與概念出發的區別，我以為在於“無痕”與“有痕”，可惜的是，《東宮•西宮》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為甜”的心理，用了一個“笨”辦法，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電影語言，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與京劇《女起解》裡蘇三帶枷趲行的鏡頭交叉重疊，這就“痕跡過明”了！ 其實這樣的拍法可能張元的意志體現得更多，王小波卻微笑着聽取我的批評，不辯一詞。出演《東宮•西宮》男一號的演員是真的同性戀者，拍完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駐華使館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歌德堡同居了，他有真實的生命體驗，難怪表演得那麼自然“無痕”。 說起這事，我和王小波都祝福他們安享互愛的安寧。王小波留學美國時，在匹茲堡大學從學於許倬雲教授，攻碩士學位，他說他對許導師十分佩服，許教授有殘疾，雙手畸形，王小波比劃給我看，說許導師精神上的健美給予了他寶貴的滋養。 王小波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但是到頭來他毅然辭去教職，選擇了自由寫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稱為“業餘作者”，不禁啞然失笑。難道所有不在作家協會編制里的寫作者就都該稱為“業餘作者”嗎？其實我見到王小波時，他是一個真正的專業作家。他別的事基本上全不干，就是熱衷於寫作。 他跟我說起正想進行跟《黃金時代》迥異的文本實驗，講了關於《紅拂夜奔》和《萬壽寺》的寫作心得，聽來似乎十分地“脫離現實”，但我理解，那其實是他心靈對現實的特殊解讀。他強調文學應該是有趣的，理性應該寓於漫不經心的“童言”里。 那時候王小波發表作品已經不甚困難，但靠寫作生存，顯然仍會拮据。我說反正你有李銀河為後盾，他說他也還有別的謀生手段，他有開載重車的駕照，必要的時候他可以上路掙錢。 1997年初春，大約下午兩點，我照例打電話約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他回答說：“不行了，中午老同學聚會，喝高了，現在頭還在疼，晚上沒法跟你喝了。”我沒大在意，囑咐了一句：“你還是注意別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約一周以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很生，稱是“王小波的哥兒們”，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應是：“玩笑可不能這樣開呀！” 但那竟是事實。李銀河去英國後，王小波一個人獨居。他去世那夜，有鄰居聽見他在屋裡大喊了一聲。總之，當人們打開他的房門以後，發現他已經僵硬。醫學鑑定他是猝死於心肌梗塞。王小波也是“大院裡的孩子”，他是在教育部的宿舍大院裡長大的，大院裡的同齡人即使後來各奔西東，也始終保持着聯繫。為他操辦後事的大院“哥兒們”發現，在王小波電話機旁遺留下的號碼本里，記錄着我的名字和號碼，所以他們打來電話：“沒想到小波跟您走得這麼近。” 驟然失去王小波這樣一個“談伴”，我的悲痛難以用語言表達。生前，王小波只相當於五塔寺，冷寂無聲。死後，他卻仿佛成了碧雲寺，熱鬧非凡。 甚至還出現了關於他為什麼生前被冷落的問責浪潮。幾年後，一位熟人特意給我發來“伊妹兒”，讓我看附件中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提到我，摘錄如下： 王小波將會和魯迅一樣地影響幾代人，並且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王小波在相對說來落寞的情況下死去。死去之後被媒體和讀者所認可。他本來在生前早就應該達到這樣的高度，但由於評論家的缺席，讓他那幾年幾乎被湮沒。看來我們真不應該隨便否定這冷漠的商業社會，更不應該隨便蔑視媒體記者們，金錢有時比評論家更有人性，更懂得文學的值……為什麼要這樣？我們沒有權利去批評王蒙劉心武（兩人都在王小波死後為他寫過文章）……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發表評論，而是創作…… 這篇署名九丹、阿伯的文章標題是《卑微的王小波》，文章在我引錄的段落之後點名舉例責備了官方與學院的評論家。這當然是研究王小波的可資參考的材料之一。不知九丹、阿伯在王小波生前與其交往的程度如何，但他們想象中的我只會在王小波死後寫文章（似有“湊熱鬧”之嫌），雖放棄了對王蒙和我的批評，而把扳子打往職業評論家屁股，卻引得我不能不說幾句感想。 王小波“卑微”？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觸（應該說具有一定深度，這大概遠超出九丹、阿伯的想象），我的印象是，他一點也不卑微。他不謙卑，也不謙虛，當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個內向的，平和的，對自己平等，對他人也平等的，靈魂豐富多彩的，特立獨行的寫作者。他之所以應邀參加一些文學雜誌編輯部召集的討論會，微笑着默默坐在一隅，並不是謙卑地期待着官方評論家或學院專家的“首肯”，那只不過是他參與社會、體味人生百態的方式之一。他對商業社會的看法從不用憤激、反諷的聲調表述，在我們交談中涉及這個話題時，他以幽默的角度表達出對歷史進程的“看穿”，常令我有醍醐灌頂的快感。 王小波偉大（九丹、阿伯的文章里這樣說）？是又一個魯迅？其作品是“中國文化的經典”？的確，我不是評論家，對此無法置喙。慶幸的是，當我想認識王小波時，我沒有意識到他“偉大”而且是“魯迅”，倘若那時候有“不缺席的評論家”那樣宣諭了，我是一定不會轉着圈打聽他的電話號碼的。 面對着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寫生，那銀杏樹里仿佛浮現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輕輕召喚：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王小波喜歡蕭伯納，不怎麼喜歡魯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