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歷史書與歷史是非判斷標準 黎陽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歷史書卻是文人寫的。歷史事實如何是一回事，文人在歷史書裡寫的“歷史事實”如何則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僅可以不一致，而且可以完全相反。 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領教了這一點——因為有親身經歷，所以我確切地知道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是今日“公知”描述的那樣簡直就是人間地獄、整天人整人、人斗人、斗得鮮血淋漓朝不保夕。起碼那時不是家家防盜門、處處見詐騙、食品藥品到處假冒偽劣、越是熟人越“殺熟”、越是親友越算計、救死扶傷還得提防恩將仇報反咬一口訛上自己。那時人和人的關係普遍相當正，很講原則。六十年代初我們下鄉幫秋收時生產隊長安排我們訪問老農民，沒想到被訪問的老農民當我們的面把生產隊長一痛臭罵，說他哪哪做得不對，曾多吃多占等等，毫無顧忌，看得我們這些中學生目瞪口呆——如果幹部一貫專橫跋扈打擊報復，老百姓敢這樣嗎？幹部敢安排我們去訪問這樣的群眾嗎？參加工作之後這種事見得更多了——起碼那時的財會人員普遍敢講財經紀律，不合規定不給報銷就不給報銷，往往連領導也不行，六親不認照樣頂。那時一個飯店廚師就敢公開批評商業部長違規公款吃喝，還被登上了人民日報頭條（要是現在還得了？飯碗早沒了。那時幹部搞打擊報復的當然有，但能做到的只是“穿小鞋”、“提級時卡你”，想隨隨便便打碎小百姓的飯碗一般沒門）。我處過的單位當年都不興拍領導馬屁，更不用說阿萸逢迎成風了。我自己就曾為公事直接頂撞過領導，之後不但沒遭打擊報復，跟老領導的關係反而更親密融洽了。當時的幹群關係官民關係由此可見一斑。那時出差辦事，只要是公對公、手續全、理由足就基本能辦成，無須請客送禮，更不用說行賄受賄了。即使政治運動，從最高層下來的一貫原則也總是“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熱加工、冷處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落實政策”、“給出路”。而中下層普遍流行的說法是：“批判你是愛護你，是怕你犯更大的錯誤，是為了保護你，是為了用你！”——什麼“殺功臣”、“過河拆橋”、“爭權奪利”、“熱衷整人”，淨是今日文人“公知”從玩弄權術的陰暗心理角度出發的歪曲誣衊挑撥離間。 等看過“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和李曉鵬的“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我才明白：敢情不僅當代文人“公知”筆下的歷史充滿顛倒黑白信口開河歪曲捏造胡說八道，而且明朝文士筆下的歷史也同樣如此： ——比如所謂“朱元璋大搞文字獄”——“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被說成“‘生’者僧也”、“‘光’者禿子也”、“‘則’者賊也”、“金盤有幸來殊域”的“‘殊’者歹朱也”——牽強附會硬加上罪名然後殺掉等幾個明初著名“文字獄”故事全都是朱元璋死後多少年後的野史編出來的。所謂“朱元璋用蒸鵝殺功臣徐達”也是徐達死後一百多年才由野史編出來的。所有這些全是“官方正史和檔案里沒有、當時的野史、筆記也沒有、幾百年後的野史傳說才出現”、全部都被現代嚴格科學考證為假，歷史上卻一直流傳極廣、被普遍信以為真。 ——又比如所謂朱元璋是“暴君”——怎麼算“暴君”？按李曉鵬的說法，暴君總是同時干三件橫徵暴斂勞民傷財的大事：大規模對外戰爭、大規模公共工程、大規模修建宮殿建築，同時窮奢極欲逼得老百姓人民活不下去。而朱元璋呢？這三件大事一件都沒有干：建國後沒搞大規模對外戰爭，沒搞什麼大工程，沒大興土木大修宮殿，個人生活也相對比較簡樸。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朱元璋並不殘暴：對老百姓很寬厚，稅收很低——農業稅和商業稅都是三十稅一，為歷朝歷代最低。朱元璋還特別規定對於農業生產工具和人民日常婚喪嫁娶需要使用的布料、舟車等物品一律免稅；對書籍的印刷和銷售也完全免稅。不僅如此，朱元璋幾十年如一日每天瘋狂工作，從不沉湎於個人享樂，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農業稅率和最嚴厲的反腐敗法令，不遺餘力除豪強、建軍屯、丈田畝、修水利、大規模組織賑災……總之建立一個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所必需的事他一樣也不漏，一樣也不放鬆。 朱元璋孜孜不倦的治國成效到幾十年後的朱棣時代才充分顯現出來——根據李曉鵬的“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給出的資料：出兵甘肅青海：自唐朝以漢民族王朝再次控制西域地區；接管西藏：漢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統治西藏；出兵雲南：歷史上第一次把雲南全境納入中國版圖；出征蒙古，幾次出征全部獲勝，每次都是幾十萬大軍、軍糧供應源源不斷；出兵越南：把越南北部地區正式納入版圖„„還有：鄭和幾下西洋、遷都北京、修建北京城、大規模修繕長城、重新疏通大運河、編成《永樂大典》……明朝之前任何一個朝代要想同時做這麼多事，幾乎一定會耗盡國力民不聊生而崩潰。但朱棣時代不僅把這些事都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非常強盛的勢頭，民間依然非常富裕，沒有爆發任何值得一提的農民起義。朱棣時代的明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一個無論在海洋還是在陸地上都擁有無可爭議的霸權的時代，超過了唐朝和漢朝。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朱元璋的功勞——沒有朱元璋拼死拼活幾十年如一日精厲圖治打下的底子，朱棣再能幹又能有多大作為？中國怎麼可能在短短幾十年就從元末的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一躍變成朱棣時代的無比輝煌？ 同樣，毛澤東孜孜不倦的治國成效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才充分顯現出來——航空、航天、航母、高鐵、量子通訊、高超音速航天飛行器、“北斗”、“神舟”、“嫦娥”、“天宮”、“蛟龍”、“航母殺手”、“××快遞”、南海造島、青藏鐵路、大國重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海軍軍艦下餃子”……所有這一切都離不開毛澤東的功勞——建立新中國、一統大陸、打破雅爾塔協議的格局、收復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自衛反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勤儉建國、“革命加拼命”、“只爭朝夕”、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舉國大規模興修水利、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移風易俗、愛國衛生運動、“婦女能頂半邊天”、“兩彈一星”、通過變美蘇兩極政治為中美蘇三角政治而突破美蘇包圍、改變冷戰格局、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沒有毛澤東拼死拼活幾十年如一日精厲圖治打下的底子，中國怎麼可能避免被兩個超級大國一分為二甚至四分五裂戰亂不休的命運、獲得迄今為止已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怎麼可能頂得住兩個超級大國的前後夾攻？怎麼可能衝破重重封鎖包圍、在短短二十幾年就從把一個文盲充斥、愚昧落後、一盤散沙、一窮二白的農業古國變成具有門類齊全的工業化基礎的正在崛起的強大國家？ 如果從國家和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那就會毫不猶豫對如此治國成就予以肯定——國家是分裂戰亂、任人宰割好還是統一和平、無人敢犯好？老百姓是“亂世人命不如狗”、“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好還是“天下太平、人命關天”好？對於這種“戰”與“亂”、“生”與“死”的區別，有點常識就能掂量出來，用不着有很高深的學問。 但無論明朝之文士還是今日之“公知”筆下的歷史都恰恰相反：朱元璋是暴君，毛澤東是暴君，出身卑賤心理陰暗，窮凶極惡卑鄙無恥，不學無術只懂權術，不會建設只會破壞，整天什麼好事也不干，光知道幹壞事，“以殺人為樂趣、性如蛇蠍”，給中國帶來的只有災難…… 這其實很好理解。“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朱元璋和毛澤東都雷厲風行反貪官、雷厲風行禁止權貴違法亂紀欺負百姓，都得罪了文武權貴，當然都要被他們恨之入骨，都被口誅筆伐逮機會就造謠誣衊。在這點上明朝之文士與今日之“公知”完全一脈相承，前赴後繼——明朝之文士精心製造出“文人永遠正確、皇帝永遠錯誤、文人總是弱者、總是奮不顧身對抗強大的邪惡勢力、即使有錯也是出於公心”的輿論環境，以罵皇帝為榮，罵得越邪乎越好，巴不得因胡說八道無中生有而挨打挨罰。只要因罵皇帝而挨打挨罰馬上被吹捧成英雄、名利雙收。今日之“公知”精心製造出“‘公知’永遠正確、毛澤東共產黨永遠錯誤、‘公知’總是弱者、總是奮不顧身對抗強大的邪惡勢力、即使有錯也是出於公心”的輿論環境，以罵毛澤東共產黨為榮，罵得越邪乎越好，巴不得因胡說八道無中生有而受懲罰。只要因罵毛澤東共產黨而受懲罰馬上被吹捧成英雄、名利雙收——茅于軾毫無根據聲稱毛澤東“強姦過不計其數的婦女”，而且跟身邊很多女性有“肌膚之親”。馬上轟動網絡，第二年就被美國人授予“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後來又被英國人評為世界頂級思想家；袁騰飛污衊毛澤東，又上中央電視台又出書；劉曉波鬧“三百年殖民地”，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夏業良被解僱，馬上成了舉世矚目的“著名學者”…… 不光明朝之文士，從古到今一切文人無不如此：誰得罪他們，他們就罵誰，無孔不入無止無休，幾千年如一日沒完沒了——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但因焚書坑儒得罪了文人，於是被罵了幾千年，大政方針不消說，連長相聲音到家庭出身都不放過：來歷不明的野雜種、“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連他媽勾搭的小白臉嫪毐的生殖器尺寸都堂而皇之上了《史記》，語言之污穢下流和市井街頭的潑婦罵街其實也沒太大區別。曹操統一了中國北方，但因殺孔融、楊修得罪了文人，於是不但被罵了上千年，還創造出個廣泛流傳的奸臣藝術形象——“白臉曹操”。雍正整飭吏治得罪了文人，於是被罵成“皇位來路不正”、“篡改遺詔”、“殺兄屠弟”、“過河拆橋殺功臣”、“文字獄”、“陰險狡猾兇狠殘暴”、“嗜殺”、“血滴子”、“不得好死被呂四娘砍了腦袋”……看看這些就能知道朱元璋和毛澤東挨罵決非偶然：這是一條鐵規律——“誰得罪了文人，誰在文人筆下就決好不了。” 如果優待文人、給文人特權呢？那在文人筆下的形象就好得不得了——劉備“三顧茅廬”，於是被千古文人一致吹捧成代表正統、代表仁義道德形象的“劉皇叔”、“先帝”，而絕不像罵朱元璋那樣罵他是出身卑賤賣草鞋的小販、是搶奪“同室宗親”地盤的偽君子，等等。李世民優待文人、“從善如流”，於是連最講“正統”的文人筆下也從不罵他篡奪皇位殺兄逼父，而只讚揚“貞觀之治”。趙匡胤決策“不殺文官”、對文人高官厚祿格外優待，於是從古代的儒家理學家到今天的“公知”都從不罵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叛逆篡位來路不正，而是異口同聲高唱讚歌，還把宋朝這個連屬於中華帝國核心區域、春秋時代起就是中國一部分的燕雲十六州都沒有收回來、嚴格講不能算是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王朝捧上了天：“如夢如幻的大宋王朝”、“中國最爭光的朝代”、“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外國婦女前來‘借種’：宋朝無比誘惑力”、“宋朝小資的幸福日子”、“東京小資的一天：宋朝的下館子”、“改變今日世界的王朝——宋”、“被‘主流’專家們詬病為‘軍事軟弱’的宋朝，對外戰爭的勝率超過了70%”、“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並非統治者不願收復故土，而是因為民間反對的聲音太大，民間之所以反對是因為擔心收復故土後宋廷會增加江南地區的稅收來扶植已被女真人嚴重破壞的收復區”、“南宋是蒙古征服史中最強勁的對手”„„民國的“公知”有特權，於是內憂外患戰亂不休任人宰割喪權辱國不斷的民國在“公知”筆下就成了天堂神話世界：“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讀書人精神和肉體，無比舒泰，創造力陡然增加”、“不僅讓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來”、“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無論人壞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樣的”、“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有故事，有個性的時代”（人大張鳴）、“民國范兒”…… 看看這些就能知道另一條鐵規律——“誰給文人特權，誰在文人筆下就好得不得了。” 由此可見不管古代之文士還是今日之“公知”判斷是非的標準都既不是國家利益也不是百姓利益，而是自己的私利——有利於文人私利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絕對的好，好得沒屁眼；不利於文人私利的就是壞、就是壞、就是壞，絕對的壞，壞得胎里爛。如果對文人寫的東西不假思索照單全收，最基本的常識都會顛倒，比如會以為亂世比治世好、有隨便殺人的自由比沒有隨便殺人的自由好——“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人大張鳴）、“認為無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亂的觀點，忽略了這種無政府包含着相當的經濟自由的事實”、“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經濟自由，哪怕是產生於各武裝勢力忙於爭權奪利而無暇顧及民間的隙縫，也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政府不幹什麼比幹什麼更重要。”“當各武裝派別為了保存地盤而對經濟無暇管制時，索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國家還不普遍的經濟自由，也算不幸之幸。”（《南方周末》：“索馬里：民眾生活不太壞”） 知道文人筆下罵與捧的這兩個鐵規律，就能明白一個道理：了解歷史和歷史規律決不能靠簡單地看歷史書，尤其是文人大力推銷的歷史書——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歷史書卻是文人寫的。歷史事實如何是一回事，文人在歷史書裡寫的“歷史事實”如何則是另外一回事。文人寫歷史從來不按歷史事實如何來寫，而是按自己的利益需要如何來寫——人家從來就不承認寫歷史必須實事求是，從孔夫子起就搞“春秋筆法”、“隱惡揚善”，今天的“公知”更是徹底肆無忌憚什麼遮羞布都不要，寫歷史簡直變成了公然造謠：“抗日共軍殺敵851人”、“座山雕原來竟是抗日英雄”、“地雷戰沒有炸死一個鬼子”、“國民黨的真抗日和中共的假抗日”、“共產黨在南泥灣種鴉片”、“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狼牙山五壯士造假”、“民國時期半數鐵路工人家庭財產超過3輛寶馬”、“貼標籤無助於真正了解汪精衛”、“鴉片戰爭的起因不是英國為了傾銷鴉片而是中國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火燒圓明園是中國咎由自取”……到後來乾脆理直氣壯為“造謠”正起名來了：“打左燈向右拐”、“善意的謊言”、“謠言倒逼真相”、“謠言是存於人心深處的真相”、“它不是事實，但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比真理更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眾深信不疑”、“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謠言沒有真假之分，因為是未經證實的信息；謠言是個中性詞，不是負面詞”、“謠言是革命最大的動員者”…… “文人只按自己的利益需要寫歷史書”、“文人寫的歷史書只收集符合文人利益需要的東西”、“誰得罪了文人，誰在文人筆下就決好不了”、“誰給文人特權，誰在文人筆下就好得不得了”等客觀規律決定：要了解歷史就得先確定判斷歷史是非的標準——從國家和絕大多數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看歷史，還是從文人“公知”的私利角度看問題、看歷史。如果是為了文人“公知”的私利而了解歷史，那文人寫的歷史書說什麼就是什麼，照單全收就是。如果是為了國家和絕大多數的利益而了解歷史，那就得明白一條：從文人寫的歷史書了解歷史跟從詐騙犯嘴裡掏真相差不多，決不能人家的書上說什麼就信什麼，一切得自己調查分析判斷。這說白了就如同破案——越是表面上似乎一目了然的結論或線索往往越是罪犯精心安排布的局，為的就是把你引入歧途，讓你不知不覺得出他們需要你得出的結論——歷史是文人“精英”創造的，文人“精英”是真正的英雄，國家必須由文人“精英”治理，重用文人“精英”治國國家必好，國家出問題必因沒重用文人“精英”……只要從文人“精英”寫的歷史書中得出這個文人“精英”需要的結論，就必定堅持由文人“精英”治國的文人官僚體制。而文人官僚體制是中國千年動亂之源——只要堅持文人官僚體制，中國走向動亂就不可避免，重新墜入“以武得天下，以文亂天下，亂了再治，治了又亂”的千年死循環就不可避免。然而如今的國際環境決定中國再亂必有大難。因此在今天再堅持文人官僚體制必導致中國極大災難甚至滅亡。 刑事偵察中要破案就決不能輕信表面，必須仔細調查、認真考證、多方比較、相互對質、嚴格分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偽存真、濾掉謊言，查出真相，透過現象看本質。 要從國家和絕大多數的利益角度出發了解歷史真相、掌握歷史規律就同樣決不能輕信文人寫的歷史書給出的表面現象，同樣必須仔細調查、認真考證、多方比較、相互對質、嚴格分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偽存真、濾掉謊言，查出真相，透過現象看本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