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怨氣從哪兒來？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于軾

中國據說是已經崛起。這並不是空穴來風，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經濟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中可說是首屈一指的。中國徹底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窮困和飢餓，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東亞病夫。在世界歷史中很少有這樣的大國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變化得這樣快的。特別是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獨裁統治，變成了全面開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國家。和世界上不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羨慕的。和俄國，日本，東歐，拉美比，更不用說和非洲國家比，我們都比他們強。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進步上，在國際地位的上升上，誰也比不上我們。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很好了，已經是先進國家了，我是說，我們進步的速度確實是叫人瞠目結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可是同樣叫人喪氣的是，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社會的矛盾也特別多。百姓在互相交談中，在網上的評論中，很少有人感到滿意，倒是牢騷特別多，似乎中國社會很快就要崩潰。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氣大，動不動就想打架。政府的領導人大概也有同樣的感覺，很怕社會不穩，把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每逢國家有慶典，比如十一閱兵，奧運開幕，人大開會，北京就成了警察國家，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連老太太都動員出來巡邏，商店裡連菜刀都不許隨便賣。這使我們想起在中學讀歷史時，異族統治的元朝有過類似的規定。政府這樣的恐懼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獨一無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氣又這麼大。到底是什麼原因？外國人對此覺得無法解釋。我們自己也說不大清。

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貧富差距造成民怨。這不能說沒有根據。貧富差距到處可見，而且給人的眼球和神經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劇是和經濟成長同時發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結果。收入的不平感隨着經濟增長而加劇，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滿也同樣在加強。當前全國上下都注意如何緩解貧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緩解民怨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觀地比較一下，這個結論經不起檢驗。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發怨氣，但是也未必，這同時取決於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樣是中國人，文化傳統是一樣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幾萬人出出進進。香港的基尼係數比大陸還高，2002年時是0.45，現在上升到了0.5。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是0.45，分配比香港還更公平一些。大陸相對較高的基尼係數主要是城鄉差別造成的，僅僅看城市或僅僅看農村，各自的基尼係數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來，不平等就特別大了。香港沒有農村，它是一個城市地區，不存在城鄉差別，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鄉差別的大陸還要大。香港的面積又非常小，沒有地區間的差別。不像在大陸，東西之間自然條件非常不同。這說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為的。而大陸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係數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離很近的人之間收入的差別這樣大，比起遠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樣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極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別並沒有引起社會的不穩或很大的民怨。的確，香港也有它自己的問題，曾經發生多次幾十萬人的大遊行和靜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個說法是貪污腐化。政府官員化公為私，錢權交易，引起大眾的怨恨。可是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遠不是最腐化的國家。政府腐敗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國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較起來東南亞算好一點的。就拿我們的近鄰來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泊爾，泰國，柬埔寨，越南，俄羅斯等，他們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排行榜中除了馬來西亞比我們好，其餘的都不如中國。中國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國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賓，越南，尼泊爾，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後（2009年的數據）。這些國家有沒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難調查。但是從國際上大部分學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可知，中國的確是問題最多的國家之一。經濟雖然很好，前景很不確定。問題不在經濟上，而在社會中。

中國的民怨來自何處？我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正義缺失是什麼意思？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國，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強的武力，黑社會有武力，力氣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難活了。不講理的人什麼社會裡都有。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不講理，政府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政府還要幫助別人講理。這就是正義的服務。共產黨能夠打敗國民黨，主要因為大家相信共產黨是講理的。國民黨幾百萬大軍潰敗了，原因是道理講不過共產黨。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千真萬確的。可是現在的共產黨不大講理了，社會就陷入了危險。

從孫志剛案件的揭發過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護，犧牲正義的醜態。以後又有周正毅案，鄭恩寵案，躲貓貓案，一系列的事情說明政府不能主持正義。中國每年有成千上萬件民告官的訴訟，但是勝訴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顯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沒有保障。法院和檢察部門還有權不受理百姓的訴訟或檢舉。更有甚者，政府還抓上訪求訴正義的人，關他們，打他們。政府還要打壓幫助百姓維權的律師，找他們的茬，罰他們的款，甚至抓他們的人，給他們判刑。百姓訴諸正義的道路非常艱難，成功的機會非常微小。社會陷入正義無望，邪惡當道的黑暗之中。於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當官民發生矛盾時，民眾不分是非，一概認為政府是錯的。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說假話，就要反對說真話的人。說真話的人就得冒風險。社會的秩序靠假話來維持。假作真時真亦假，假話說慣了，忽然政府改說真話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難辨。社會沒有了是非的區分。更由於政府講理講不過百姓，只好封鎖輿論，把說真話的人抓起來，給他們判刑，社會進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沒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夠講理。甚至用自焚來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這個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體事件百姓就翻警車，燒警車，甚至燒公安局，燒縣政府。中國的百姓越來越傾向於暴力，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沒有武力，他們希望講理。只有面對一個不講理的政府才會走上暴力之路。兩方面都已經養成了不講理，比武力的規則。這個國家越來越難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為有武力，不講理。這樣一個社會恐怕很難長久，必須趕緊找出辦法，改變現狀。

收入差距和貪污腐化是社會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錯了治理就不能見效。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政府不講理。全社會必須恢復講理的風氣，尤其是政府必須帶頭講理。應該說，政府也很想講理。所以有巨大的，法術無邊的宣傳部門。每天從電視到廣播，從學校到機關，無時無刻不在宣傳黨的政策。這種宣傳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調整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黨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時候，破綻就顯露出來了。所以一位幹部不小心問記者，你是代表黨說話還是代表百姓說話。證明二者的立場是不同的。立場不同淵源於利益衝突。黨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幫助黨恢復講理，必須回到黨章中所說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放棄私利，恢復講理，這是解決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說明當局不這樣看。政府在進一步限制百姓講理的渠道，堵塞正義的發揮，企圖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會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夠見效於一時，事物終究要回歸到正義上來。因為百姓相信正義，不願臣服於武力。當今最相信武力的國家恐怕是北朝鮮了，武裝是國家的最高目標。可是這個國家也是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國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國號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共和（republic）從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講和平，放棄武力。用共和來翻譯republic非常恰當。大家都講理，矛盾通過說理來解決，這是一個先進社會的基本標誌。反之，一個落後的社會就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憑武力解決問題。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是不講道理憑武力解決問題。不光是毛澤東迷信武力，中國有這個傳統，中國從來就沒有“共和”過，有的只是打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秀才碰着兵，有理講不清。到現在，黨的總書記必須兼任軍委主席，要管軍隊，因為最後不是靠講理，還是靠武力解決問題。比較各國的發達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國家活動中的作用，就能判斷得差不多。最發達的國家，武裝力量只用於警察和國防，絕不參與國內的政治。管理國家的武裝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是由專業人士來做的。很少有哪個國家領導人是部隊行伍出身的，因為他們需要的知識不同。越是欠發達國家，領導人越是依靠武裝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時刻防備武裝政變。講理的作用在最不發達國家裡幾乎等於零，事情的決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發達國家裡，必須通過講理才能定板。

中國政府講理講不過百姓，手裡又有武力，所以傾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這一傾向慢慢變成了習慣，也用到了對外關係中。憑着手裡有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財大氣粗，敢於說粗話。國際社會中講理，用的標準是普世價值，是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儘管各國的文化，歷史，傳統，文字，語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東西，那就是普世價值。可我們不認這一套，我們有自己的標準。或者用我們自己建立的邏輯來解釋這些概念。慢慢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成為一個格格不入的另類，處處跟別的國家發生摩擦。在國內，動用專政力量確實是無敵的，立馬能夠解決問題。但是在國際上，這樣發展下去最後會怎樣，確實叫人擔心。

百姓是沒有武裝的（有些國家的百姓可以擁有武裝，如美國，百姓可以持槍對付政府），他們只能靠講理來生存。如果他們的生存受威脅，講理又講不通，國家就不穩了。國家的領導人或政府也希望穩定，於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講理。為什麼從講武力到講理這麼困難？主要因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夠解決問題。當談不攏的時候就用專政機關抓人判刑，甚至開槍成為最後的手段。可見要想建立一個講理的社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認識到講理的必要性，願意放棄武力，提倡講理，將社會引向善治。這是從講武力轉變到講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規矩，使通過講理一定能解決問題，不會回到講武力的狀態。這需要雙方都有彼此尊重的習慣，有讓步的思想準備，有遵守法律的意識。這時候民眾是不是講理，願意妥協讓步，達成協議，成為關鍵。我們現在只感覺政府不講理，其實百姓同樣存在不講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國家雖然有全民投票的規則，可是失敗的一方不承認自己的失敗，繼續上街鬧事，最後不得不靠動武解決問題，“共和”又走遠了，社會回到了起點。

的確，兩派人談判未見得總能達成協議。所以必須有最後的不動武的解決辦法。那就是通過全民投票解決問題。比如決定國家領導人，往往兩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決。有了這樣一套規矩，社會就能講理，就一定能穩定，民怨也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