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五）

林思雲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三：從擁共到反共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自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出國。蔣介石接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上台後，雖然一改孫中山和汪精衛時代的親俄政策，但並沒有和蘇聯人攤牌。蘇聯當時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朋友，所以也不願輕易和國民黨把關係搞糟，蘇聯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撤回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新派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使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1926年7月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北伐。據近年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並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死的商人”軍火商，決不會像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於北伐軍。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面，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部隊裡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並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來就很痛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又使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澆油，使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界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交火，雙方各有死傷。1月6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在九江的英國租界。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肯定再次糾集八國聯軍懲罰中國，但一次大戰後英國的國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認中國軍隊武力收回漢口和九江租界。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後，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北伐軍進入南京後對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等進行了武裝襲擊，打死英美法意等國6人，打傷數十人。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姦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開始向南京城內炮擊報復，打死南京市民2000餘人。不過日本軍艦被政府下令不得開炮，日本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後自殺謝罪。他在遺書中說：他奉命不准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面目以見國人。（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5人，被強姦者35人）。

蔣介石對這種情況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北伐勢必引起各國列強的干涉，就要破滅國民黨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大業。蔣介石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所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儘管蔣介石的“分共”主張得到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支持，但當時蔣介石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所以反對蔣介石獨裁，請汪精衛回國重新擔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只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蔣介石給汪精衛拍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斯大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後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原來蘇聯將最高顧問季山嘉換為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後，仍和蔣介石齷齪很多。一次鮑羅廷對蔣介石說：“你想讓眾人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大臣們說話。有一天，他對大臣們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大臣們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只有去找狗。’”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趕鮑羅廷回蘇聯。汪精衛向斯大林表示回國後要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並做好蔣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軍攻克漢口後，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兩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蔣介石不執行黨中央的命令，拒絕把司令部遷往南昌的作法，顯然出於私心。在蔣介石看來，駐紮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議案，“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議還通過今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7人集體領導。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北伐軍占領南京後，蔣介石的北伐軍司令部遷往南京，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系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攏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以當時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個陣營就會大大加重該陣營的砝碼。70年前的交通不比現在這樣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衛乘坐的郵輪到達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占了上海。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吳稚暉前往碼頭迎接汪精衛，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帥全軍而服從之。”4月3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會談。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黨所脅持，遲早要被吃掉”。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台，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於汪主席復職。”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麽呢？”蔣介石說：“第一是復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

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制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吳稚暉站起來激動地說：“汪兄弟，現在是什麽時候，你還要講什麽組織原則，還要對共黨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要求汪精衛不要偏袒中共。汪精衛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然堅持原則，毫不退讓。最後汪精衛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時吳稚暉忍不住激動，撲通一聲跪倒在汪精衛面前，流着眼淚說：“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面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汪精衛被此舉搞得不知所措，撥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後會議就在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面中結束。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這次汪精衛改變了昨天的強硬態度，同蔣介石達成了初步協議。協議規定：

一、4月15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一切；

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

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

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

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本來國民黨的右派並不支持蔣介石的獨裁，只是贊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們原來寄希望於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反共，遏制蔣介石的獨裁。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於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面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到達漢口後，受到大量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在10萬民眾參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表明了汪精衛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300餘人，逮捕500餘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蔣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種藉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4月18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着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乾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儘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斗，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

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2萬共產黨員和5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

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

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不是燒向自己。”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不知道汪精衛怎麽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贊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1927年7月4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志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着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

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了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1927年7月13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1927年7月15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志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持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製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像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採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採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