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危机——人性危机

时寒冰 （转发2016-2-4）

在《时寒冰说：未来20年，经济大趋势》中，我对未来的全球格局和大趋势做了预测，重点强调了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对于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我想说的是：人性危机。

跟德国人接触，你会发现，他们会用一生去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事情，一件产品精益求精到像艺术品。日本人也是。很多优秀的民族都有这种沉稳专注的特性。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想的只是赚快钱，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有多少？人心浮躁，人就没有根，民族就没有根。人心冷漠、自私、残忍，就不可能被人尊重。

有一次，我向一位德国记者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那么隐忍退让，甚至以大慈善家的豪气用巨资援助他国，为何国际上还不断提及中国威胁论？”

这位德国记者反问了一句话：“一个敢卖有毒食品给自己同胞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同胞来追逐金钱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同胞的国家，底线在哪里？什么事不敢做？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这个回答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临近春节的时候，朋友转发给我一段视频：一个壮年城管，一个弯着腰的沧桑的老人。城管想拉走老人的三轮车，老人一次次努力地挣扎着去抢，每次都被壮年城管一脚踹倒在地。老人无助地挣扎着，爬起来，再被踹倒……旁边是一群冷漠的看客，脖子伸着，“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我心中不由地涌出一阵悲凉。就算是执法，也应该文明执法吧！城市的面貌再美，有人的生存重要吗？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他原本应该可以靠领取养老金生活，而不必在寒风中靠这个破旧的三轮车赚取那一点可怜的生活费。这么大的岁数，仍然挣扎着为生计努力，而不是去乞讨，而不是像那些养尊处优的人那样悠闲地享受生活，这样的生命卑微但伟大。

再看看那些被趴着的人，再看看那些因搀扶倒地者而被讹诈的人……这个社会，有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特点：杀善！

善良的人，越来越不敢付出善心，冷漠的人越来越大行其道。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演变成了巨大的危机：人性危机。

那么，这种危机从何而来？

追根溯源，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流氓战胜贵族，流氓精神逐渐取代贵族精神的历史。

春秋时期，是中国人最可爱的时期。勇武、博学、诚信、彬彬有礼、有责任感、包容、浪漫……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贵族的血液，贵族精神深入骨髓。大家都知道公元前638年的一场著名战役。宋襄公与楚成王的军队在泓水相遇，楚军渡河时，宋襄公的谋臣子鱼建议乘楚军半渡而击，宋襄公不同意，不仅坚持等到楚军渡河，而且等楚军完成列阵后才开始攻击。结果，宋襄公惨败。

宋襄公一定要光明正大地与敌人决战，虽败犹荣。因为宋襄公所遵循的原则，在当时是被普遍认可与遵守的原则，那是一种贵族精神。刘邦与项羽的对决，是流氓与贵族的首次大对决，最终，流氓胜，贵族败。此后的历史几乎一直在延续这个法则。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的不幸。

培养贵族需要三代，而培养流氓一代就够了。

所幸的是，汉唐时期，贵族精神依然完整地传承着。

所以，在汉唐时期，很少有人嘲笑宋襄公的做法，直到宋代，一个自废武功、重文轻武的自宫到楚楚可怜的时代，以功利为标准的文人们才开始嘲讽宋襄公的做法。宋襄公的案例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对宋襄公的态度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巨大变化，对他嘲讽越厉害的人身上的流氓气越重。从贵族精神到流氓精神的转变，使得中国人变得不再那么可爱，不再那么可敬，也不再那么可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逐渐沦落。

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这也是日本人只敬畏汉唐只膜拜汉唐及以前的文化，而轻后来文化乃至蔑视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的根源。

在流氓文化取代贵族文化的过程中，欺凌弱者、贪图小利、欺诈、胆小怕事、不敢担当、幸灾乐祸……开始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

回过头来看，假如那位城管身上，有一点点贵族精神，他会以那样残忍无情的方式对待一位在寒冬中自食其力求生的老人吗？那些无聊的看客会无动于衷地欣赏强者凌辱弱者而一言不发吗？能够那么坦然地看着一位自食其力的老人为活命而努力挣扎吗？

在一篇短文当中，我无法准确而系统地表述我的观点。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性危机，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贵族精神：自信、诚信、勇武、博学、彬彬有礼、有爱、敢担当……

人心回归，中国不可战胜，中国人不可战胜！

贵族精神回归，中国人将被世界尊重！

(这篇短文，把宋襄公的事例作为正面形象加以引用和阐述，非常少见，有点意思。毛在多年前曾经批过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查毛选）。其实，宋襄公的做法，恰恰体现了西方的“费额泼赖精神”，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挑出来加以颂扬。不然，中国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流氓会被视为好人、君子。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是不会得到人们真心尊重的，GDP再高一点也是如此。诚哉，“中国的人性危机”的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