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5)

谭合成

卷四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的区“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就是“冠中冠”，共杀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漏网的少，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杀掉。

蚣坝公社最典型的杀人案发生在沿河塘大队，该大队一天之内几乎把本大队的“黑四类”斩尽杀绝！

1967年8月26日上午，沿河塘村笼罩在一片灰白的雾霭之中，往常这功夫早有勤快的庄稼汉在田里劳作了，可是今天，收完早稻的田野，薄薄的地气中，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茬茬黑黜黜的禾蔸如大地的汗毛根根乍立。这时各生产队陆续涌出几支队伍。队伍由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标、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组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路口汇集到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虔诚的求神拜佛的队伍。

“一、二、三、四、五、六……”

大队文革主任贺新昌站在一处高墈上，象点牲口那样，将各生产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他这才放下心来，命令道：“齐了，出发吧。”

于是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的汉子吆喝着，用马刀拍打着，像驱赶一群即将被杀的畜牲一样，押着这一串五花大绑的人，拐上了左边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眼前的雾岚使他们感到，彼此都是走在一条早已注定的路上，只是不让彼此看到罢了。

沿河塘大队采取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战略，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统统搞掉。

三天前（8月23日），沿河塘大队支书周家爱、治保主任贺来昌、贫协主席贺新昌、副支书贺家茂、周瑞成等人5人到公社参加了由公社副书记刘富保、武装部长曾庆松、文革主任莫家坤等人主持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后，回到大队，议了一下，杀还是不杀？怎么杀？意见有没有统一。杀四类分子的事也就拖了两天。到25日，看到附近大队都在杀人，几个人坐不住了，周支书通知大家晚上到大队部开支部会，研究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的问题。会上，定下一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先杀“有可能暴动的大老虎”。第二天（8月26日）一大早又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具体研究杀人名单，然后各生产队分开讨论，报上各队的杀人名单，大队会计统计了一下，一共21个。于是立即分头行动抓人。周家爱一再嘱咐大家，注意安全，不能让这些“大老虎”跑脱了。实际上根本不用去抓，出工的钟一敲，这些“大老虎”一个个乖乖地跑来了，说是“老虎”其实比绵羊还乖，根本不用费力，拿索子一个一个捆起来就是了。

被捆的青壮汉子，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这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谁都明白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详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心底不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里是他们的家！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这样去了，留下来的亲人们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啊！？

他们也许有很多问题要问，但至死都没有人问过一句为什么要杀自己。

屠场选在山腰一处叫葫芦岩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溶洞，夏天有嗖嗖的冷气吹出来，冬天常见缕缕白雾飘出来，黑黜黜的，不知有多深，丢个石头半天才听到落地声。以往他们打柴、放牛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把这些四类分子（其实大部分是子女）弄到这里来“丢硝眼”是贺新昌的主意。

昨天，大队开会讨论杀人时，有人提出押到后背山上用鸟铳打，有人提出挂一块石头沉河，有人提出下窖眼，这几种办法各有利弊，引起了一些争论。这时，贺新昌说：“这些办法太损心，麻烦事多。有现成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有意卖了个关子。等到大家七嘴八舌问他什么现成的条件，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大队那边的那个山上，葫芦岩那里有一眼很大的硝眼（岩溶性地貌的溶洞），有好几十丈深，把这帮家伙押到那里，打一棒子丢进去，几多的简单。”大家一听，都说：“这个歪点子可以。”

待到把人押到葫芦岩时，雾气已然散尽，鲜红的日头从两座山峰间艰难地露出头来。一片殷红的东西从那里流出。突如其来的风像一个横蛮的产婆，扯起大块大块云的毛巾，使劲地揉着山峰那憋得发紫的乳房。众人们一时都静穆下来，仿佛受到某种神圣的点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人的痛苦的诞生。

贺新昌命令民兵将“犯人”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他的嗓子有点干，声音也有点发紧。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的平静，呆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些在暴力镇压面前早已吓破了胆的人，在暴行和暴行的行施者面前，驯服得象一头头绵羊。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标、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溶洞，直到这时，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名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贺新昌面前：“贺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伺候你一辈子。”

贺新昌说：“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旧社会，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孝不义的不肖子弟，就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将洞边的那些绿色的杂草染成紫红。

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喊。贺新昌在洞口窜来窜去，急得直跳脚。不停地叫民兵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烧了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了丢进洞里,“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过后，葫芦岩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时近晌午，贺新昌象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凯旋回村。

日头已经当头，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亢奋，又有那么一点烦燥不安。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众人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留着小的，长大了要报仇怎么办？”

有人建议：“索性斩草除根，老的小的一起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贺新昌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虎统统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蚣坝区委秘书，他有些犹豫，答复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贺新昌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鼓噪。二队队长周家秀已经把他们生产队的5个小孩关到起，放出话来：“大队不杀，我们自己来杀。”贺新昌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书记刘富保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贺新昌还是不托底，区里说“杀小老虎不合适”，公社说“一个个都搞掉”，到底听谁的才是呢？他再次摇电话向区里请示，这回是区委负责人之一叶成虎接的电话。叶书记（团委）指示得非常干脆明了：“全部杀掉。”贺新昌立即将这个指示通知给各其他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并当即开会布署行动。

日头衔山了。夕照溶进潇水河中，一河的水红得像血。整个沿河塘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被杀者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饮泣，又不敢大声，声音压得低低的生怕招来更大的灾难。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特别是经过土改，已预感到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地从箱子底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穿起，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准备随时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份守纪，为人小心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语、闷头闷脑只晓得干活的丈夫一道修桥补路做好事。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夫妻两个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能尝尝味，死了也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的把家里养的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仔仔细细收拾干净，做一鼎锅炖了。鼎锅在火塘的撑架上朴朴作响，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屋里迷漫着诱人的鸡肉清香。鸡炖熟了，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又送给妻子让她先尝。就在这一送一让之间，可怜一口都没喝到嘴里，敲门的声音响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便放下汤碗，一声不响地站起来。一个民兵揭开鼎锅盖看了一眼说：“还讲你们老实，临死还作垂死挣扎！”他们一言不发地出了房门。这一对一辈子老实忠厚沉默寡言的老夫妻，至死都没有说一句话！

大队部的禾坪上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人，就是杀红了眼的人。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有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已病得卧床数日，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不辩方向，总在问押他的民兵：“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哪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见他问得罗嗦，就回答他说：“你儿子判了死刑。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上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会走的婴儿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太阳象一个巨大的车轮被猛推了一下，轰隆轰隆地滚下了山坡。高高在上的天空收尽了最后一片斑瓓……夜幕渐渐拉严。没有月亮，星子却又大又亮。秋初了，夜来有些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几个小孩被这里夜的阴森景象吓得大哭起来，被民兵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收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这一次不是丢岩洞，改“放排”了（就是沉河）。因为实践证明丢岩洞并不省心，麻烦事多多。何况黑灯瞎火地拉起一队人马上山也容易出事，所以经研究还是沉河好。

与上午不同，没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宣读“罪行”，宣布“死刑”这一套过场，什么废话都不讲，杀人者也好，被杀者也好，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贺新昌忽然感到有几句话闷在心里，不说出来不痛快，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虽说是“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到底没什么血海深仇，但这是革命的需要，是阶级斗争，上面说了，你死我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反过来杀我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干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怪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们！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的划到河中间，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里……

一阵浪花，接着一阵浪花，把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冲得无影无踪……

月亮升起来了，岸边的山峦反而显得更加黯黑，象一个知道得太多的证人，被毒药塑成了雕象。

据处遗工作组统计，沿河塘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52人，年龄最大者74岁，最小的才56天。被杀人数占当时大队总人数的8.4%，占全大队四类分子及子女总数的72%。仅有几名年轻的妇女留下来，准备给她们“换成分”。

顺便说说那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的故事。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更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又没选到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56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浑身发抖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睛，看着一群手持梭标、马刀的人(论辈份他当管他们叫叔叔或者伯伯)闯进家里，拉走了他72岁的奶奶、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凄惨的啼哭声中，一家六口转眼之间只剩两口。

他的母亲张秀华能幸免于难当然是有原因的。

中午大队研究杀人的时候，同村的蒋癲子提出：“是不是把秀华仔留下不杀算了。”

几个青皮乃崽马上取笑道：“你是不是想呷地主婆的大饽饽了？”

“想女人想疯了，打饿肚主意。”

幸亏周支书理解人，骂那几个卵仔说：“笑什么？你们屌毛还没长抻，晓得什么。屋里没个女人确实作难。这样吧，凡是同意嫁给贫下中农单身公的，可以免死。我们给她改成份。”由于周支书这个土政策出台，村里好几名年轻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

当天晚上，张秀华呆呆地坐在床沿，悄悄饮泣。哭累了的孩子在她的怀里睡熟了，她把孩子紧紧搂住，这是她唯一剩下的命根子。

咚咚，有人敲门。张秀华不敢怠慢，连忙把门打开。蒋癲子笑嘻嘻地走进来，他今年37岁，祖孙三代贫农，由于好吃懒做，人又长得不体面，至今光棍一条。今天为了保住张秀华这条命，他做了好多工作，现在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拖起张秀华就要上床。这时，他发现张秀华死死地抱着怀里的孩子。蒋癲子心里一惊，要和张秀华成亲，留下这个毛乃崽，岂不后患无穷！蒋癲子一把从张秀华怀里夺过孩子，打起飞脚出了门，一口气跑到前不久沉河的白石渡，嗵的一声丢进了河里，“让他和其它亲人一起作个伴” 。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回张秀华家。张秀华早已吓呆了，像个木头人一样由他摆弄。蒋癲子37年来头一回真正接触女人的身体，心里好激动。他深切的感到，女人真好，女人真有味，有女人的日子真舒服。他紧紧地搂着身下的张秀华，不断地安慰她：“秀华仔，你不要怕，跟着我你就不是地主婆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秀华仔，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第二天，蒋癲子果不食言，考虑到秀华仔过来以后就是贫农了，不能委屈她，让人家以后看不起，一定要明媒正娶。他特地请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包上一包糖上张秀华那里去说亲。蒋癲子亲手将自己的茅草屋收拾一新，在门口恭恭敬敬地贴上一副喜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杀人当晚，沿河塘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着手分“浮财”。因为搞过土改，这方面有经验，工作井然有序。又从被杀人家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在禾塘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那五只煮好了而未动筷子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家爱，喜气洋洋地高举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一起喝一杯庆功酒。”周书记先干为敬，仰脖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带头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