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7)

谭合成

卷四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蚣坝公社是道县杀人最多的，但不是最早的。该公社第一批被杀者是光家岭大队的杨竞成、向家齐、何庆松三人，时间是1967年8月20日，在此之前全县已经杀了80多人。

8月18日是蚣坝的圩日，光家岭大队民兵营长杨布兆到圩上赶闹子，正巧被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曾庆松和文革主任、公社组织干事莫家坤碰见了。曾、莫二人招呼杨到公社里面坐一坐，向他讲了很多“敌情”（就是笔者在前文中反复记录的那些谣言），要杨回去查一查，看一看大队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的话，要“先下手为强，杀他个把两个”。杨布兆回去以后，马上把曾部长和莫主任的指示向大队支书蒋友元作了汇报。当晚大队即召开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会，决定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几个“调皮捣蛋的”进行批斗，必要时捆一索子，打打威风。据说没有讲要杀，当时“杀人风”刚起不久，杀人还是比较慎重的。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叫杨美吉的地主分子逃跑了。（杨美吉逃跑后，在四马桥横岭高桥村，被当地民兵搜山时用鸟铳打死。他是如何得到信息逃跑的也成为了一个永远的秘密。杨的儿子杨养牯后也被光家岭大队“贫下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杨布兆得信后，马上找到治保主任杨才吉商量，肯定有人走漏了消息，这还了得，阶级敌人渗透到我们贫下中农的队伍里来了，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四类分子何庆松、向家齐、杨竞成关起来。之后又与支书蒋友元等人研究决定干脆搞掉算了。不过蒋支书说：“还是要请示一下公社。”

8月20日，杨布兆打电话到公社，向莫家坤请示。当时年仅25岁的莫家坤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连声表扬光家岭的贫下中农“觉悟高，行动快”！并说：“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大力支持，公社要开会表扬你们。”

光家岭大队当晚即将3人杀掉。

8月21日，蚣坝区召开脱产干部参加的（杀人）吹风会，曾庆松、莫家坤，还有蚣坝公社书记邓长春、副书记刘富保等人参加会议。散会后，公社立即召开核心会议，研究贯彻区会议精神。

8月23日，蚣坝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8.21区会议精神，名曰“革命会”。会议由曾庆松主持，曾庆松与莫家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煽动和指示杀人。重点表扬了光家岭大队，号召各大队向他们学习。会后，曾、莫二人坐镇公社，电话指挥，刘富保和公社会计、“红联”头头陈代芹等人分别下到马江口、井塘、福禄田等大队督促杀人。

我们且看一看这次会议以后各大队都发生了些什么。

福禄田大队，杀31人，其中自杀2人。

该大队文革主任钟友中等人参加8·23公社“革命会”后，当晚在后江桥锰矿负责人张德生等人的指使下，杀了锰矿工人李天生、张开瑞等5人（大部分是福禄田大队的人）。8月26日，公社干部李建德到大队检查工作，福禄田大队立即召开大队党员和干部会议研究杀人名单。同日刘富保亲自到该大队“现场办公”。8月27日，福禄田在公社领导的指示下，杀二十余人。

该大队一个姓邹的地主分子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被杀，只留下了他的老婆邓贞凤，因为有人看中了她，想娶她。杀邹和他的三个儿子时，邓贞凤把最小的一个，才10个月大，死死抱在怀里，苦苦哀求：“求求你们，给我留一个最小的，给我留一个最小的吧！”民兵唐某某说：“地主崽子留着做什么？”一把从她怀中夺下，丢进大河（福禄田大队边上的一条河流，名字就叫大河）里。邓贞凤的大儿子邹宝成当时17岁，拉去杀时，拼命地喊：“我是新社会长大的，我没有吃过一天的剥削饭，你们不要杀我。”又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结果还是杀了。大队支书钟维勤说：“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是真感情。他喊是想蒙混过关，将来好搞报复。”

井塘大队，杀14人，其中自杀2人。

8月23日，该大队文革主任杨庭修、民兵营长邹莫森参加公社杀人会后，第二天召集党员和队干开会，研究杀人名单，并打电话请示公社主任刘富保，得到批准。

8月26日，李建德在福禄田大队点旺“革命烈火”后，马不停蹄来到井塘大队主持杀人会。当晚即杀10余人。

随后，刘富保、陈代芹也到井塘进行“检查督促”。

在文革大屠杀中，井塘大队发生多起杀人轮奸案。大队文革主任杨庭修等人杀害兴桥荆山完小教员田自壁后，（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田自壁被杀与他的一位同事荆山小学教师沈宗萍有关，刮“杀人风”时，田自壁因是在职教员，大队首先没有考虑他。“革命教师”沈宗萍三次到队上联系，要求杀田。（67年）9月10日，荆山小学校长黄长华在沈宗萍的强烈要求下，亲自带了三名革命教师专程来到井塘，找到大队支书杨庭修联系杀田事宜。9月11日，井塘大队派民兵去荆山将田自壁抓回大队，途中将其杀害，抛尸潇水。）一名叫邹井仁的民兵从田妻唐毛女怀中夺下田一岁半的幼子，丢到大河。杀人后，杨庭修为首轮奸了唐毛女。还有一个叫邹玉花的少女，当时17岁，杨庭修等人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她的父母、弟弟4人“判了死刑”，又将她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还要逼迫她嫁给一个30多岁的贫农老光棍。邹女不愿意，就把她捆起来批斗，批斗时用脚猛踢其下身，一边踢一边骂：“你这个臭拐（女性生殖器），不给贫下中农×，想留着等蒋介石回来×？”竞将邹女踢成重伤。1967年农历9月初9晚，杨庭修等人闯进邹家将邹玉花强奸轮奸。

马江口大队，杀18人。

8月23日，该大队民兵营长黄和芝、治保主任谢见钖、文革主任谢开甫3人到公社参加了杀人吹风会后，当晚即召开大队党员和队干会议，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支部书记谢贞成主持会议。会后，杀3人。

8月30日，在曾庆松的直接指示下，杀7人。

在接到公社传达47军制止杀人命令后的第4天，9月6日，又杀7人。9月7日挟嫌报复杀害1名在“社教”中给大队干部提过意见的中农。

该大队有个地富子弟黄仕金，在马江口完小桃花井教学点教书，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谢贞成提了他的名。有人说：“他是小学教员，吃国家粮的，不归我们大队管。”谢支书说：“现在我们贫下中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只要是马江口的人，都归我们统管。”会后派民兵到桃花井将黄仕金捉拿归案，将黄与他的大儿子黄友庆一起杀了，只留了一个15岁的女儿叫黄礼花。由于黄礼花长得乖（漂亮），大队上好些人都想她做老婆。先是治保主任逼她嫁给自己的跛子侄儿，黄礼花不肯。后来五队队长谢××又逼她嫁给自己的儿子，黄礼花还是不肯。谢队长生气了，说：“你在这个时候还不和我儿子结婚，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大队领导也放出话来：“只准嫁给我们大队，不许嫁到别的大队，否则别怪不给你出路。”可是这个烈性的姑娘心头总有一个坎过不去：杀了我的爸爸、哥哥，还要我给你们当老婆，我做不到，要杀要剐，听天由命吧！两个月以后，黄礼花在亲戚的帮助下，逃了出去，逃到黑龙江，在那里做零工为生，八年之后才敢返回道县，但仍不敢回马江口，经人介绍嫁到了四马桥公社周家山大队。

该大队还有一个名叫黄义仪的下放人员，1962年从地质队下放回乡，国家给了1000多元下放费，大队里有些人眼红这笔钱，文革“杀人风”中乘机把他杀了，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浮财”，每个生产队分得100多元。

桃花井大队，杀48人。

8月23日，该大队文革主任王昌珍等4人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

8月25日，大队召开党员、干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当晚杀6人。

8月27日，第二批杀22人。

9月9日，补火杀20人。

其中王昌珍和大队长王明珍主谋杀害的有39人。

桃花井大队，还有后面要讲的到的金鸡洞大队，杀人情况非常复杂，内容很多。据有人说，比沿河滩大队还要血腥恐怖。可惜笔者因故错过了采访机会。在此只能讲述一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非常著名的案例：桃花井大队报复杀害复原军人张明玉案。

张明玉是桃花井大队桃花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土改时，家庭划了个中农成份。张明玉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务了几年农，后参军到了部队上，1964年复员回乡。这家伙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好像做了官回来了，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对生产队的事、大队上的事，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儿。一时说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家乡越搞越穷；一时又说生产队的干部，还有大队干部，叫化子烤火――专往胯里扒。最可气的是，他还有狼子野心，想夺生产队的权，还想夺大队的权。他在生产队里哄起一班小青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他说黑就是黑，他说白就是白。如果不是大队上压着，差一点让他在生产队里“政变”成了功。把生产队长张明爱恨得牙齿都咬脱。反正一句话，这就是个害群之马，有他在，上头的指示在生产队里就难得贯通。什么事情，只要他一打反口，就会有一班人跟着起哄，大队上捡到他也是很伤脑筋。张明爱等人与张明玉闹得势成水火，吵也吵了，闹也闹了，骂也骂了，只差没有打架了。但张明玉挂着复员军人这个牌子，生产队也好，大队也好，一直奈他不何。

“杀人风”刮到桃花井大队时，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时，张明爱提出：“别个都可以不杀，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张明玉，这家伙破坏性太大，比地富坏得多。”大队干部邓国良（现支书）、邓满清（原支书），还有王昌明、王明珍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一致决定将张明玉按四类分子论处。

杀张明玉那天，张明爱等人把他的手脚作一个大字状钉在墙上，张明爱亲自操刀，要与张明玉见一个真章。他要用小刀子片肉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说的凌迟，杀张明玉，以解心头之恨。他提着马刀，割一刀问一句：“是你狠，还是我狠？是你整死我，还是我整死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张明玉这时已经完全软了，哀叫着求饶：“明爱兄弟啊！我错了！我再不敢了！求你饶了我吧！”张明爱说：“我饶了你，好等你来杀我？今天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我！”一刀一刀把张明玉活剐了。

加六洲大队，杀29人，其中自杀1人。

该大队文革主任陈礼际、民兵营长王先加参加公社8·23杀人动员会后，当晚便开会传达。

8月25日，在驻队干部张××的煽动下，再次开会，具体研究杀人名单。第一批杀了7人。

两天之后，经刘富保指示和批准，再次杀21人。

沙子河大队，杀19人，其中自杀6人。

8月23日，半脱产干部郑万秀、大队民兵营长胡孝成、贫协主席郑万兵等人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回队后立即向在家的其它大队干部进行了传达，但未召开会议贯彻执行。

8月25日，刘富保到该队检查工作，对大队治保主任周良才说：“别的大队都搞了，你们还不动手？等着阶级敌人搞暴动啊？到时候吃了亏，别怪我们没有给你们打招呼。”

8月26日，大队召开支部会，支书潘井月提出：“我的意见，对这些家伙还是以教育改造为主，个别调皮捣蛋的杀不杀，看他们的表现决定。”治保主任周良才表示反对：“子女可以先不杀，分子要一律杀光。”另有一个支委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要斩草除根。”这个提议由于潘井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通过。最后研究决定：杀分子，把子女集中关押起来，监督劳动改造。

第二天，召开群众大队，由贫协主席郑万兵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12名四类分子的死刑，同时宣布对其他14名地富及子女“宽大处理”，监督劳改，以观后效。宣判后，14名“宽大对象”押到大队临时改为监房的小学教室关押。12名被杀者由周良才带领民兵押到秀水园“执行死刑”。

之后虽然没有杀人，但有6人因害怕，先后自缢身亡。还有一个名叫潘井忠的地富子弟，逃跑出去，躲在山上，民兵搜山时，放火烧山烧死了。

金鸡洞大队，杀45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该大队支书刘厚杰、贫协主席刘佑云、文革主任李忠亮、民兵营长刘富贵和驻队干部秦白皇（林业站站长）、程安宙（农业局干部）参加了公社杀人动员会，回队后，当晚召开支部会，会上决定杀刘厚红、刘富贤、刘富明3人。因消息走脱，刘厚红连夜逃跑了，只杀得刘富贤、刘富明二人。两天以后，刘厚红逃到横岭，被四马桥区的民兵盘查时捉住，大队派民兵去接，在路上执行了死刑。

8月26日杀第二批19人。这次杀人，驻队干部秦白皇、程安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支书刘厚杰找他们研究，秦说：“当然要杀啦，反正地富反坏右就要一刀切。”召开支扩大会议时，刘厚杰从身上掏出一个本本来，上面记着他与秦站长等人事先摸底的杀人名单，一共19人，刘厚杰念一个，大家讨论一个，通过一个，最后全部通过。

杀完了一、二批以后，金鸡洞大队也面临一个与沿河塘大队同样的问题：“大老虎”杀光了，“母老虎”还好办，可以给她“改成份”，“小老虎”怎么办？谁去养他们？养大了咬人怎么得了？

8月29日，大队决定杀掉15名未成年的地富子女。请示公社领导时，曾庆松、莫家坤、刘富保等人认为太不人道，没有同意。驻队干部秦、程二人也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们谁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让金鸡洞的贫下中农作了难。如果他们能出钱出米把“小老虎”都领去养了，金鸡洞的贫下中农并非一定要杀，但是他们谁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金鸡洞的贫下中农只好自己当家作主了。

接着，8月30日，又杀了4名小孩。

金鸡洞村（大队），还有前面讲过的桃花井村（大队）都是笔者准备重点采访的地方，但它们在蚣坝公社屈居二、三名，我们的精力首先集中到了第一名的沿河塘大队，没想到后来就再没有得到采访金鸡洞和桃花井的机会了。笔者至今深以为憾！

沿河塘大队，杀52人。

杀人情况，前文已述。

莲花塘大队，杀29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支部副书记周瑞福、民兵营长朱志荣、文革主任欧长跃、治保主任黄进保4个到公社参加杀人动员会。

24日晚，大队召开“五巨头”预备会，初步研究了一个杀人名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决定。

8月25日，在大队小学召开党、干会。朱志荣主持，周瑞福讲话，传达公社的会议精神。黄进保拿出一个花名册，点了15个人的名字，大家一致喊同意。

会后，召开群众大会、“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等等章节与其他大队基本相同，便不赘述。

木景洞大队，杀8人。

8月23日，该大队五巨头：支书蒋声光、贫协主席胡代连、民兵营长邓英武等全部到公社参加杀人动员会。回队以后，决定按公社指示办事，杀1人。

8月27日，考虑到别的大队杀得多，木景洞不能太落后，决定再杀7人。

（十一）黄家大队，杀9人，其中自杀2人。

8月23日，该大队支书杨思友、文革主任李显龙，民兵营长蒋元和等人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

8月24日，大队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贫协主席黄长和主持。会上，提出杀分子留子女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经讨论决定杀地富分子6人。之后又杀1人。另有2人自杀。

（十二）新油榨大队，共杀25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新油榨大队民兵营长杨角吉、贫协主席蒋真新、治保主任蒋明喜、文革主任朱福详、大队长罗序芝到公社参加曾庆松主持的杀人吹风会。散会后，曾庆松专门将杨角吉留下来，叫到自己的房子里，交待任务。曾庆松要求杨角吉回去以后，赶快行动起来，起到一个积极带头的作用，带动全社的对敌斗争。

当晚，该大队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曾部长的重要指示。

第二天（8月24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下午，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队讨论杀人名单。

25日，又召开会议，要求生产队上报杀人名单。当晚开始杀人。先后共杀24人，被逼自杀1人。

新油榨大队在蚣坝公社虽然杀人不是最多，但最为雷厉风行和轰轰烈烈。不但杀人，而且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有一个著名个案，笔者将在后文中专门写到。）

（十三）上云坝大队，杀13人，其中自杀2人。

8月23日，该大队贫协主席张肖成、文革主任蒋顺田、民兵营长周崇维三人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返队后，当晚便分头通知其他干部开会。

第二天，莫家坤打电话到该大队，点名指示对周容、周生勤两人“采取革命行动”。

25日，曾庆松和莫家坤二人又专程赶到上云洞督促杀人。

该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虽然只杀了13人，但支部委员张肖炳一口气手刃8人，至今村民谈起来，仍然啧啧不已。

（十四）马家岭大队，杀33人，其中自杀3人。

8月23日，大队支书蒋华宗，治保主任陈仕明、民兵营长朱贤煌到公社开会后，当晚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上要求各生产队提出杀人名单。

25日，召开大队干部会，决定杀人名单。第一批杀10人。

8月30日第二批杀18人。杀人会由蒋华宗主持，蒋在会上说：“要赶快采取行动，再不杀，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同日，四类分子蒋儒煌，陈名旺、胡秀娥上吊自杀。

马家岭大队杀人详细情况，笔者有一份劫后余生的地主子弟朱贤厚的口述实录，将在后文中呈献给读者。

（十五）蚣坝大队，杀35人，其中自杀6人。

8月23日，该大队治保主朱贤停，贫协主席蒋绍芝，民兵营长蒋学宝、文革主任蒋停章、红联头头张启念、陈万一等6人到公社参加了杀人动员会议。散会后，当天下午召开大队党、干会传达贯彻。会上决定杀3人。之后又分两批杀26人。

蚣坝大队杀人情况，笔者将在后面结合一个具体案例讲述。

（十六）后江桥大队，杀19人，其中自杀4人。

8月23日，后江桥大队文革主任成庚胜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返回后，当晚便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传达。第二天继续开会，研究贯彻执行。8月25日决定第一批先杀月形洞村的8名地富。回过头，第二批，又在后江桥杀7人。

该大队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个不满20天的婴儿地富孙女邓满妹，被杀人凶手胡旺明拎起来，活活扔进窖眼里。

（十七）丰村洞大队，杀18人，其中自杀3人。

该大队支书杨才有、民兵营长李跃德、治保主任莫明山、贫协主席彭治鸾4人参加8·23公社会议后，返回大队，马上进行了传达，但并没有决定杀人。

8月26日，曾庆松打电话给该大队，对他们这种“前怕虎、后怕狼”的作法提出严厉批评，曾在电话中说：“别的大队都行动起来了，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已经拖了全社的后腿，大家对你们很有意见。”大队干部吓得浑身冒汗，连声表示马上开会贯彻执行。曾又具体指示大队会计彭治远，要他把全队四类分子的名单准备好，拿到会上一个个讨论：“谁个好，谁个劣，谁个最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坏东西一个都跑不脱。”

当天，大队即召开党员、干部紧急会议，按照曾庆松指示的办法，把全队的四类分子名单拿出来过筛子筛，最后决定杀9人。

第一批杀9人之后，8月30日第二批又杀6人。另有3人自杀。

（十八）下湖洞大队，杀3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该大队文革主任廖尤胜、贫协主席孙玉规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去后向支书孙玉权作了汇报。孙玉权说：“那就按公社指示的办，把调皮捣蛋的杀个把两个。”三人研究决定，第二天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贯彻执行。

该大队行动快，且执行不走样，整个“杀人风”中只杀两人。自杀的是一个地主分子，胆子小，嚇得上吊了。

（十九）中湖洞大队，杀18人，其中自杀4人。

8月23日，该大队民兵营长杨惠学、治保主任杨增继参加公社会议，返回大队后，马上到支书丁启秋家，向他汇报。丁启秋决定当晚开会贯彻执行。会上决定杀15人，后因消息走漏，逃脱3个，只杀得12人。以后又杀2人。另有4人自杀。

因原支书丁启秋已故，此次处遗工作组进场调查时，大家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丁家人不服，曾多次上访、申诉。

（二十）沙仂江大队，自杀3人。

该大队可以算做蚣坝公社唯一没有杀人的大队。大队支书朱治保、民兵营长朱显明8月23日参加公社杀人吹风会后，24日上午召开大队干部会进行传达。会上有人提出：“先不着急了杀，等别的大队杀了，我们再行动。”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支持，于是决定先把四类分子控制起来。一直没有杀人。

8月27日，地主分子朱香看到别的大队杀人，嚇得上吊自杀了。

8月29日，富农分子黄桂秀母女上吊自杀。

（二十一）长江圩大队，杀27人，其中3自杀人。

8月23日，该大队支书黄世智、文革主任刘宽吉、民兵营长杨元太、治保主任杨在太参加公社杀人吹风会，返回大队后，没有马上传达。

8月25日，邓长春（公社书记）、曾庆松、莫家坤等人到该大队检查工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会上，莫家坤通报了一些行动快的大队的杀人情况，督促长江圩赶快行动起来。邓长春书记委婉地批评了该大队干部：“你们大队四类分子就那么好，一个调皮捣蛋的都没有？”

当晚，莫家坤又从公社打来电话，了解该大队杀人进度，督促尽快报上杀人数字。

8月26日晚，文革主任刘宽吉召集大队党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开会，有30多人参加，民兵营长杨元太主持会议，传达公社邓书记和莫主任等人的指示。支书黄世智说：“上头已经开口了，我们要坚决执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犯这个农夫和蛇的错误。这一次，各生产队都要行动起来，把调皮捣蛋的杀他几个。”会上有人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一蔸伙一蔸伙的杀。大家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都表示同意。

第二天，逢南洲（长江圩大队下属的一个自然村）首先传来捷报，决定杀6人。

中午，长江圩村召开社员大会，决定杀杨秀成一家10口。

8月31日，公社副书记胡代花来大队检查工作，大队支书黄世智在上马石村召开“研究会”，胡代花列席会议。会上决定将蒋友书、陈治青两家斩草除根。

（二十二）草鱼塘大队，杀7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该大队民兵营长陈知先、治保主任杨前吉、文革主任张先志、贫协主席贺来林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返回大队后，当晚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据该大队干部说，本来并没有准备杀人的，只是决定把几个地富先关起来再说。

正在开会时，莫家坤打来电话询问：“你们行动没有行动？你们要赶快行动，一定要走在阶级敌人的前面。”

第二天，莫家坤又打来电话询问行动了没有。当天下午，民兵营长陈知先带领大队民兵将已经关押起来的6名地富（分子及子女）杀掉。

（二十三）光家岭大队，杀22人，其中1人自杀。

与前述22个大队相比，光家岭大队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其他22个大队都是8月23日公社开过杀人动员会以后才开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定性为“奉命杀人”，应当是实至名归。光家岭大队8月20日就开始杀人了，其时公社的杀人动员会还没召开，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一起“自发性的杀人案”。但光家岭大队的干部群众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杨布兆说：“我与他们（指被杀者）无冤无仇，为哄门（什么）要杀他？是上头喊起来要杀的。我到蚣坝圩上赶闹子，曾部长（曾庆松）和莫主任（莫家坤）把我叫到房里讲：八区的四类分子上山打游击了，要杀我们贫下中农；一区、六区的贫下中农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把调皮捣蛋的都杀了。要我回大队以后，把四类分子管起来，调皮捣蛋的杀他个把两个。还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回大队以后，开了会，本来还不曾打算要杀的，后来杨美吉逃跑了，说是上山当土匪去了，逼起我们不能不杀。杀的时候我们也请示了公社的莫主任。莫主任也批准了。这个事情怪不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也是‘奉命杀人’的。后来杀人，我们确实有责任，那个时候，已经是大队跟大队，生产队跟生产队比起来干，想不杀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