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6) 谭合成 卷五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几经周折，终于办好了采访苑礼甫和郑有志的手续。我们坐在零陵地区三监狱的接待室里，眼睛盯着窗外的高墙和墙上的电网，脑子里充满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材料和叫人肝肠寸断的血泪控诉，我们不敢据此去想象他们的尊容，在道县这一段时间的采访经验告诉我们，用沉淀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个疯狂时代的事物，十有八、九者错。 深深的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人来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阴影正在逼近。 首先会见的是郑有志，他在狱警小林的监护下，接受我们的采访。 郑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前线总指挥长”的余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个粗人，也不善辞令，所说情况，与我们看到的材料基本无异。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此人比较实在，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凭多年的记者生涯，阅人多矣的直觉罢了。 他说：“我50年当兵，58年转业回道县，任邮电局指导员。原来准备提拔我当邮局局长，后来领导看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袭重点月岩区担任武装部长。区内有个千家峒，是防敌特空降的重点区域……我在那里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得到县、地区和省里的表扬。65年和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1日，县里还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你们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从那上面，可以看出，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是没有个人考虑，反正要求自己斗私批修。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每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得下心？67年8月8日，县里少数派枪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 “8月16日，我在营江，周仁表来说我们区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都发展了上千人，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等等。我一听感到问题严重了，就同意回去开个干部会。在会上我传播了这些敌情，后来听说都是假的，可当时不知道呀，没想到后来杀了那么多人。真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想到！我凭良心讲，当时我对杀人是不主张的。8月19日，区秘书曾庆宣打电话来，报告我一个好消息，说清塘廖家一下子干掉了6个四类分子。我听了心里暗暗感到吃惊，说这样杀要不得，要他赶快制止。这个事，你们可以找曾庆宣调查。第二天，当时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来营江，我向他汇报，说我们区杀了6个人怎么办？他说：‘现在不是杀人的问题，主要是枪杆子的问题，枪杆子解决了，一切都好办了。农村里的事暂且不要去管它。’21号，军分区赵副司令员、鲁参谋、47军梁代表来营江，我又向他们汇报了杀人的问题。赵副司令问全县杀了多少？贺霞告诉他，大约杀了一百多。赵副司令说：究竟杀了多少人，统个数字报上来。我又提出：‘这么杀都行的？’赵副司令说：‘江青同志讲了的，这就叫文攻武卫。杀了还不是杀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卫贫下中农的问题。’ “你问这些情况确不确实，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乱讲的，有实讲实，没讲的不会说讲了，讲了的也不会说没讲。23号，我与贺霞又商量派人去请熊炳恩出面开会制止杀人。24号，贺霞告诉我熊炳恩说他没有办法，枪也抢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没有保障，怎么开会？其实，当时究竟杀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到道江镇居民，三个五个一伙，到方向好大队的水井打水，就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担井水，他们说河里浮满了死尸，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晓得问题严重了。后来，我们商量开个会制止，原定区、社来个领导，‘红联’来个负责人，25号报到，26号开会，开三天。贺霞与黄涛他们一商量，改成开政法干部会。 “到29号，会上，有人提出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坚决要杀的怎么办？我打电话请示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刘政委答复说：‘我也没得办法……’ “判我的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但是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我当时所讲的话，都不过是把他们讲的重复一遍而已。再说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都说要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四类分子可以杀一、两个……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关了，现在又说我是故意杀人罪，又要坐牢……我认为道县杀人的事，我有责任，但绝对不是主要责任。” 接下来的是苑礼甫。他为无辜被杀的569条人命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然而结果却使我们失望。他与郑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好像很恭顺的样子，但说出来的话句句蕴含玄机。他是1961年从衡阳师专毕业后，从学校调干，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政治学徒。1967年时任道县祥霖铺区区委秘书兼副区长，1984年由道县纪委副书记调任东安县乡镇企业局任局长。入狱后在教师队教书。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文质彬彬白面书生似的人物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王呢？ 他说：“我因1967年8月道县杀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脱产干部中的冠军。捕后，思想很复杂的，从大局看，想得通，这么大的事件需要有人来负责；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道县杀四类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组成的。不是哪一个人一声喊就能杀起来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后，党的路线越来越左，农村阶级斗争观念越来越强，农民对阶级敌人越来越恨，这是思想根源。62年道县的战备教育影响很深，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那阵子，道县先后开了三次会，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对区、社书记讲话时就说过，凡是有风吹草动，就要把四类分子通通杀光，要蒋介石走上大陆找不到一个带路的。当时空飘的反动传单也很多，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抓得很紧，唱歌也唱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群众对阶级敌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县出现大乱，8·8抢枪，各级领导，还有公检法都瘫痪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少数阶级敌人破坏，这里有反革命组织，那里有反革命组织，这里地富反攻倒算，那里地富造谣破坏，你现在讲都是假案，可当时哪个晓得？全县7起大案，破案4起，抓了人，杀了人(全部冤家错案)。在宁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响下，以为真的阶级敌人要变天了。全县乱得很，群众怕得很，从开始杀人到结束，也没看到上头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只讲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一点，当时47军发了个《社情电报》，下面又错误理解，讲阶级斗争严重，讲贫下农自卫，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说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干部，我不可能超越时代，肯定在这个杀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现。但是，判决书与事实出入太大，颠倒是非。责任没有分清，用法不当。蒋光德打电话来，要我补火，要我抓紧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会上传达了他的指示，却判了13年，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蒋光德说是向我汇报工作，这完全不合事实，我作为一个副区长，当时还是挂起来的领导干部，哪有那样大的权力？(苑礼甫为什么有那样大的权力？道县处遗工作组曾以此为专题组织人员做过专门调查。看来，苑礼甫在用这个问题问我们之前，早已问过专案组的同志。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潜问题，其它地区都是以人武干部为核心的抓促领导小组掌实权，祥霖铺为什么会例外呢？处遗工作组调查的结论是：1967年“一月夺权”后 ，祥霖铺区委区政府的几个负责同志受到较大冲击，基本上“靠边站”了，或“挂起来”了。3月，县“红战士”（“红联”的前身）派人找到该区岑江渡公社秘书莫荣星和审章塘公社秘书杨景荣等人，说“红战士”组织成分最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得到了县委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支左部队（县人武部）的支持，希望他们参加“红战士”。3月中旬，苑礼甫出面召集召集莫、杨等人，成立了“红战士”祥霖铺区司令部，莫荣星任司令、杨景荣任副司令，新车公社武装部长范良春任政委，岑江渡公社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人组织部长，苑礼甫任顾问。当时，区武装部长陈国保因病在家休养，他的工作由范春良代理，该区其他三个公社的武装部长，朱瑞南（下蒋公社）刚刚调去，人地生疏；魏永好（祥霖铺公社）和杨家旺（审章塘公社）都是该区“红战士”司令部成员。这样祥霖铺区党、政机关的实际权力就掌握在以苑礼甫为顾问的区“红战士”司令部的手上。由此也可得知，苑礼甫为什么在祥霖铺会有那样大的权力。)你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我想你也会有所了解的，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执行。我当时还打电话向县里请示了，县里叫我莫管。再说，我并没有布置怎样杀人，杀多少，相反我还宣布了坚决不准乱杀，谁乱杀谁负责任。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结束了对郑、苑二人的采访后，从那扇沉重的大铁门里走出来，走上繁华似锦的街市。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气鼓鼓的。特别是对苑礼甫印象坏极了。讲了那么多历史背景、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更谈不上所谓的良心忏悔。569条人命，13年徒刑，他还有胆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对张明红说：“你信不信，把郑有志换到苑礼甫那个位置上，他绝对想不出‘大扫除’这号损招。” 张明红一笑道：“那是当然！郑有志这种人，上头喊杀，他绝不手软，上头喊停，他马上收手。不像苑礼甫，还要有所发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号人身上！读了几句书，背得几句语录，就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实屁都不懂，浅薄得很。你说他屁都不懂，官场学、登笼术，他又无师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红顶子，他还讲得冠冤堂皇。什么敌情啦，什么大案啦，什么反动组织啦，什么反动纲领啦，全是他们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啦，什么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啦，全是他们这号人煽动的。几十年来，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作为垃圾抛弃，糟粕改头换面蛊惑人心，这号人物正好风云际会、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没饭吃，做工的人没衣穿，他们还不罢手，大话、假话、套话，一套一套，真话一句没有……” “好了，好了。”张明红见我说得义愤填膺，打断我的话说：“‘牢骚太盛防肠断。’你这样容易激动，迟早要出问题的。” 没想到，明红一语成谶，不久之后，果然因我呈一时口舌之快，致使我们的采访工作被迫中断。 笔者的一位朋友针对苑礼甫，还有蒋文经、梁域这类人写过一篇专论，特录出与读者，也与苑、蒋、梁等人共析。 中国乡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论苑礼甫现象 举世震惊的道县大屠杀，实是由来自有。窃以为其根植于我国传统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两千年前，痞子文化即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楚汉相争，农村痞子刘邦胜，旧贵族项羽败，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气质打下灾难性烙印。其后历朝历代，上至宫庭斗争，下至黑道倾轧，无不渗透了痞子化的实质性影响。中国向来缺乏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起到某种类宗教的代偿作用，经由统治者钦定御用而产生蜕变的旨在调节社会的儒家学说，近代以来，在其他强势思潮的冲击下则又礼崩乐坏、日渐式微，实难遏制不择手段、没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于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的剧烈痉挛，亦不过是痞子化地延续着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远胜于建设性。改朝换代，战乱频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战乱，都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都致使人们流离失所，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会土壤。降及近代，整个农村社会在清乾隆中叶即已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的“未庄”，其实正是这种劣根效应的文学缩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态大破坏和三年大饥馑，由“一大二公”而“一穷二白”。如此屡经折腾、饱受贫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国农村，遇上特定的社会大气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为祸暴烈，亦自是势所必然。 河清难俟，否（痞）极泰不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如此，与痞子化凿枘相应的“贫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广阔天地”。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当此“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见“毛泽东自述”)毛成功地将中国农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武装夺取了政权。继而，便有了横行中国大陆数十年的极左政治，有了饿殍千万的三年大饥馑，有了王光美自作聪明的“桃园经验”，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力归贫协”，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顺势而发，灭绝人性地制造惊天血案的道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应运而生！此旷古未闻之大屠杀，杀人理论上、力量上皆处于绝对强势状态，抵制杀人的则是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礼甫者流，就是与农业中国痞子文化血缘最近、最可靠的学生和基本队伍。这些人能力有大小，个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价值观绝对一致，他们的所有言行，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从娘胎里带来的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集权主义，在中国集权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不同概念，长期以来都是混淆使用的。)烙印。他们骨子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恶事都敢做。切勿小觑了这帮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农村秀才干部的巨大能量，一个强大的系统如果充溢着这种人其危害性更会百倍放大，道县大屠杀就是他们一手策动并组织实施的，光是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阿Q们绝对掀不起这样的滔天恶浪。这些人对中华文化的糟粕无师自通，又无道德信仰约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请赏，并期以挠到痒处，而平步青云。此种例子，屡见不鲜。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们最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亦具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奴性异化的盲目发泄和盲目追寻出路。而趋炎附势的习性，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谬。这些人浅薄浮躁而又嗅觉灵敏，不学无术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杂以封建主义糟粕，奉为金科玉律，以谋私利，以售其奸。他们深悉“宁左勿右”个中妙处，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此类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道县大屠杀不过是其中小小一例。一个再伟大的国家，一个历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经不起这些人经年累月的啃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