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64) 譚合成 卷七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道縣大坪鋪農場文革殺人事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由一塊毛主席語錄牌而引發的。1967年8月下旬，整個道縣農村已經殺得風生水起，這裡還沒有殺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曾經下放到大坪鋪農村的老知青於××告訴筆者：“我們大坪鋪墾殖場，屬地區農墾局管，64年由農墾系統劃歸縣裡的，66年改名叫大坪鋪棉花試驗站。我們當時下放到大坪鋪農場，號名是農業工人，拿工資的，跟農村裡的公社、大隊不是一個系統，他們那裡殺人管不到我們這裡。但是由於受到周圍公社殺人的影響，當時我農場也是一片喊殺之聲，但因為沒有一個具體的指示下來，所以一開始沒有行動，就像堆乾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點燃……” 這根點燃乾柴的火柴終於出現了，這一天，有革命群眾在廁所里發現有人把一塊毛主席語錄牌丟在茅坑裡，這一下整個農場炸了鍋。把語錄牌丟棄到廁所里，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起碼犯有兩項大罪，一是現行反革命罪，二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其任何一項都足以讓人掉腦袋。農場當權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立即組織專人進行追查。追查的結果懷疑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謝志尚11歲的兒子干的。於是一個順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現了。歷史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出於他的反動本性指示他的小反革命兒子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語錄牌丟進廁所里，發泄他對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據這個推理將謝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兒子關押起來嚴刑審訊。 謝志尚解放前曾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中校軍醫，1949年被俘以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是當軍醫，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中，作為志願軍的軍醫上了朝鮮戰場，1953年朝鮮停戰以後，復員退伍到湖南省衡陽市某醫院當醫生。1956年作為骨幹醫生到道縣人民醫院擔任主任藥劑師，支持落後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1964年“社教”中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鋪農場勞動改造。這樣，謝志尚全家4口（妻子，一兒，一女）到了大坪鋪，只有一個大女兒叫謝淑湘的，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症，腳有點跛，已經出嫁，留在了縣城。謝志尚的二女兒叫謝淑珍，當年（1967年）19歲，也是作為下放知青來到大坪鋪農場，人長得很漂亮，農場裡有幾個老職工曾向她求婚，但這姑娘心高氣傲，都拒絕了，有些人因此懷恨在心，這也為她後來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隱患。 謝淑珍看到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場部，找到當權的造反派理論，為弟弟辯護，結果自己也被抓了起來。 場裡召開革命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怎樣處理這一起反革命惡攻事件，會上有人提出，這樣的反革命家庭，這樣猖狂，如果不進行堅決地鎮壓，就是對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後決定判處雙料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全家死刑。 處死之前，幾個早就對謝淑珍垂涎三尺的農場老職工，不失時機地對她進行了輪姦。 之後，將謝志尚、謝妻、謝淑珍，以及他11歲的兒子四人用索子捆在一起，系上一包炸藥，塞進一口紅薯窖里，活活炸死。 這件事情激怒了全縣的下放知識青年，數百人組織起來，來到大坪鋪農場，強迫殺人兇手扒開泥土，把謝淑珍的屍骨裝進棺材裡，並且披麻戴孝，抬着棺材遊行到縣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嚴懲殺人兇手。但僅此而已，之後便無下文。 謝志尚倖存下來的大女兒謝淑湘就是我們在採訪中，多次聽人講到的謝大姐。這個身患殘疾、命運多難的柔弱女子多年來，拖着一雙病殘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長沙市、北京市的有關政府部門，要為無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討還公道。他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斷地在堅硬的石基上，固執地叩響同一點。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條：這個世界上絕對不會沒了天理！你說的道理一千條一萬條，她都聽不懂，她總是不斷地問着同一個問題：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幾千年的老規矩，怎麼到了共產黨這裡就變了？她的丈夫，一個老實巴交的瓷廠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對妻子的行為雖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夠默默無言地全力支持。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因為謝大姐不斷地上訪和告狀更加生活困難。為補貼家用，沒有工作的謝大姐在道縣二中對面的長途汽車站擺了一個租書攤以為生計。這個租書攤意外地成了一些遺屬們進城辦事或者上訪告狀碰頭的一個地方，如果一定要說是聯絡點也可以。當然也因此成了道縣公安和信訪部門嚴密監控的地方。 在這個租書攤上，謝大姐認識了一個也在這個汽車站附近覓食的街頭少年。他就是筆者前面講過的富田公社東陽大隊的梁月明，文革“殺人風”中，梁月明一家五口殺了三口，父親梁先琅、母親周平珠、娘娘梁先蓮，剩下46歲的祖母和3歲不到的他，後來祖母改嫁道江鎮航運公司工人蔣某，梁月明隨繼祖父改姓為蔣。蔣月明在道江鎮慢慢地長大，一個失去了父母關愛和管教的孩子，一個在類似貧民窟環境下成長的幼小生命，一顆聰明而又絕望的心靈，命運將會把他帶向何方？蔣月明成了一個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強盜”(道縣人把小偷稱為強盜，把強盜稱為土匪。)，我不知道是什麼樣機緣或是什麼人把他勾上了這條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就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惡，這些嚴肅的哲學命題面對複雜的生命現象真的無可奈何。人生的路，雖然自己有責任，但命運也有安排。 謝大姐對蔣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她並非不了解蔣月明的惡習，但不論別人在背後怎麼說，她始終堅信不疑這個年輕人將來一定會規正的。如果說蔣月明這一輩子也曾感受過母愛的話，那就是謝大姐給他的愛，蔣月明曾對人說過：“這個世界對我最好的只有謝大姐。”相信不是假話。 1985年3月，道縣大屠殺受害者遺屬中有80餘人秘密串連，準備集體進京，集合地點約在縣郊的水南村。就在準備動身的前一天，被道縣治安大隊一網打盡，包括謝大姐在內的10多個為首成員被逮捕法辦。謝大姐判了兩年的勞教，實際上關了8個月。放出來以後，有人告訴她，蔣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機”，謝大姐堅決不信。 謝大姐和蔣月明是道縣遺屬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採訪的兩個人，但因着這個原因，我始終不敢靠近他們。對於謝大姐，我只是裝做一個毫不相干的行人，匆匆地走過她的租書攤，彷佛不經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對於蔣月明，也是朋友遠遠地把他指給我看，我遠遠地看着這個堪稱英俊的年輕人，突然感到，心頭一陣酸疼。 2006年，我第三次去道縣進行補充採訪，聽朋友說，謝大姐已經病故。蔣月明也如謝大姐生前所盼那樣，完全走上了正路，據說他結過三次婚，或者是與三個女人同居過，有了一份小家業，開着一輛奇瑞牌的小轎車，過上了小康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