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69) 谭合成 卷八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何代余在文革“杀人风”中出了大名，确切地说是在这次处遗工作中出了大名，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吊高楼大队杀人杀得特别多（仅杀16人），而是因为他把贫协主席给杀了。整个道县杀贫下中农的不少，杀贫协主席的仅此一例。因此也就进了道县文革杀人十大特色案例。 何代余土改以后一直担任吊高楼村党支部书记，“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何支书也没什么更多的毛病，有时候喜欢搞搞女人，有时候喜欢多吃多占一点，这也不是他当支书以后才有的毛病，是万恶的旧社会留给他的呀。看人要看大节，要看听不听党的话，阶级立场稳不稳，这个方面何支书绝对大节不亏。1964年，农村搞“社教”，大家都不提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提了他的意见(据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何代井提何代余的意见是“社教”工作队安排的，不然何代井还没这个胆子。)，清了他的账，还打了他一记耳光，杀了他家的一头猪搞退赔。老支书的心都碎了：上级领导批评我，那是帮助我、教育我、为我好！你何代井是个什么东西，过去我没少关照你，你恩将仇报，打我耳光，杀我的猪！ 到了文革杀人的时候，何支书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时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不听党的话的坏家伙也要搞掉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亮我们吊高楼大队！”老支书文化不高，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阶级敌人”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召开支部会研究杀“四类分子”时，专门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活，何代余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与四类分子串通一气，声言再不端正态度就要对他实行“革命纪律”。又坐下来与何代井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革命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杀人，成了吊高楼大队一个众人瞩目的杀人英雄。等到四类分子消灭得差不多了，上面也指示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队民兵营长何振树、文革主任何代新开了一个核心会议，研究解决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的问题。三个人一致认为不除了何代井吊高楼大队不得安宁！但是这家伙比不得那帮地富，就这样去抓他，他性子烈，只怕会拼命。老支书提出了一个智取何代井的办法，哄他到大队部来分花生和红瓜子，然后如此这般将他拿下。 果然何代井不知是计，听说有花生、红瓜子分，早早地就担着一担箩筐来了大队部。趁他坐在门廊里抽烟时，何支书一声号令，三个人一拥而上，一顿锄头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何代井束手就擒。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罪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何支书叫人牵来一头牯牛，把何代井已经打断了的腿用索子吊起，倒拖在牛背后，象拖犁耙那样，拖到两里地外的尖尖岭处决。一路拖去，何代井背上的皮肉全部拖溶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这条路我们去看了一下，还算是比较平坦，只有一小段碎石荆棘较多。当年不知怎样？ 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一阵乱打。 其实已经有点多余。 现在，何代余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公社，现在应该叫乡党委，根据党的政策，一人犯法一人当，不能搞株连，任命他的儿子子承父业担任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关于吊高楼大队杀人行动的来龙去脉，处遗工作组有一份专案人员与何代余的谈话记录，实录如下： 与吊高楼村支部书记何代余的谈话记录 （1985年×月×日） “乱杀风”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大队一开始并没有杀人。古历7月初十（阳历8月25日），在大队部值班的何代桂跑来告诉我和文革主任何代新，说（上渡民兵）指挥部何仁升打来电话，问大队上杀四类分子的事，代桂跟他说还没有杀。仁升说：“别的大队都杀了，我们大队怎么还不杀？”我听了以后决定开个干部会研究一下。当天中午开的会，有10多个人参加：我、何代新、何振树（民兵营长）、何代英（大队会计），还有何荣理、何代桂、何昌明、蒋小小、何荣璜等人。主要就是研究杀人的事。我在会上讲了，上头已经开了口，我们要坚决执行。团支书蒋小小说：“杀就杀两个调皮的。”我讲：“杀哪两个呢？”蒋小小讲：“你看何代璜、何代奎、何昌仁这三个要不要得？”我讲大家讨论。结果大家都同意了。当时代璜、代奎在外面搞副业，不在家。民兵营长振树派荣理带人去抓。代璜在赤竹源抓到的，代奎在岑江渡抓到的。昌仁在家里未走。最后这三个人一起用鸟铳打死的。我记得开群众大会，是荣理吹的哨子，我在会上讲了话。也没讲别的什么东西，总是上头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代新在会上宣布的死刑，他说：“我们大队没有杀人，落后了，今天我们要杀几个调皮捣蛋的……”他讲了以后问我还讲不讲几句，我讲：“我同意杀这三个人。”振树就指挥民兵把三个人牵了出去，用鸟铳打的。代英打代璜，代新打代奎，昌仁是民兵一起打的，何仕吉负责补的火。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是在后背山召开干部会研究的，还是原来那些人参加。那是古历7月十三（阳历8月28日），当时接到公社电话，说区里（上渡民兵）指挥部下来人督战了，批评我们大队“进度最慢”。开会的时候，有的生产队干部有意见，认为他们队杀了人，别的队没有杀，互相吵了起来，说是要杀就一起全部杀光。我看到这个情况，就开口定了6个人。后来杀了9个。6个大的是我开的口，3个小的是女的抱起去的。大的是何代全、何代勋、何建新、何时佑、何荣球、何三苟。小的是时佑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还有一个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时佑的媳妇抱着他的孙子不放手，是振树从她手中抢走的。一起拖到河边上去杀的。杀的时候，去了四、五十个民兵，由何振树带队。 6个大的是杀了以后，丢到河里去的，3个小的没有杀，就那么丢到河里去的。 杀代井的事我确实有责任，说我报复杀人我不同意。我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觉悟还不会那么低，去公报私仇。杀代井是何振树首先提出的，我同意的。有人说振树想杀人夺妻，这个我不清楚，组织上可以去调查。我同意杀代井是因为他在大队上起破坏作用。他这个人如果不是个贫农，比那些地富还要坏蛮多，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我不是为自己辩护，领导上教育我们对组织要忠诚老实，我就是忠诚老实，有什么说什么。组织上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愿意接受。 吊高楼大队还有一个杀人案例在道县也很有名，名气甚至大过大队支书杀贫协主席案。它也被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列进了道县十大特色杀人案例。一个大队出了两件这样有名的案子使得吊高楼村的知名度也跟着大大提高了。记得笔者第一次去吊高楼采访时，在县里问一位朋友去吊高楼怎么走好，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哦，那个老公杀老婆的大队哦……” 这个故事由于流传很广，多个人跟我讲过。当时笔者曾记录如下：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村上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相貌堂堂；女的是地主子女，漂亮贤淑，能歌善舞，特别还是一个初中生。初中生在当时的道县农村要算是中级知识分子了。两人结婚三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 1967年8月26日，女的听得信，娘家被抓了很多人捆在大队祠堂里，便急忙赶回娘家久佳大队去看，结果被久佳的民兵一起抓了。时逢女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久佳山路过，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久佳的民兵抓起了，你还不去救她。”男的闻讯赶了去，看见妻子五花大绑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头上。妻子见他来，以为有救了，没想到他却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躲到了一边，远远地站着。当久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头头问他：“你看怎样处理？”他竟答道：“还不是和他们（指关在祠堂里的其他四类分子和子女）一样，由你们处理算了。” 女的被久佳民兵们牵走处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醒了过来。久佳大队的干部一商量，她已经嫁给了贫农，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了，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又把女的送了回来。照说久佳大队都网开一面了，吊高楼大队更应当“法”外施恩，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丈夫，这位贫农的儿子却铁面包公一般，一点也不肯徇私情，坚持要杀。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崽了，不信，你用手摸摸，还在动哩！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卫生院检查……”丈夫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他亲自把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妻子捆得像个端午节的棕子，与其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杀他老婆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的几个人都把眼睛看着他不动手。见别人不动手，他抄起扁担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旁边两个民兵，见他动了手，一个一石头，一个一鸟铳……这个年轻美貌的少妇，就这样死在她的丈夫手里！ 此案我原把它认作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案例，然而后来又去道县补充采访时，一位道县朋友转给我一份女方遗属的告状信，信中说： “我姐姐杨金桂，1964年与祥霖铺公社吊高楼村能仔结婚，三年不生育。熊仔怪我姐不能生育，1967年道县刮‘乱杀风’时，与其叔商量，要乘这个机会除掉我姐。他们将我姐骗到野外，其叔首先用鸟铳开枪，姐姐中弹倒地，能仔用马刀连砍我姐数刀，认为死了，就回了家。半夜我姐姐苏醒过来，拼命跑回娘家，被人发现，又送回到吊高楼。丧尽天良的熊仔，借口我姐姐是地主崽子，用鸟枪将我姐姐活活打死。” 看完告状信，感慨万千。当年的采访工作粗糙啊！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对杀人动机一般不作深究的因素。记得一位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曾对笔者说过：“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证据，对杀人动机都不作过多的追究，要是深究起来，想不开杀戒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十分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如炸雷在耳。 对于此案，我在初稿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看来无法想通的事情背后一定有无法想通的原因。 幸亏我原来的记录除杀人动机外，基本事实出入不是特别大。 特补充更正并说明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