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所認識的劉曉波

偶然在網上看到了一篇劉曉波惡罵錢鍾書的文章，不久又看到了一篇署名鍾凝的文章反駁劉曉波。劉曉波這個久違了的名字和一些往事漸漸地浮現了出來„„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劉曉波和他的妻子陶力一起騎着自行車，幾乎橫貫了整個的北京城，從北師大來到我住的大雜院，他自我介紹了當時還無聲無嗅的名字，那時來我家的人較多，各色人等，差不多天天有客人，劉曉波除了他們是我朋友的朋友這一原因以外，這倆口子留給我妻子和我的印象還算不錯，和一些外地來京找我的文學青年一樣，劉曉波很不放鬆不太自然，神情拘謹，說起話來結結巴巴，好在陶力和我妻子也還談的來。劉曉波談的較多，但我們幾乎沒談什麼文學，找房子買菜換煤氣罐想和劉索拉聊聊都是話題，劉曉波漸漸鬆弛下來，我們又談了談彼此的好玩兒經厲，第一次見面劉曉波給我的印象是很樸實。

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丁玲主辦的“中國”停刊的時候，又有過幾次偶然的交談，據說“中國”純粹因為人事停刊，我們都有些不平，我們都在“中國”上發東西，都認為“中國”辦得不錯，這時見面接觸多了一點兒，搓飯，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幾個朋友，妻子們各顯手藝，幾家爭鳴，那時劉曉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師大的一個筒子樓里的一個單間房子，七八個人來吃飯，陶力的身體很糟，忙忙叨叨地做飯，真是難為了她。

後來我被烤鴨店開除，砸了烤鴨店清潔工的飯碗，吃飯沒着兒，惶惶不可終日，劉曉波好像忙着考博士，我們的來往相對少些。一天，在六部口我正和一個朋友登着板兒車叫賣舊雜誌，被警察和工人民兵趕的到處跑，劉曉波騎着自行車過來了，僅從衣着打扮看來，我們之間的反差很大：劉曉波穿着一雙皮鞋——儘管拙劣但是皮鞋，一件乾乾淨淨的確涼的襯衣，戴着眼鏡兒，而我是一件髒細細的套頭衫，為了登三輪車方便還穿着一雙快散架了的朔料拖鞋，剃着一個光頭，我承認：從外表看來我完全像一個胡同里的無所事事的小流氓„„這一次劉給我印象尤深，我發現劉曉波很有點兒為與我們在一起為恥，為我們不好意思，和平時交往中他漸漸給我表達出來的瀟灑好像不大一致，因為他戴着眼鏡，一付知識份子樣子，而我們卻是不打折扣的販漿者流，„„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絮叨這些小節，是為了幫助讀者形成對劉曉波的一個完整概念，“文人假裝流氓”不知為什麼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文化界的一種時髦，一如民國初期的各路流氓軍閥的附庸風雅。劉完全不像自我標榜的那樣野性、自由、無拘無束、那是“黑馬”以後媒體塑造出來的一個公眾的劉曉波，從此這真實的劉曉波開始表演媒體裡的那劉曉波，（在我個人看來這也正是劉曉波悲劇的開始）正相反劉曉波是一個極富心計而又極不統一的人，我不否認劉曉波可能有那麼一點點兒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別人多也不比別人少小市民心態，一如你我，不過比你我多了一點兒虛榮，多了一點兒浮躁罷了。以後儘管成了“黑馬”；我心裡覺得可笑，因為我深知“這鴨頭”可絕“不是那丫頭”，如同我認識的很多今天的“鴨頭”們一樣„„

在北醫附屬醫院門口的大樹下，劉曉波扶着我的三輪車把，我坐在三輪車上，這一次我們談了文學，當時何新評我小說的文章有點小熱鬧，我們由此談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誤賣雜誌的情況下不時地插幾句，當時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非常情緒化，用了“當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極端否定的一類話。再下一次見面他很激動地告訴我他在一個什麼討論會上做了一個“震了”的發言，說是什麼時候拿給我看看，我一直也沒機會看到，直到現在也沒看到，和我一起買雜誌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話，不就買雜誌那天你跟他說那些話嗎?幾乎原封沒動！

從此中國文壇多了一匹“黑馬”，我們再遇到時，他說話的口氣突然變化很大，大的驚人，像一個暴富的酒店夥計,從人人爭說劉曉波的時候始，我們就基本上沒什麼來往了，一來他忙，二來我畢竟太凡俗，不願被人認為拉大旗作虎皮。

有一天他突然找我，想認識劉賓雁，我領他一起去看了一次劉賓雁，出來後又到吳祖光家小坐。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和另外幾個朋友來我家一起吃飯，這是他變成“黑馬”以後第一次來我家，他帶來一本新作“和李澤厚對話”，翻開第一頁，寫着：給徐星—和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你我均如此！署名曉波。我問他為什麼是李澤厚，他說這是一個技術問題,為了出名，只有選擇他等等。

這大概就是我和劉曉波的全部交往了。

白雲蒼狗，後來我去國赴洋，在中歐的一個小鎮住下來終日讀書，無所作為不問世事。

有一女作家朋友自台灣來，帶來一本書說是特意準備送給我的，看我的眼光有點兒意味深長，看看封面上的內容提要上面一句醒目的紅體字“中國，你除了謊言，一無所有”，心中一震。

這是一本寫“六.四”的書。作者劉曉波。

“六，四”常常在我心中引起一種非常複雜地感情，複雜地讓我暈頭轉向，這也是我出國以來從不談“六，四”的原因，甚至說我是特務的謠言使得國內的“朋友們”根據我出國前的“跡像”來推測我“到底是不是”、一些朋友甚至斷了聯繫的情況下，我也不想說，我常常想我還活着，無論談什麼對死人來說都沒意義了，對活人談也許有意義，但我不負有這一使命，況且談的人已經夠多的了，多的已經不僅凡“六，四”以後出國的人都是英雄，甚至六月三號晚上飛離中國的人身上已經開始帶“六，四”的“傷”了，這裡到真是可以借用一句劉曉波的話來說—謊言比暴力更可怕！暴力有目共睹，罪惡就是罪惡，而謊言卻需要剝去偽裝。我恥於和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們一起”流亡”，我不想和自己的良心過不去。如果說我出國後做過什麼有關“六，四”的事情，唯一的大概就是因為當時看到一些要求被釋放的政治犯統計名單中，不知為什麼不列入尚在監禁之中的劉曉波，儘自己所能大聲疾呼過幾次。

沒想到我第一次談“六.四”竟是由劉曉波引起的„„

所以談起，是因為這本看似真誠地書，毫不真誠地幾次指名道姓地提到我。透過看似“懺悔”的煙霧，我們還是不難看出這本書中大量地、不太巧妙地、自我形象塑造，這尚可理解，這是劉曉波的風格，為了成功把“最真實”當作手段也沒什麼，反正總有人相信，但這一次—（我並未特意做過什麼了解）看起來好像不大成功，至少對我談起這本書的人，多給予不屑的評價，當然更多的是嘲笑，說是給人一種過了氣兒的女演員、不知當今何世的感覺云云，由此可見。

直到看完了全書，我不由地惶惑了,沒想到可鄰的劉曉波已經到了這步田地，甚至不惜三次直接了當地提到我，根據需要，時而直呼其名，時而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三次講到我的情況，居然沒有一次是事實，不是事實的“六.四”文章很多，出於各種目地寫，但捏造出事實卻只是為了打扮自己——大概不多見，因為這需要一些勇氣，我不由地想到此書封面上的那句“中國，你除了謊言一無所有！”的話竟然由劉曉波說出，真有點兒諷刺的味道了，笑過之後並問自己：你真的理解該位劉曉波的同志嗎？並有點兒懂了送我此書的朋友看我時的意味深長眼光了。

寫到這兒，似乎又不太想寫了，這有悖我不談“六.四”的原則。但又一想，劉先生已經出了書，白紙黑字，事關千秋萬載，雖說我不像劉曉波先生那麼自愛，不僅自己老作“深刻內心反省”，還得拉着幾個作墊背；但爹娘造我一場，活到三十好幾，堂堂一米九高的血肉之軀，隨便讓人作賤，也太說不過去，至少我應該把劉曉波提到的幾件事實澄清。

本書第一次提到我說是“五月十五號„„徐星等幾十人來到場„„他們每人挎着肩帶，寫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這種自視有特殊身份和知名度的出場方勢，白傑明有一針見血的分析。”

我所了解的有姓名肩帶的遊行只有一次，（“代表作”的名字到是沒見到，參加遊行的朋友很多，有些人現在國外，大家可以一起回憶，是否如劉所說？也許劉有更準確的記憶？）那時根本不知劉是否在國內，見到帶着肩帶的隊伍過來了，我第一個反應是厭惡，後來有人為我解釋了原因。那是在四月二十七號，為了抗議“四.二六”社論，我在復興門加入的隊伍遊行到人民日報社門前，儘管我理解了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仍沒這樣做，記憶中隊伍不到宣武門時，帶肩帶的幾個人不知為什麼，先後摘去了肩帶，以至在人民日報社門前，互相找不到。

如果劉曉波只是道聽途說也就罷了，但五月十五號我在他所說的隊伍里、自從他出國以來、第一次見到他，他也應該清楚地看見我有沒有所謂“肩帶”，因為我們對面坐在廣場的花磚地上談了大約五分鐘，就外國女人的話題開了玩笑，劉曉波給我的印像就像一個遲到的、以為這次可以大撈一票、急着要進賭場而沒有賭資的賭徒，鑑於劉的性格，我建議他先多看看，因為剛從國外回來，別先急着下“賭注”„„

要“懺悔”自己尚說的過去，但在“懺悔”的時候還不惜捏造事實，僅僅為了絮叨自己的與眾不同，那麼這樣的“懺悔”有幾分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書第二次提到我，是在“絕食團”的帳蓬里，”„„他倦縮在角落裡，走近後才能看清他沮喪的表情，他是徐星„„他說：曉波，我想來幫助他們，但是這些混蛋學生不理我，我想在廣播中講幾條建議他們也不讓，我說我是《無主題變奏》的作者也不管用‘”然後一名叫程真的女學生“„..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別理他，這人挺無賴。’”，請注意劉曉波所說的程真的敘述，因為這為劉曉波為什麼一直被拒之門外留下了伏筆，既然被劉逼上梁山，我不得不說說當時的實際情況。

我之所以在帳蓬里，是受一個學生朋友之邀，因為他一直就在帳蓬里，他說我們寫東西的人，應該看看，這是歷史，我贊同這個看法。看了幾天，有時也過夜，和朋友一起幫助作了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後來被一個我很喜歡的學生領袖邀請，參加了一個“絕密”的會議，（在帳蓬外，帳蓬里雖說如劉所說的戒備森嚴，但有很多人，有時甚至誰也不認識誰，學生耽心不“保密”）事前他讓我講講看法和意見，幾個人蹲在地上談了大約幾分鐘，會開完了，內容完全可以對全體學生公開，無非就是下一部怎麼辦，我什麼也沒講，我和那位同學，一起回帳蓬，他問我為什麼不發表意見，我談了我的看法，我說這是一場學生運動，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當然也參加運動，但有我的方式，在你們的會上談意見不太好。

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究竟能有何“建議”要講，而且還要如劉曉波可笑的描述，扯上我的小說。

後來在廣場上一輛公共汽車旁，我向柴玲簡短表示過同樣的意見，我說誰也沒權力說三道四，你們什麼名人也不要相信，柴玲作了一個不屑的表情。因為我剛剛在廣場外邊，“知識界聯落站”目睹了一場名人們演出的活劇，有人傳來戒嚴的消息，“知識份子”們嚇的連話都說不清楚了，因為有人在觀禮台上喊了一聲：“軍隊來了！”一些“知識份子”立既哆嗦了，（不是親眼看見，我真不敢相信一個人會被嚇成這樣）拿了東西—甚至顧不上拿全，撒腿就跑。正是這樣的、我親眼所見的“知識份子”現在海外不斷地發文章大談“六.四”，儼然以英雄自居。經厲了這些，一點兒也不會為了毛澤東之所以輕易玩弄所謂“知識份子”於股掌之間而詫異。

再回來看看劉的書，看看吧，我“沮喪的倦縮在角落裡”，想講幾條建議都不行，而他卻是被“邀請來講演的”（沒寫被誰邀請）還有我“說我是《無主題變奏的》作者都不管用”而他卻“立刻高聲說明我是誰”被指點從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後門”進來了，當然，如果我不是如成真所說的我“挺無賴的”，那又怎麼解釋他在前面寫到的他多次試圖進入帳蓬（當時的核心層）的重重困難？顯然他不“無賴”，所以他進不來。為了找回一點兒自信，“失落”了一次的劉曉波不惜用他的赫赫聲名來和我這樣一個既不知名也不重要的人作了一個儘管有點可憐和拙劣但還算成功的對比；如果不加上後一段不打自招：“我接過話筒，剛才受阻時的憤怒，屈辱和報怨一掃而光。”可笑的是劉在外面和學生糾察隊交涉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裡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讓他進來，正是我煩了，也正是我比准了讓他進來，因為當時我被賦予了這個權力，我打了保票說他“可靠。”

大概這也是他後來不甘失落，作鳴人之舉的絕食的心理基礎。

在本書中第三次提到我，不能說一點兒也不真實，那就是我確曾要求過和劉曉波一起絕食，談不上“三番五次”和通過他的“好朋友說情”，劉曉波的好朋友也許很多，但我只認識一個，也是我的好朋友，正是通過他，劉曉波才得以闖到我家來，我們才得以認識。但那天這位朋友並不在場。正像此時為我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一樣，大概除我以外此時沒有什麼別的“著名”的人可以讓他對比出他比“著名”還高大。但這次絕食背後的事情他居然一字未提，可見用別人的話來自我標榜為“有的朋友幾乎毫無保留地肯定了這本書，是到目前為止關於「八九抗議運動」的眾多文字中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它的真誠、它的嚴厲的自我刨析和對這場運動夾敘加議的描述，使人們看到了「八九抗議運動」的本來面目。”的書並不真誠，如果劉所說的是真話，那麼看來劉還真有幾個善良的朋友。

既然叫到“真”，就得說說我為什麼要參加劉的絕食，（遭到他拒絕的原因，他在書裡說過了，我不再重複，原來他不願別人和他一樣當“英雄”，幸虧為他拒絕了，直到看到本書我才意識到險遭一場愚弄，又為絕食的其他三人婉惜，由其是我絕對不能想像周舵是為了去當英雄，雖然我們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給我極正派的印象，這也是朋友們的共同評價。）從五月上旬到下旬“幾萬知識份子大絕食”的動議一直持續，也曾有人問到我，我表示我不是知識份子，所以我不參加。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劉突然打電話到我家，當時我在廣場上的時間很多，身心很疲憊，正在家睡覺，我妻子叫醒我接電話，劉在電話里說：他想去絕食，讓我和他一起去，並說沒有任何人知道，和當時所有的“絕密”一樣，他也挺“絕密”的，說只告訴了我一個人，劉再三叮囑我不要告訴任何人。我不同意，我問他，形勢都這樣了，還有什麼必要去絕食？談的不太喻快，掛斷了電話，我妻子還說了一句，“曉波他媽的發瘋了”

六月三（一）號，一個朋友，告我劉明天下午在紀念碑絕食，（但我不知道還有其他三人，不知為什麼那位朋友沒告我）當時心裡很不安，只覺得做了一件對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幾件厚衣服，不顧我妻子的堅決反對，我決定去陪他，準時到場，發現其他三人都很安靜，而劉的絕食完全成了鬧劇，並且不理解為什麼“有限期絕食”，在家裡免一頓不吃大概也可以叫作“有限期絕食”，當時劉在大放衛星，做作的悲壯表演，這時我已經不想再加入了，但其它三人的默默地真誠的確感染了我，我在紀念碑前的帳蓬里和侯德建聊了一會兒，我以為我來了就是參加了，因為劉曾“絕密”地邀請過我，沒想到這時卻必須經劉的批准了，我簡單問了一下劉，被他拒絕了，我離開了紀念碑回到了學生們中間„„。

這就是劉所說的我要參加他的絕食的經過，沒想到事過三年多以後會被劉拿來當粉往臉上擦，幸虧我當時有個妻子，經歷了事情的全過程，否則一切都讓劉先生一個人“真實”了。

書中敘述有關我的三件小事全不真實，第二件完全可以說是胡說八道，這些小事對於整個的事件不很重要，但事關“六.四”不能不嚴肅，聯想到出國後看到的寫“六.四”的文章，多以全知全能的口氣做“全景式的、完整地”描述，引起讀者的反感，事實上當時群眾被軍隊一部份一部份切割開的情況決定了沒有一個人能作到“全景式地、完整地”觀察，我常想如果每個人都以對歷史負責地態度，看到什麼就寫什麼，由其是涉及到具體的人和事的時候，那將真實可信的多，而不是以劉曉波先生的這種“真實”，我不知在此書中為了劉的“坦誠、真實”，其它在書中被反覆交代真名實姓的人有何感想。

現在老一套又開始了，先是尥撅子的“黑馬”，然後是李澤厚，這一次是錢鍾書，劉早已從自己多年來編織的夢中醒來，我們不能說劉不知當今為何世，大概只能說過了氣兒的女演員還貼切一點兒。以劉的聰明我相信他深知當今的一切雞零狗碎，我們朋友一場，我想藉此機會奉告劉一句話，在“超人”的注射劑發明以前，甘做普通人苟活吧，儘管有好心的朋友樂善好施，讓你搭車，也是看你趕路辛苦，並不說明你就在車上，更不說明這車就是你的。因為別人付出了常人無法比擬的代價，而你確在一味地找便宜。

對於錢鍾書，我無話可說，我不喜歡任何理論，也不懂理論，我只看過小說“圍城”，是我很喜歡的小說的一部，我要說的還是該劉曉波，先弄弄清楚什麼是“大隱”“小隱”再引用可能好一點兒，在這兒我願意無償地幫你一下，畢竟是老熟人嘛！“小隱隱於市，大隱隱於世”。

博士都做了，不至於記不住吧？

2017年07月11日 徐星 （中國內地作家）

徐星，1956年3月20日出生於北京，1975年北京市第七十八中學高中畢業，同年赴陝北延安志丹縣插隊。1977年入伍，先後在蘭州軍區第二十一軍、甘肅天水、平涼和陝西寶雞服役。1981年復員回京，被分配在和平門烤鴨店，先後做過服務員、清潔工。1983年辭職無業，至今。其間，先後在《華人世界》、魯迅文學院做編輯，1986年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和魯迅文學院讀碩士研究生，1989年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