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1988年，白人特权的概念不是什么新概念。在麦金多士之前，在欧洲残酷的殖民史中，大量有色人一代代书写下关于白人特权的理论。W.E.B.杜博伊子（美国六十年代著名黑人反种族主义者）等人虽然没有使用“白人特权”这个术语，但都在这一话题成为潮流之前，探讨或论述过白人特权的问题。那时候，没有人因为写作或宣讲白人特权而变得富有；并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谈论白人特权的真相会把有色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因此，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白人特权的标记——是麦金多士（一个白人）把这个概念牢牢植入主流“多元化”的词典，而不是那些前赴后继的有色人反种族主义者们。

第三，白人特权并非只发生于过去。在北美的日常生活中，白人特权在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身上每天都能看到。比如，两年前在加拿大沸沸扬扬的“太亚洲化” 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白人特权事件。看到校园里亚洲人的面孔多了，加拿大主流社会就觉得“太亚洲化”，且在重要媒体发文批评这一现象。这不是白人特权又是什么？再比如，最近美国职业篮球赛出现了一个华人球星，美国媒体竟然使用饱含种族歧视的词语做报道的标题。这种罕见的、露骨的种族主义文字见诸大众媒体的事件，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白人特权和种族主义的事件是北美社会的一个常态。

第四，反种族主义需要白人的参与。种族主义不仅仅是”有色人种的问题“，而是“全体北美人的问题”甚至“全人类的问题“；因此，它的解决不能光靠有色人种的努力，而是需要所有北美人的协同努力，在国际上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种族主义是我们共同的问题；除非这一点被广泛认同，反种族主义事业的进步将会是缓慢和痛苦的。因为我们对于解决他人的问题总不像对待自己的问题那么有紧迫感。这就是白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虽然有色人种的参与应该是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核心。

第五，白人反种族主义活动也有负面的后果。如今，提姆。崴志已经顶替佩吉。麦金多士成为白人特权问题的代言人，并且日益成为白人反种族主义的代言人。他是少数完全依靠反种族主义写作和演讲来养活自己的人之一。问题在于提姆。崴志成功的代价是：有色人鲜活人生体验的自我表达被消音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诠释。

于吾阿。奥沙杨德（一位黑人活动家）指出：许多大学用冷脸、拒绝倾听的“聋耳”面对草根黑人活动家的反种族主义演讲，却用“掌声、全体起立的礼遇、奖励和通告”来热烈欢迎提姆。崴志同样主题的演讲。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证词，说明了在美国大学里，体制性的种族主义没有什么改变。奥沙杨德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权力的问题。拒绝倾听有色人演讲的白人没有‘听力问题’。他们没听到或拒绝倾听的原因在于他们可以不听（的权力）。”

第六，在白人特权的语境中，金钱和嘉奖等对于白人反种族主义者来说是尴尬的问题。于吾阿。奥沙杨德有一个让人不快的观察，他发现：白人反种族主义者们，例如提姆。崴志先生，从种族主义中名利双收。虽然反种族主义写作或活动需要付出，要求酬劳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白人从中获利，即便是间接地通过反种族主义活动获利，在本质上也是让人不快的。

第七，白人特权是相对的，也不是平均分布的。除了种族主义，北美社会还有其他种种压迫，如阶级压迫、男权压迫，等等，这些压迫不见得比种族压迫更不重要。这些压迫与种族主义的交集使得社会上存在的压迫复杂化了，所以，认为一个白人小学老师拥有和一个白人律师一样的特权显然是荒谬的。这种想法对于反种族主义运动来说是无益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对于种族主义复杂性的深入了解。

第八，少数族裔的特权及其功能。少数族裔的特权和白人特权不可同日而语，但确实存在。在边缘化空间中，少数族裔的特权意味着有色人可以谈论种族而不会被他人用他（她）的种族身份来质疑他（她）。如同白人特权一样，少数族裔的特权也是相对的。内化的种族主义在许多少数族裔中的存在会造成某些声音被压制；同样的，在少数族裔特权和性别、阶级、性取向，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产生交集的地方，也会有某些声音被忽略。

第九，白人特权概念缺失一个重要元素：对白人的同情。有色人极少会同情白人。表面上看，这非常符合逻辑；被压迫的人们没有义务考虑压迫者的情感需要。然而，那些压迫他人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人施行压迫行为时旁观的人很可能自身经历过压迫，且他们也被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伤害到了。种族主义伤害所有人，包括种族主义者们，虽然其对于有色人种的伤害是更加严重的。从激进的人道主义出发，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一切压迫都是社会的悲剧、人性的悲剧。

第十，寄希望于改变。那些今天炫耀白人特权的人也许明天会成为反特权的同盟者。我们的目标是要支持这种转变，甚至帮助加速这一转变，而不是去证明他们不正确或很邪恶。假如能够专注于结果而不是情绪，我们或者能够做出一些有效的反种族主义的工作。

（编译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