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興趣在課堂上講授婦女寫的書……很遺憾，我喜歡的作家中恰好沒有中國人，或女性。除了弗吉尼亞•伍爾夫。……我講的是男作家。嚴肅的、異性戀的男性作家。像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契訶夫、托爾斯泰。”

以上是加拿大頂尖學府——多倫多大學的教授大衛·吉爾摩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大衛·吉爾摩，加拿大作家，其小說《完美的夜晚去中國》獲得2005年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吉爾摩本人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現在又在該大學授課。他以上言論中明顯的歧視女性態度、種族主義態度（針對中國人）和性取向歧視暗示（異性戀作家）令人震驚。

許多學者認為，加拿大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大衛·吉爾摩為這一論斷又提供了一個證據。

吉爾摩不僅看不起社會弱勢群體（婦女、中國人、同性戀者等）對文學的貢獻，而且對於自己的這一態度缺乏起碼的反省。而他作為加拿大一流學府教授的身份，使得他的這一聲明特別地刺耳。

這難道就是加拿大頂尖學府如何教育年輕一代的？！教育他們歧視女性、歧視中國人和同性戀者？教育他們歧視自己的母親、姐妹、妻子；教育他們歧視自己的同學、鄰居、師友？教育他們帶着偏見做人、做學問，帶着歧視走上社會？

大衛·吉爾摩的言論讓我聯想到漢娜•阿倫特著名的“惡之平庸”。吉爾摩的言論是不是一種惡之平庸的證明呢？

當年漢娜·阿倫特使用“惡之平庸”來評論作為猶太人大屠殺儈子手的艾希曼；她認為平庸的艾希曼欠缺思考的能力，更確切點說，是欠缺分辨善惡、美醜的能力。

“惡之平庸”激起的爭論和知識分子圈內的分裂讓阿倫特覺得：那麼多知識分子竭盡全力要把平庸的艾希曼歪曲成惡魔，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缺乏信心；他們反對惡之平庸，因為他們不願意或不能夠在自己平庸的生活中反躬自省。

思考，其實是一件費時費力的艱苦勞作。批判性的思考更艱苦。退守入孤獨的思考對於平庸的知識分子們來說，簡直就是酷刑。

不願意或不能夠思考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們，當然要反對“惡之平庸”這類的提法。這一提法就像一把尖銳的匕首，會把他們吹出來的美麗肥皂泡全部刺穿。

反對“惡之平庸”者，害怕的是自身道德上的軟弱、人格上的缺乏獨立性；以及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缺失。而在阿倫特看來，這種批判性思維能力是幫助人們反抗權威的終極武器。

回到大衛·吉爾摩，一位典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擁有北美社會統治階層的一切特徵：白人、男性、異性戀、非殘疾人、中年、中產。從這樣一個特權地位出發的他，對於自己的特權地位視而不見，甚至於以自己的狹隘為自豪。為什麼會這樣？

最大的可能是：這個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確切地說，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讓他和社會上大多數人一樣，掉進了“惡之平庸”的陷阱里。

一方面，是主流意識形態無孔不入地滲透全社會，普通人很容易就隨波逐流、人云亦云，成為庸人。另一方面，是許多人本身缺乏內省、缺乏（或喪失）了道德的勇氣和判斷力。

兩者的結合，就有了許許多多的大衛·吉爾摩。而這許許多多的大衛·吉爾摩又反過來幫助維持了惡的體制、惡的現狀。

當種族主義、男權至上、同性戀歧視、殘疾人歧視等惡的體制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有機組成之際，要反抗其中任何一個主義、任何一種歧視，都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都需要許多人的共同奮鬥。

可悲的是，惡之平庸讓我們大多數人要麼拒絕承認惡的存在；要麼看不到惡的存在。

背轉身，假裝看不見社會的惡，不去進一步思考，如我們許多同胞所為，是一種惡之平庸。

被主流意識形態洗腦，看不到自己在體制性、社會性的惡中起到的作用，如大衛·吉爾摩這類白人男子所為，也是一種惡之平庸。

當一個社會的知識精英都進入“惡之平庸”的陷阱了，還有幾人沒有掉進去呢？

不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加，惡之平庸的陷阱里都裝着社會的大多數人，包括我，也包括你們。當我們像大衛•吉爾摩一樣看不到這個社會上的惡以及惡的體制的時候，當我們像許多人一樣假裝看不見這個社會上的惡及惡的體制的時候，我們就在為惡了！我們和吉爾摩之間，距離並不遙遠，也許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別罷了。

吉爾摩說：他不喜歡女作家、中國作家、更喜歡異性戀作家。他的許多學生也許會說：他們厭惡女性、反感中國人、拒斥同性戀者。吉爾摩缺乏反省，他的很多學生也可能不知道反省為何物。惡之平庸就這樣從吉爾摩向新一代大學生傳遞下去。種族主義、女性歧視、同性戀歧視等體制性壓迫也就這樣被延續下去。

女作家安·貝魯奧特指出：大衛•吉爾摩揭示了學術界歧視女性、種族主義等不平等現象依然根深蒂固。而在我看來，他不僅是學術界的“一斑”，也是北美社會的“一斑”。他幫助我們看到了北美社會的“全豹”：本質上白人至上、壓迫女性、歧視同性戀的社會。

而從“惡之平庸”的角度看，他提醒了我們：當我們放棄了思想，放棄了道德判斷，特別是放棄了批判性的思考之際，我們每個人都成了現存體制的維護者，都在作惡。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是大衛•吉爾摩；我們就是艾希曼；我們就是作惡的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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