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老子，是从中共断章取义的教育来的。说的是《老子》提倡“小国寡民”，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

“小国寡民”字面上的意思是：国家不要大，人民不要多。这样的理想为什么就是消极、落后、封建呢？然而中共的所谓教育是不鼓励问问题的。只是告诉你一个结论，让你背下来考试可以得高分罢了。

我们来看看老子的原文：

“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段话让人联想到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理想社会。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同是小国寡民，百姓同样是淳朴天真、安居乐业，陶渊明的笔下，只是文学的描写。我们知道桃花源中的民众与世隔绝，但是没有看到对于他们实际生活以及技术手段的描写。

然而老子的笔下：在这样一个人口不多、地方不大的小国家，虽然有像“什伯人之器”，如舟舆、甲兵这类技术、装备，然而备而不用。老百姓不离家远行，安居乐业、淳朴天真。

老子描绘的理想社会，当然与秦朝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立。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感觉上是对后来出现的“秦并六国”的预言与反动。或许当年的老子已经感觉到大国吞并小国对老百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所以才提倡“小国寡民”的理想？

“大一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迷思。据说这一说法起于孔子，虽然没有见到孔子的原文。有人说，“大一统”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在假设是孔子编纂《春秋》的基础上，这一说法才是出自孔子。然而， 孔子作春秋的观点缺乏充足的证据，因此《公羊传》虽然出现了“大一统” 字样，却未必是孔子说过的话。

然而，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是“大一统”的大力提倡者。汉武帝推行他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说法，后来被说成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应该有许多方面的统一，特别是政治上的统一和思想上的统一。在当时，就是在政治上统一于西汉刘家天下，在思想上统一于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且不说董仲舒为何提倡“大一统”，但是思想上统一于儒家确实是儒生们所乐见的。政治上的统一始于秦朝，延续到汉朝。“大一统”的想法，似乎更可能是秦汉统治阶级的想法，而未必是孔子甚至孟子等早期儒家学者的想法。

孔子是复古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回到周朝，特别是西周。西周现在看来应该是一个有许多诸侯国的封建国家。如果回到西周，那么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不同的是，诸侯国没有或较少称霸、互相攻打的情况，而周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孔子如果喜欢西周的政治，那么他想要的是封建制度的国家，只是各个诸侯国依然遵照周朝的礼制，承认周天子的权威罢了。这种诸侯分封、承认周天子为共主，受周天子节制的封建制度，感觉和现代世界的“邦联制”（例如英联邦）比较接近。和老子的“小国寡民”有内在联系。据说，周朝的分封国数量在一千与三千之间，考虑到周朝是中国（即现在中原地区）面积，那么当时的“国”基本上就是城邦，可谓“小国寡民”也。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孔子与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或者没有太大的差异呢。

而后世的所谓“大一统”在理论上被总结、推崇，是在西汉武帝之时。背后的推手毫无疑问是以野心勃勃的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大一统的理论基础自然是吞并六国，一统中原的秦帝国及相关意识形态。当然，汉朝继承的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郡县制、严刑酷法、统一思想，等等。汉武帝是和秦始皇一样有个人野心的统治者。他们都穷兵黩武，不惜民力。这样强势的皇帝治下被推崇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或统治者支持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作为御用文人的鼻祖，虽然帮助汉武帝搞出了这一禁锢中国人思想千百年的理念，但是他有意无意省略的是：孔子也好，孟子也罢，他们理想中的“大一统”（假如有的话），一定也是建立在儒家的“王道”基础上的，而不是自春秋以来盛行的“霸道”，更不是秦汉以来的通过战争，大规模杀人、抢占地盘达成的所谓的“统一中国”。

而纵观春秋以来的国史，任何一次国与国战争或改朝换代，都是多年战乱、血流成河、民不聊生。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也。就以汉武帝为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其武功固然强大， 然而与汉朝的普通百姓的幸福可有一毛钱关系？秦始皇就更不必说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边的“儒术”，也不再是孔子、孟子、甚至荀子的儒术了，而是西汉皇权政治改造之后的儒术。

这种儒家之治术简单地说，就是外儒内法、外王道之外衣、内霸道之本质。

因此，汉武帝与董仲舒之后，“大一统”及儒家思想已经被改造成为为西汉乃至之后两千年王朝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了。

这样一来，我们回过头看老子，看他对于“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向往，实在要钦佩他的先见之明。

从文化思想等方面来看，自从中国建立第一个皇权专制的统一国家——秦开始，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上就日益萎缩。冯友兰先生把他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之部”与“经学之部”，两部的篇幅相当，而“子学之部”只在论述先秦的哲学思想，秦以后直到清朝全部在“经学之部”。显然，先秦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哲学上的贡献与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相当。这似乎在说明：大一统不利于哲学思想，乃至文化的发展。冯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

从世界历史来看，古希腊哲学依然深刻影响今天，而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其政治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城邦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各种思想享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在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古希腊哲学的篇幅是百分之三十六（超过三分之一）。这样的比重依然相当可观。古希腊文化的灿烂是否与古希腊的“小国寡民”有关系呢？

“大一统”的流毒延续千年，直到今天，许多无知的民众仍然以为“国家统一”总是一件好事。大陆的统治阶级依然鼓吹“大一统”，并且利用来对自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虎视眈眈民主台湾的野心与军事骚扰行为“洗白”。好像“大一统”本身是个美好的理想。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大一统”从来就不该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只有在它的目的是广大民众的幸福时才是正当的。然而从中国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统一”的武力征战，都是一次“兵祸”，造成的都是无数普通百姓的受苦受难。

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支柱的“大一统”，除了迎合了历代帝皇的野心与虚荣之外，对民众的福祉未必做出了什么有益的贡献。相反的，我们看到“大一统”在过去的两千年中钳制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言论自由，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其流毒迄今不绝。是时候中国人反省这一思想遗产的功过，重新认识老子“小国寡民”理想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了。

历史不容假设，然而本人在读史之时，总不免会又这样的疑问：假如中国没有被秦统一，假如“大一统”没有成为某种主流价值观，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民众，是否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中国文化是否会更为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