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席琳-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民国十一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学，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又来信叮咛地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町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935年，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在苏联合影）

1956年的蒋经国，已能够充分理解父亲所交待的那些须特别重视的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他如此阐释：

“这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为着人民安乐和国家富强，力求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毁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到。……古人说：‘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确为经验有得之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回忆了自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针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外国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信说： “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身为宋明儒学信徒的蒋介石，最终将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一个儒家“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多年后，宋楚瑜仍记得蒋经国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

这话背后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蒋经国深入一线，与筑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龙头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馒头。年近古稀时，仍下到台湾各处穷乡僻壤里去探求民隐，如寻常老农般脱鞋涉水，如寻常路人般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吃……

这背后也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2、晚年认可了市场经济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思想改造”是成功的，但再成功的“思想改造”，也无法消磨掉曾经有过的痕迹。

3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的实验，仍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 —— 严格控制百姓，以运动式手段搞经济文化建设。1945年后，蒋经国也曾对赣南时代的同仁承认，“赣南新政”并无多少效果，只是徒然让百姓受苦：

“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

但这种反思，似未及深入到体制和学理层面。去台后，蒋经国启动“十大建设”，仍明显带有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色彩。

（赣南时期，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这种“计划经济”，也体现在蒋经国对台湾“均富”的追求之中。据宋楚瑜回忆：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 ‘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均富”的初衷，无疑是很好的。

不过，实现“均富”的手段 —— 国营企业、计划经济、价格管控，伤害了台湾的市场经济的完整性。

早在1952~1954年间，台湾经济学界就曾批评过国民党对“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迷恋，史称台湾政学两界的“财经大辩论”。

受此次论战影响，胡适于1954年3月6日公开站出来演讲，自我忏悔曾信奉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并敦促领袖和当局也出来忏悔对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的迷恋：

“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

“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自由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忏悔。我们应该自己‘洗脑’；被别人‘洗脑’是不行的。我以为我们要自己‘洗脑’才有用，所以我今天当众‘洗脑’给大家看。”

这场论战，只是台湾“市场经济PK计划经济”的历史的一小部分。不过，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定下了“自由市场”的方向；

蒋经国的经济理念，也渐渐有所改变 —— 1985年，他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采访时，曾明确声明：台湾采行的是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

（赣南时代，蒋经国作演讲训话）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执政者，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认同者，是可以成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湾的“基层自治”，党外力量参与选举时，常不免受到体制种种刁难。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国民党轻敌，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结果大吃一惊：赢下多数选票的人是高玉树。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获胜。

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1969年，蒋经国批准同意在“基层自治”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可以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台湾自此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民主转型路径 ——“自由先行”。

所谓“自由先行”，具体到台湾，扼要说来主要包括两点：1、50年代的“基层自治”，给予了台湾民众有限度（维持国民党的“全国性”）的政治自由；2、同时期开启的对私营经济的扶植，则开启了经济自由的大门。

这两大自由先行，为1986年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在台湾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举措，被宋楚瑜等人称作“不流血的宁静革命”。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蒋经国当年，确实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是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该再有“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

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1985年，在“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又有一个公开声明。其内容是：

1、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2、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次年，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示不传子的决心；“军系中常委”缩减至四人，是蒋氏父子执政台湾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四人当中，袁守谦与高魁元早已不再统兵；宋长志和郝柏村中的排名，从上一届的第十四、十五名，降至第十七、十八名。这是在用行动宣示未来的台湾不会出现军政府。

（1970年，蒋经国与学者潘文渊握手留影）

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

“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这年5月，蒋经国又发出指示，让体制内人士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中的人士沟通。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组织”的政策，明显转向以沟通为主，不再是竭力压制。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

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新启动生效。

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据陶涵《蒋经国传》）

对于第三点，蒋孝勇晚年颇为感慨：

“他（笔者注：指蒋孝勇）强调，父亲辞世之前，实际上已通盘检讨了大陆关系及整体施政，并且已有相当雏型，‘这包括两岸统一在内，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的。’至于这几年有人表示曾担任过密使，为两岸领导人传过话一事，蒋孝勇表示据他所知，曾经表态过，但没有正式接触。在台湾，两蒋主政近四十年。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他在世最后一年的七月间，邀约地方父老茶叙时感慨地说，他在台湾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是台湾人了。蒋经国当时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蒋孝勇说，他父亲讲‘我已经是台湾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除了认同台湾之外，更希望在台湾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国人’，后来却被断章取义。宁静革命，在蒋孝勇的心目中，早在他父亲辞世之前就展开了。他强调，除了人事布局尚未完成之外，蒋经国的一连串民主改革措施，为台湾社会日后的安定祥和开创了先机。”（《蒋孝勇的最后告白》，蒋孝勇口述，王力行，汪士淳整理）

（蒋经国怀抱孙女蒋友梅）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民主进步党”。蒋经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陶涵《蒋经国传》）

不承认，不镇压，实际上等于默认禁令的解除。所差的只是一道正规手续。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类的讲话，1986年前后频繁出自蒋经国之口。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执政者，已看清了时代的潮流，并选择成为潮流的一部分。他明白，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希望自己爱自己，希望自己治理自己。这是“民本”与“民主”的大区别。

改革不会没有代价。沈昌焕曾警告蒋经国“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的回答是：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必须有新的观念，有新的做法，“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

“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月10日，蒋经国在病床上回忆半个月前在“行宪纪念大会”所受的侮辱（有人对他高举“老贼下台”的横幅），“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对陪侍的蒋孝勇叹道：

“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1973年，蒋经国下乡走访屏东渔民）

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

他亲手终结了“蒋经国时代”以及下一个“蒋经国时代”出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