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鬥其樂無窮！」對象是上級指示，清除異己，往上爬。

哈，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看看195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对厦门大学右派分子陈碧笙的批判。不怕你不服领导，我党有的是办法让你服服帖帖。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员右派分子陈碧笙，１９５１年到北京开会，罗隆基曾告诉他说，共产党最现实，你有多少实力他就重视你到什么程度。吩咐陈回福建后要设据点，搞实力。从此，陈碧笙就成为罗隆基集团在福建的代理人。

鸣放期间，陈碧笙在中共厦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大肆放毒，挑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诬蔑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恶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他提出向共产党要三权：用人权（不受国家人事制度约束的用人权）、发言权（篡改民主党派报刊的政治路线）、财政权（搞一笔反党活动经费）。

陈碧笙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有危险性，说民主党派应起保险丝的作用，当“监察御史”。他极力主张民盟大发展，吸收中间、落后分子，使民盟与党分庭抗礼。陈碧笙还力图篡夺党对科学文教的领导权，叫嚣党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并公开响应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谬论，主张民盟应在文教工作中起领导和设计作用，农工民主党应在科技卫生工作中起领导、设计作用。在群众的正义斗争下，陈碧笙不得不承认他和罗隆基互相拉拢勾结，有反动的政治关系，承认自己是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

>>“内行整内行，整得更在行”

这属于苏联贝利亚式的精准打击，狭窄，浅薄而低层次，只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优势，手枪级别，远不如外行领导内行，外行整内行那样博大精深，可成霰弹枪，机关枪和狙击枪。

副作用是，苏联基本上纯用国家机器的贝利亚式的对党政军还有科技人员的精准打击，太多漏网之鱼，故苏联仍能承沙俄留下来的科技底子，于科技和军工于美帝争长短几十年，更在５０年代初于空间科技遥遥领先。成真正的超级大国。

而毛的新中国，把民国留下来的，解放后海归的一等一人才绝大部分摧残了，只留下他们经净身心的又红又专的学生独领风骚。即使经改开几十年后我国成长为强国历害国，与当年的苏联超级大国，相差甚远，看硬指标：

１.　诺贝尔科学奖。

２.　材料科技。

３.　军工产业。

您说的这个，大概事和抓516有关，当时的彭真彭德怀罗瑞卿张闻天都是在北师大关押和被批斗的，后台老板不是周、不是刘邓、也不是林江康陈，只有一个毛：

1967 年 9 月 1 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 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 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 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 5·16”。吊诡的是，自从 1968 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 1970 年左右从上到下 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 5·16 分子”的运动。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 5·16 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當時都是狗咬狗，林彪陈伯达反而事冤枉的。先是北大，然后就是北师大。根據李雪峰的回憶：

７月２７日，江青、康生帶文革小組到北京師範大學。這次連聽同學意見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說：“首先，師範大學斗黑幫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們經過調查，孫友渔這個組長，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分子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我們同學。”他實際上宣布打倒孫友漁。江青講得就更明確了：“工作組是石頭，阻礙你們前進的道路。”她點了工作組組長孫友渔的名字，說他們在同學中製造分裂，號召同學們鬥爭他們。還說：“你們同學要求撤消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中央還沒有宣布，她就向群眾公開了。康生在講話中宣稱彭真２月底３月初要搞政變，宣布為反工作組的譚厚蘭平反。他說：“孫友渔別有用心地說：‘林傑（北師大畢業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員）要整左派學生，林傑後頭是關鋒，關鋒後頭是陳伯達，關鋒後頭還有一條黑線’……我們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黑線？”康生派關鋒親自抓林傑、譚厚蘭。市委分工由吳德聯繫北師大。吳德講話做事謹慎，康生認為吳德態度好些。後來吳德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北师大和三所北师大附中是中国的耶鲁，文革重灾区，高干子女扎堆成群集中培养的地方。开始的工作队和造反派也都是高干子弟。附中的卞校长和师大的程今吾，都是首当其中的被迫害者。康生曹轶欧关锋文革期间确曾到师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斗争程老，是程被批到批臭致死的直接原因。至于国防科工委的事，那是另说。

得了直肠癌，在那个年代，那是必死无疑的，不迫害也会死。贵如聂卫平当今，也没能活下来。林彪四人帮康生，不过是背锅的。

所谓革命事业要从娃娃做起。人之初性本恶，国人骨子里的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千年基因遗传驯化的结果，遇到合适的土壤，就能生根发芽，顺理成章。

听家里长辈说，北师大当年的地下党员不知道被谁（有说是康生）选调一批到周恩来、聂荣臻和张爱萍领导的国防科工委系统当政工干部，从四清到文革，在那里搞了一大批冤案和内讧，由于他们也受过高等教育，后来闻名于大江南北的“内行整内行，整得更在行”就起源于国防科工委知识分子们对他们的评价。

须知，国防科工委系统当年可是中国理工科也就是STEM领域人尖子集中地带，也有不少留美留欧留苏的归侨。

所以这位程老前辈的去世是不是另有隐情呢？

“救救孩子”是在旧社会某些人文份子如周树人的愿景，在旧社会有空间可做。

在解放后的新社会，任何教育都属于党的教育事业。孩子救不救，唯党专属。例如，黑5类的孩子或者会被恩赐为可教子女。

》》文革期间中国的孩子，似乎永远都是没有同情心助纣为虐不可救药的，其实不只是文革，中国历来的孩子，都是如此。

党的教育事业，正正是要把历来如此的没有同情心助纣为虐，变本加厉，以打造更稳定的统治之基。

什么“救救孩子”，根本是与党争夺孩子，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须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