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鬥其樂無窮！」對象是上級指示，清除異己，往上爬。

哈，關於外行領導內行，看看195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對廈門大學右派分子陳碧笙的批判。不怕你不服領導，我黨有的是辦法讓你服服帖帖。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研究員右派分子陳碧笙，１９５１年到北京開會，羅隆基曾告訴他說，共產黨最現實，你有多少實力他就重視你到什麼程度。吩咐陳回福建後要設據點，搞實力。從此，陳碧笙就成為羅隆基集團在福建的代理人。

鳴放期間，陳碧笙在中共廈門市委召開的座談會大肆放毒，挑撥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的關係。誣衊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是惡婆婆和媳婦的關係。他提出向共產黨要三權：用人權（不受國家人事制度約束的用人權）、發言權（篡改民主黨派報刊的政治路線）、財政權（搞一筆反黨活動經費）。

陳碧笙歪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攻擊人民民主專政有危險性，說民主黨派應起保險絲的作用，當“監察御史”。他極力主張民盟大發展，吸收中間、落後分子，使民盟與黨分庭抗禮。陳碧笙還力圖篡奪黨對科學文教的領導權，叫囂黨是“外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並公開響應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的謬論，主張民盟應在文教工作中起領導和設計作用，農工民主黨應在科技衛生工作中起領導、設計作用。在群眾的正義鬥爭下，陳碧笙不得不承認他和羅隆基互相拉攏勾結，有反動的政治關係，承認自己是一貫反共的右派分子。

>>“內行整內行，整得更在行”

這屬於蘇聯貝利亞式的精準打擊，狹窄，淺薄而低層次，只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有特定的優勢，手槍級別，遠不如外行領導內行，外行整內行那樣博大精深，可成霰彈槍，機關槍和狙擊槍。

副作用是，蘇聯基本上純用國家機器的貝利亞式的對黨政軍還有科技人員的精準打擊，太多漏網之魚，故蘇聯仍能承沙俄留下來的科技底子，於科技和軍工於美帝爭長短幾十年，更在５０年代初於空間科技遙遙領先。成真正的超級大國。

而毛的新中國，把民國留下來的，解放後海歸的一等一人才絕大部分摧殘了，只留下他們經淨身心的又紅又專的學生獨領風騷。即使經改開幾十年後我國成長為強國曆害國，與當年的蘇聯超級大國，相差甚遠，看硬指標：

１.　諾貝爾科學獎。

２.　材料科技。

３.　軍工產業。

您說的這個，大概事和抓516有關，當時的彭真彭德懷羅瑞卿張聞天都是在北師大關押和被批鬥的，後台老板不是周、不是劉鄧、也不是林江康陳，只有一個毛：

1967 年 9 月 1 日中央領導出席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江青說：“5·16 表面反總理，但實際分多少方面軍，是拆台的，從‘左’右動搖主席為首的中央，想亂我們的套。”“5·16 不僅把矛頭指向總理，還指向康老、伯達和我”。康生說：“5·16有兩個目的，從‘左’的右的方面動搖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當，他們實際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從上面的幾段講話，不難看出，周恩來認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圖很明確，即“不僅反周是 5·16，反對我們的也都是 5·16”。弔詭的是，自從 1968 年以後，已經不怎麼提“5·16”了，卻在 1970 年左右從上到下 又掀起一股“批判極‘左’思潮，清查 5·16 分子”的運動。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林彪大聲疾呼：“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 5·16 徹底搞出來”。江青說，她三天沒睡覺了，要徹底清查“5·16”。黃永勝也在會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國性的大問題。

當時都是狗咬狗，林彪陳伯達反而事冤枉的。先是北大，然後就是北師大。根據李雪峰的回憶：

７月２７日，江青、康生帶文革小組到北京師範大學。這次連聽同學意見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說：“首先，師範大學斗黑幫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們經過調查，孫友漁這個組長，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分子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我們同學。”他實際上宣布打倒孫友漁。江青講得就更明確了：“工作組是石頭，阻礙你們前進的道路。”她點了工作組組長孫友漁的名字，說他們在同學中製造分裂，號召同學們鬥爭他們。還說：“你們同學要求撤消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中央還沒有宣布，她就向群眾公開了。康生在講話中宣稱彭真２月底３月初要搞政變，宣布為反工作組的譚厚蘭平反。他說：“孫友漁別有用心地說：‘林傑（北師大畢業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員）要整左派學生，林傑後頭是關鋒，關鋒後頭是陳伯達，關鋒後頭還有一條黑線’……我們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黑線？”康生派關鋒親自抓林傑、譚厚蘭。市委分工由吳德聯繫北師大。吳德講話做事謹慎，康生認為吳德態度好些。後來吳德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北師大和三所北師大附中是中國的耶魯，文革重災區，高乾子女扎堆成群集中培養的地方。開始的工作隊和造反派也都是高乾子弟。附中的卞校長和師大的程今吾，都是首當其中的被迫害者。康生曹軼歐關鋒文革期間確曾到師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鬥爭程老，是程被批到批臭致死的直接原因。至於國防科工委的事，那是另說。

得了直腸癌，在那個年代，那是必死無疑的，不迫害也會死。貴如聶衛平當今，也沒能活下來。林彪四人幫康生，不過是背鍋的。

所謂革命事業要從娃娃做起。人之初性本惡，國人骨子裡的壞，是從娘胎裡帶來的，千年基因遺傳馴化的結果，遇到合適的土壤，就能生根發芽，順理成章。

聽家裡長輩說，北師大當年的地下黨員不知道被誰（有說是康生）選調一批到周恩來、聶榮臻和張愛萍領導的國防科工委系統當政工幹部，從四清到文革，在那裡搞了一大批冤案和內訌，由於他們也受過高等教育，後來聞名於大江南北的“內行整內行，整得更在行”就起源於國防科工委知識分子們對他們的評價。

須知，國防科工委系統當年可是中國理工科也就是STEM領域人尖子集中地帶，也有不少留美留歐留蘇的歸僑。

所以這位程老前輩的去世是不是另有隱情呢？

“救救孩子”是在舊社會某些人文份子如周樹人的願景，在舊社會有空間可做。

在解放後的新社會，任何教育都屬於黨的教育事業。孩子救不救，唯黨專屬。例如，黑5類的孩子或者會被恩賜為可教子女。

》》文革期間中國的孩子，似乎永遠都是沒有同情心助紂為虐不可救藥的，其實不只是文革，中國歷來的孩子，都是如此。

黨的教育事業，正正是要把歷來如此的沒有同情心助紂為虐，變本加厲，以打造更穩定的統治之基。

什麼“救救孩子”，根本是與黨爭奪孩子，故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須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