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一本書，書名：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 （《與中國作家的邂逅》）。 這是美國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 生於1945年）出版於1984年的書，記錄了1982年她作為美國作家代表團成員之一和中國作家代表團的互動。 1982年，中國剛剛打開國門不久，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非常火熱。 據該書記錄，美國作家代表團到某一大城市（西安、杭州、南京、上海之一）時，該市外辦人員說，他一年要接待外國代表團六十多個。算來，平均一周超過一個團！ 該書主要記錄的是兩段中美作家的互動：第一段是1982年五六月間，包括安妮·迪拉德等人的美國作家代表團在中國訪問了北京、西安、杭州、南京和上海。第二段是1982年九月間，安妮·迪拉德在美國參與接待了中國作家代表團。 來看看該書提及的幾位中美作家： 作者：安妮·迪拉德。她1974年出版了一部非虛構書籍：《汀克溪的朝聖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5年因該書獲普利策文學獎。有評論把該書與亨利·戴維·梭羅的《瓦爾登湖》並稱，認為《汀克溪的朝聖者》繼承了梭羅的寫作傳統。也有評論認為：該書讓作者躋身美國最傑出的非虛構作家行列。 埃爾文·艾倫·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1926—1997），姓氏也譯作金斯伯格，美國重要作家、詩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與威廉·巴勒斯、傑克·凱魯亞克一起掀起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學運動。 阿瑟·艾許·米勒（Arthur Asher Miller，1915—2005），美國重要劇作家。代表劇作《推銷員之死》，為他贏得了1948年的普利策文學獎。 金斯堡和阿瑟·米勒都是美國文學舉足輕重的重要作家。安妮·迪拉德在八十年代初的美國文學界也被視為一重要作家。美國作家代表團的陣容可謂豪華。 那麼中國作家是些什麼人？ 遺憾的是：大部分參與的中國作家是化名。出現真名的有三人： 張潔（1937—2022），女。於1978年發表處女作《森林裡的孩子》，一舉成名，次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0年調往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後成為專業作家。其作品有：《森林裡來的孩子》獲1978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誰生活得更美好》獲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沉重的翅膀》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蔣子龍（生於1941年），男。中國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喬廠長上任記》作者。在1980年代初發表了不少小說，也出版了不少書籍。 馮牧（1919—1995），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可以見出：雙方都派出了豪華陣容。雖然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中國作家的陣容無疑是遜色的。然而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中國最好的作家也不過如此了。 作為紀實作品，安妮·迪拉德相當客觀地記錄了她記憶中在中國幾個城市訪問、接觸中國的作家、政府的官員、對中國的印象。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與中國作家的接觸，那些互動、誤解、對話、印象，等等。 這本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 可以簡單地歸納為：美國作家安妮·迪拉德眼中的中國作家們。 八十年代的中國與八十年代的美國在1982年相遇的中美作家的互動中得到一種有意味的對比與並列。 這使得這本書帶有了歷史記錄的意味，為我們還原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可惜，中國的那些作家似乎沒有出版任何關於這些互動的記錄，否則，可以比較兩國作家的視角與觀念。 書中有一段寫中國代表團一行到瓦爾登湖參觀，作者寫到： "They hadn't heard of Thoreau, but liked what they learned."（“他們之前沒聽說過梭羅，但挺喜歡他們了解到的。”）
代表團團長馮牧說： “I think if I came here I would stay not just one year, but ten years." (“我想如果我來這裡，我不會只待一年，而是會待十年。”)
過了一會兒，他補充說： “But I would leave every winter."（“但我每年冬天都會離開這裡。”）
中國作家對美國文學的無知在這一段落表露無遺。 不僅對美國文學無知，對世界文學都是無知的。這一點在如下某個中共作家的演講表現得更為滑稽： “We hav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many works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Aristotle's Poetics." （“我們翻譯了許多歐美文學批評著作，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Speaking personally, I am very fond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For example, Rebecca." （“就我個人而言，我非常喜歡當代美國小說，例如《蝴蝶夢》。”）
迪拉德非常客觀，她在引述這些言論的時候，不加任何評論。 然而我們稍微想一下，就會覺得挺好笑的：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代文藝理論作品。而《蝴蝶夢》的小說發表於1938年，距離1982年也有四十三年了。 迪拉德在中美作家互動時詢問中國作家們都讀些什麼美國文學。然後說： They have all read Herman Wouk, The Winds of War and War and Remembrance. Many have read Robin Cook's Coma, Daphne du Maurier's Rebecca,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Mark Twain, Jack London. ... （他們都讀過赫爾曼·沃克的《戰爭風雲》和《戰爭與回憶》。許多人還讀過羅賓·庫克的《昏迷》、達芙妮·杜穆里埃的《蝴蝶夢》、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馬克·吐溫的作品以及傑克·倫敦的作品。……）
1982年，中國剛剛打開國門不久，在文學上剛剛引進和接觸美國文學。以上名單與書名對於美國知識人與文藝界人士來說，可以看到的是中國作家閱讀的美國作家作品可謂良莠不齊，混合着暢銷書與文學名著，並列着（用那個年代的說法）通俗作家與嚴肅作家。 最可驚的是該書表現出來的迪拉德對中國作家、中國作品和中國的閱讀與洞察。 由於對中國文學與作品的無知，安妮·迪拉德知恥而後勇，在與中國作家面對面交流之外，她還切切實實地去找中國的書來讀，去和美國頂尖的漢學家交流。她由此獲得的洞察力讓我毛骨悚然。請看她的評論一則： Actually there is a nice continuity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munist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an old Confucian idea that literature should serve the state. （事實上，中國古典文學和共產主義時期的中國文學之間存在着很好的延續性。文學應該服務於國家，這是儒家古老的思想。）
還有，安妮·迪拉德讀了沈從文湘西散文的英譯。了解到湘西的一種陋俗：曬蠱婆。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湘西，地方上如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比如一個兒童突然夭折。就會有人指責某個女子，往往是某個又窮又老的婆娘，為“蠱婆”（下蠱害人者）。之後，會有人煽動公憤，然後，這個婆娘就會被一群人綁起來在盛夏的太陽底下曬。有時就曬死了，也無人問津無人負責。 迪拉德是在了解中國的工業化、文革以及後文革的工業化之後寫到她對沈從文的閱讀的。 安妮·迪拉德的解讀是： Now the peasantry has access to food,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 Surely they aren't sunning jinxes any more, in West Hunan or anywhere else. But the machinery is in place for it. All you need is "public indignation" and the sun. （如今農民們有了食物、醫療和教育。他們一定不會再在湘西或其他任何地方曬蠱婆了。然而機器已經取代了蠱婆的位置。只需要“公眾的憤慨”和太陽，“曬蠱婆”的現象就會再次發生。）
迪拉德從這個故事看出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民眾的心態。其洞察力簡直是高明之極：沈從文筆下曬蠱婆的湘西民眾與三十多年後鬧文革、甚至文革之後的中國民眾之間實在沒有本質的差別。 誰說外國人不了解中國？ 安妮·迪拉德不是漢學家，然而她對1980年代中國作家作品的閱讀賦予了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一書相當的深度，讓我們在四十年後讀來依然有溫故知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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