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完了沈從文的《湘行書簡》、《湘行散記》和《湘西》三部散文集。

總體上看，沈從文是帶着“溫情與敬意”、從積極的、甚至是審美的或詩意的角度來寫他的”湘西“的。

”湘西“在沈從文已經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他曾經生長過的那塊土地和那些民眾。

沈從文的”湘西“已經是”詩和遠方“了。

正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寫的桃花源一樣。

眾所周知：到今日湖南尋找桃花源的都是要失望的。

同理，如果我們去中國湖南尋找沈從文的”湘西“，一定會失望的。

根據互聯網提供的信息，《湘行書簡》、《湘行散記》和《湘西》寫作與發表的時間都是在1930年代。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三十年代正是日軍侵華、中國國內民族主義的“救亡運動”如火如荼之際。

1939年，錢穆寫作完成《國史大綱》，在1940年出版的該書正文前有如下字句：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我用“溫情與敬意”來形容沈從文對湘西的散文寫作，實在是感覺到沈從文文字中的某種主觀傾向與錢穆先生寫作《國史大綱》前後的心境契合。

沈、錢兩位先生，一個從文，一個書史，然而兩人殊途同歸，在1930年代，感覺到民族、國家存亡絕續的危機，把啟蒙的要務拋下了，不約而同主動加入“救亡”的運動。

這大約是那個年代中國知識精英的普遍情緒。

關於中國近代史，有一種觀點是：中國知識階層由於“救亡”的緣故而放棄了“啟蒙”，從而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知識階層一度致力於“啟蒙”，致力於從西方引進科學與民主。然而1930年代的日軍侵華使得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擱下（放棄）了啟蒙，合力“救亡”，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

近日在推特上看到一條有趣的消息：說中國人多數希望日本打敗中國。沒去考察消息的真偽，然而這樣的消息在海外華語社區會出現，本身說明了：有些華人對於當年抗日戰爭的歷史有了不同的看法。

明末清處的著名學人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顧炎武似乎在說：

國家的滅亡雖然很可怕，然而天下的滅亡才是更可怕的事情。國家滅亡，只是某姓王朝的更迭而已，對於民眾傷害比不上“亡天下”那麼厲害。

什麼是“亡天下”？顧炎武的說法是”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在我看來，就是文明的毀滅，在中國，就是華夏文明的滅亡。

顧炎武繼續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概括起來就是：國家興亡，肉食者有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換句話說：國家興亡，匹夫並無責任。

當然，這是知識人才明白的事兒。

中國的大部分民眾聽到的是另一句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沒考證過，也不知道在1930年代，這一口號是否就被利用來鼓動中國的民族主義。然而，我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就是中共政權利用來向青少年灌輸“愛國主義”之際。

顧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清朝（或清帝國）當時被明朝的士大夫知識人視為“蠻夷”，他們最怕的是“華夏文明”被滅亡，所以才有以上“亡國”與”亡天下“的論述。

那麼，1930年代，日軍侵華，中國知識階層大約也有同樣的憂慮。日本人，古代被稱為”倭寇“的，也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蠻夷“之一。如果占領了中國，三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精英擔心的也是斯文掃地、華夏文明被滅亡。

從今天回顧，或許我們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運動、民族主義，最終導致了慘烈的抗日戰爭，也導致了中共政治軍事集團的崛起，以及隨後的內戰以及中共武力奪權成功。

確實，時至今日，所謂的“中國”似乎還在，然而，華夏文明卻氣若游絲了。因為中共是戕害華夏文明的最大禍害。

如果從顧炎武亡國、亡天下的原意來思考，從今天回望三十年代的中國，那麼我們會看到：要避免“亡天下”，當年的大部分知識人（沈、錢等都算不上肉食者）似乎都應該支持日本的統治才對。

汪精衛、周作人、胡蘭成等被污名化為“漢奸”的那少數人，或許才是真正理解了顧炎武“保天下”的要義，為了保存華夏文明而甘願承擔“漢奸”惡名的少數有識之士？

而從傳承華夏文明的角度來看，沈從文、錢穆，以及所有提倡民族主義、鼓吹救亡、放棄啟蒙的三十年代知識人也許都錯了。

我不是研究歷史的，只是讀歷史的。這裡也沒有做“翻案文章”的打算。然而，姑且提出以上疑問。歡迎大家一起來思考這些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