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完了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三部散文集。

总体上看，沈从文是带着“温情与敬意”、从积极的、甚至是审美的或诗意的角度来写他的”湘西“的。

”湘西“在沈从文已经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曾经生长过的那块土地和那些民众。

沈从文的”湘西“已经是”诗和远方“了。

正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写的桃花源一样。

众所周知：到今日湖南寻找桃花源的都是要失望的。

同理，如果我们去中国湖南寻找沈从文的”湘西“，一定会失望的。

根据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写作与发表的时间都是在1930年代。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三十年代正是日军侵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1939年，钱穆写作完成《国史大纲》，在1940年出版的该书正文前有如下字句：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我用“温情与敬意”来形容沈从文对湘西的散文写作，实在是感觉到沈从文文字中的某种主观倾向与钱穆先生写作《国史大纲》前后的心境契合。

沈、钱两位先生，一个从文，一个书史，然而两人殊途同归，在1930年代，感觉到民族、国家存亡绝续的危机，把启蒙的要务抛下了，不约而同主动加入“救亡”的运动。

这大约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情绪。

关于中国近代史，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知识阶层由于“救亡”的缘故而放弃了“启蒙”，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阶层一度致力于“启蒙”，致力于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然而1930年代的日军侵华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搁下（放弃）了启蒙，合力“救亡”，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

近日在推特上看到一条有趣的消息：说中国人多数希望日本打败中国。没去考察消息的真伪，然而这样的消息在海外华语社区会出现，本身说明了：有些华人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历史有了不同的看法。

明末清处的著名学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似乎在说：

国家的灭亡虽然很可怕，然而天下的灭亡才是更可怕的事情。国家灭亡，只是某姓王朝的更迭而已，对于民众伤害比不上“亡天下”那么厉害。

什么是“亡天下”？顾炎武的说法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我看来，就是文明的毁灭，在中国，就是华夏文明的灭亡。

顾炎武继续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概括起来就是：国家兴亡，肉食者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换句话说：国家兴亡，匹夫并无责任。

当然，这是知识人才明白的事儿。

中国的大部分民众听到的是另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没考证过，也不知道在1930年代，这一口号是否就被利用来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然而，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中共政权利用来向青少年灌输“爱国主义”之际。

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清朝（或清帝国）当时被明朝的士大夫知识人视为“蛮夷”，他们最怕的是“华夏文明”被灭亡，所以才有以上“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

那么，1930年代，日军侵华，中国知识阶层大约也有同样的忧虑。日本人，古代被称为”倭寇“的，也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蛮夷“之一。如果占领了中国，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精英担心的也是斯文扫地、华夏文明被灭亡。

从今天回顾，或许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惨烈的抗日战争，也导致了中共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以及随后的内战以及中共武力夺权成功。

确实，时至今日，所谓的“中国”似乎还在，然而，华夏文明却气若游丝了。因为中共是戕害华夏文明的最大祸害。

如果从顾炎武亡国、亡天下的原意来思考，从今天回望三十年代的中国，那么我们会看到：要避免“亡天下”，当年的大部分知识人（沈、钱等都算不上肉食者）似乎都应该支持日本的统治才对。

汪精卫、周作人、胡兰成等被污名化为“汉奸”的那少数人，或许才是真正理解了顾炎武“保天下”的要义，为了保存华夏文明而甘愿承担“汉奸”恶名的少数有识之士？

而从传承华夏文明的角度来看，沈从文、钱穆，以及所有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救亡、放弃启蒙的三十年代知识人也许都错了。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只是读历史的。这里也没有做“翻案文章”的打算。然而，姑且提出以上疑问。欢迎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