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和托尼•庫斯那的電影《林肯》實際上是關於奧巴馬的。也許無需多言我們也能看的出來。這是一部關於一個政治上的妥協主義者取得勝利的影片。影片想要說明的是：激進的改革需要通過曲折的道路才能達到，需要密室中的交易，以及放棄意識形態純潔性的意願。庫斯那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他不僅把電影中的林肯比作奧巴馬，還主張說：人們從電影中可以提取出一些一般性原則；在回答克里斯•海耶斯【譯註1】關於影片是否推崇中間派而非激進派時，他說，“過於急切將一無所獲。”簡言之，這部電影幾乎掩藏不住這樣一個觀點：激進派需要站好隊、耐心點兒、現實點兒。
影片通過以下幾方面來表達這一觀點：首先，電影運用一種現實主義的美學來使得妥協性的憤世嫉俗看來像是現實的。形式變為內容：電影展現給我們一個“真實的”世界，通過在穀物中摻入沙礫和塵土來表明這幅圖景沒有被用噴槍噴過、尚未被清洗過或表面打磨過；而這種造作的缺乏斧鑿之痕意味着真實。這就是為什麼對巴爾的摩或者毒品交易一無所知的人們會快速且很有把握地稱讚像《火線》【譯註2】這樣的電視劇的“現實主義”。他們不是在說電視劇的“準確性”，因為那不是大部分觀眾能夠判斷的；他們的意思是未被美化的、未被浪漫化的、黑色的。斯皮爾伯格的《林肯》成功使用了同一伎倆：通過給我們展現一個骯髒、狹小、黑暗、冰冷、令人不快和腐敗的華盛頓特區來使得影片的“現實主義”顯得真實可信。我們的視野是幽閉恐懼的和單調乏味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帶感傷或懷舊色彩的政壇。正是如此我們才知道我們看到的是“真實”的情況。
但是毫無疑問，我們看到的不是“真實的”情況。我們看到的不過是一部號稱客觀真實的電影，其客觀真實性和Instagram【譯註3】照片使用的數字濾光鏡一樣是人造的（Instagram數字濾光鏡給回想起來並沒有曝光過度、並非暖色調的過去加上了懷舊的色彩）。然而當我們把“粗糙”視為“現實主義”，另一種“現實主義”悄然而至且強加於我們身上：資本主義的現實主義，在其中，理想變成不可能的事情，想做成一件事只有妥協和策略性的投降這一途徑。反浪漫主義其實是更加意識形態的，因為它假裝沒有意識形態偏見，把自己偽裝成“赤裸裸的真相”來揭穿浪漫主義幻想的虛假性。《林肯》是反浪漫主義的電影，因為老實說它是一部反革命的電影。在影片中，“變革”需要的是耐心和妥協，而不是堅定的理想主義的鬥爭。
當林肯出於本質上的心地善良而着手廢除奴隸制之際，他的第一個反對派竟然是激進的廢奴主義者。電影小心地不把這位偉大的解放者納入廢奴主義者群體中。換句話說，在準備階段首先要做的是，用高壓手段讓有原則的人諸如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譯註4】和詹姆斯•埃斯利【譯註5】聽命於林肯。史蒂文斯太過理想主義和不切實際，不能讓他有話直說；這個形象不是非常的漫畫化, 但願是因為湯米李·瓊斯賦予他太多莊重的成分。史蒂文斯是談起來大家都覺得尷尬的那個叔叔，雖然大家愛他太深而說不出口。他不是一個領袖，而是一個包袱，他閃閃發光的英雄時刻是當他閉口不談自己的信念的時候。詹姆斯•埃斯利被刻畫成怯懦和虛弱到連提議對那條修正案投票表決都做不到（讓大衛•考斯特拜耳飾演這個角色充分說明了他們對該角色的看法）。也就是說：電影裡這兩位激進的廢奴主義者都不能被委以主持像廢奴那樣的激進的項目的重任。激進的和革命性的變革必須依靠一個妥協的中間派人物。
當然，我不是從電影描寫的歷史事實是否準確的角度來質疑它，因為如果想要歷史事實的話，你根本就不會去看這部電影。比如，你也許會去讀多麗絲•古德溫【譯註6】的《政敵團隊》，那樣你就會發現：庫斯那和斯皮爾伯格講述的整個故事都包含在該書第686頁到第689頁，在這本900頁關於林肯總統的書中占了總共三頁。你也可能去讀一本關於重建時期【譯註7】的書，比如埃里克•缶那【譯註8】的長篇大作或者簡短一點的書，你會發現：憲法第十三修正案【譯註9】不是一場持續幾十年的政治鬥爭的高潮，而只能勉強算是序幕。你也可以讀《自由：1861年——1867年解放黑奴的歷史記錄》【譯註10】。正如克里•羅賓【譯註11】所說的，該書展示了：“學生們和學者們對於解放黑奴運動如何發生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該書第一篇文章《奴隸制的滅亡》詳細說明了奴隸制在聯邦軍隊的壓力之下如何崩潰，以及奴隸們決心把自身的自由提上戰爭時期的重要議程上來。該文記錄了為合眾國而戰的戰爭如何轉變成反對奴隸制的戰爭，從而把焦點從華盛頓和里士滿【譯註12】的權力中心移到了美國南方的種植園、農場和戰地，並且表明了奴隸們如何成功實現了對自身的解放且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
強調奴隸和前奴隸的作用並不是簡單地改變解放這齣戲的角色安排，把舊的反派角色換掉，給新的主角加冕。一旦奴隸們在自身的解放事業中開始扮演積極的角色，雖然林肯和激進的共和黨人士的重要性並不減弱，但是角色會有所不同。專注於華盛頓之外、正式組成的政治實體之外的事件並非從歷史研究中刪除了政治。相反，這一做法表明了：社會歷史不能是遺漏政治的歷史，一切歷史都是、也都應該是政治的歷史。黑奴解放的政治在美國南方的鄉村和城鎮要比在美國國會大廈和總統府要更容易理解。
凱特•梅社在紐約時報的社論對頁版【譯註13】論及此片也有類似看法【譯註14】：在那些遠離戰場的煙霧繚繞的密室和廚房裡的談話以外發生的事情才是那場已然發生還將持續數十年的社會變革的驅動力量。
簡言之，如果你放寬視野，你會發現杜波依斯【譯註15】一百多年前就提出過，並且歷史學者們日益達成的共識是：當林肯宣布自己是一個廢奴主義者的時候，奴隸制已經奄奄一息了。其原因遠遠不是因為北方賦予了奴隸們法定的自由，而主要是由於奴隸們實際上已經有效地奪回了自由；這種情況已經成為新的現狀，只有軍事力量才能改變它。在美國內戰【譯註16】結束之際，南方被擊敗，北方軍的選擇不是結束或保留奴隸制的問題，而是或者認可奴隸制已經滅亡的事實，或者動用軍事力量重新建立奴隸制。
一句話：北方白人“給予”奴隸自由的看法是從一個誘人的簡單且美好的神話而來，又強化了這一神話。這一神話形成於舊的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編史，仿佛一個套索把大腦的氧氣都切斷了那樣。這個神話認為：黑人奴隸們對自己的處境消極順從，假如沒有外來的力量妨礙他們的不自由狀態的話，他們完全會無限期地繼續做奴隸下去。只有在這一敘事中，自由才可能是一個東西，能夠被給予：因為黑人們本質上消極和惰性，他們需要他人，比如說，一個偉大的解放者，來介入，來拯救他們。
杜波依斯在1909年就開始一點點破除這個神話，但是當民權運動之後的學者們開始認真對待杜波依斯和他1935年的《黑人的重建》時，主流編史才開始思考這個神話。我們不是也不能“給予”奴隸們自由，因為他們一直都是自由的。要讓他們一直作奴隸，需要大量的暴力和政治活動才行。當壓迫他們的力量隨着南方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潰敗而被移除之後，他們開始像他們本來就是的人那樣行動、組織、遷移、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那時候，一切都結束了；正如奴隸制一直依賴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樣，要重新建立奴隸制也需要大量的暴力。在北方沒有人對於重建奴隸制的合作工程有興趣。簡單地說，在美國內戰結束之際，北方有一個簡單的選擇：要麼靠武力重建奴隸制，要麼接受新現實。他們選擇了後者。
但是如果你讀這些書的話，你會得到某種視角是這部電影故意忽略的。斯皮爾伯格和庫斯那竭盡全力把那個時期的其它事件（包括林肯有反應的其它事件）擠出鏡頭，他們對於不重要的事物的精確性有一種小心翼翼到近乎可笑的興趣。正如凱特•梅社指出的，“內戰中，美國首都被從南方來的大量逃亡奴隸的遷入改變了。但是從這部電影中你啥也看不出來。”並且，林肯自己的傭人是社區的領導和組織者，這一點林肯完全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影片不表現這些內容的作法意味深長。影片的絕大多數場景都是在狹窄的、煙霧瀰漫的房間裡展開，即便是外景鏡頭，通常是在移動的馬車裡的談話，讓我們看不到華盛頓街頭和社區的情況，至於南方的情況表現的就更少了。也就是說，他們讓觀眾看到透視的錯覺，但是不讓觀眾看到實物。他們給你們看非常精細刻畫出來的大象的尾巴，然後，以此為基礎，宣布這頭大象是一尾蛇。
在大視野看來，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影片中關於修正案能否通過的勉強的懸念來自於人造的錯覺：以為這一條國會提案比實際上還要重要。正如埃里克•缶那在被問及影片時評論的那樣，假如該提案沒有通過的話，林肯已經保證要在三月召集國會特別會議；“那樣的話，占有三分之二多數的共和黨立刻就可以批准該提案……而不是像電影描寫的那樣會是一個巨大的危機。”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小視野不是大視野的縮略，如果把它看作如此，如果我們像影片中那樣把憲法第十三修正案視為19世紀民主的轉折點的話，我們會錯誤地把大視野屈從於小視野。缶那說，
解放奴隸是一個漫長、複雜的歷史進程，不是一個人（不論此人如何偉大）能夠做到的…… 第十三修正案不是林肯而是廢奴運動最早提出的。只是在1864年中的時候，林肯才改變主意，表示支持該提案……這不是說電影在政治上犯了錯誤，只是說它表現的不充分。影片給你一個錯誤的印象：批准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的行為終結了奴隸制。其實那時候奴隸制已經日薄西山了。
影片中，這一大視野的角度被小心地略去，代之以對政治細節、幽閉恐懼式美感，以及庸常的對林肯聖徒傳式的沉迷。想象一下，如果使用缶那的《火的考驗：林肯和美國奴隸制》作為主要腳本製作出來的電影會是多麼不同。雖然我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那樣的選擇，但是我們不能假裝認為：不存在那樣的選擇。坦白的說，電影人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們想要提倡溫和、反對激進。他們之所以選這個故事是因為它看來支持他們的政治立場。但是這個以歷史為背景的故事要支持他們的立場只有在有選擇地忽略故事的大部分背景才行，於是他們就這麼幹了。在國會通過一項提案的行為，只有在我們無視大視野的情況下，才會變成廣大範圍內社會變革和進步的代表暨“做了實事”。
歸根到底，讓激進派站好隊在政治領域是很重要，因為這會讓中間派如林肯或奧巴馬得以藉助共識來運作。因此我們看到林肯很務實地和保守的民主黨人妥協（讓他們去和南部聯邦談判），忽視左派且讓他們靠邊站（因為他們除了跟隨他之外別無選擇）。但是那一共識是建立在對現狀的尊重之上的。如果真正的政治變革是一夥蓄鬚的白人老頭在煙霧繚繞的的密室里做交易的話，那麼我們不會驚訝於與此同時在陽台上有黑人男女在默默觀望。正如在《殺死一隻反舌鳥》【譯註17】中，他們會為聚光燈下的英雄——一個隨和的白人律師鼓掌，但是他們不會有自己的選票，也不會有自己的聲音。黑人的“聲音”在被用來裝點政治正確性的門面時才會出現，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把黑人政治運動整個類別排除在外。於是我們對於自己求索的問題想當然地認為：政治只有在政壇才會發生，既然只有能投票的人（白人）才能夠影響政壇，那麼認為黑人對於奴隸制的政治和奴隸的解放沒有影響（除了他們鼓舞那些重要人物這一點）的想法看來挺合理的。
但是問題是：我說明這一點就動用了影片小心翼翼排除在外的所有資料來源、描述和故事。舉個例子，假如你讀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然後看了這部電影，然後你告訴別人他們應該去讀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你贏得爭論的機會不多；除非有人讀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或者該書的某種版本），他們簡直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下面談點電影表現了什麼，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它沒有表現的東西。對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的處理最能說明問題，表明了影片對有原則的激進主義之重要性的蔑視和貶低。湯米李•瓊斯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讓人害怕的激進分子，他想要軍事占領南方，想要在刺刀尖上解放黑奴，想要把富有的南方人剝削奴隸獲得的財富拿出來讓自由的黑奴建立自己的農場。他想要給他們每人四十英畝地（約合16萬平方米）和一匹騾子。簡言之，如果林肯是奧巴馬，那麼史蒂文斯有點像茶黨理想中的奧巴馬：一個決心報復和鼓吹激烈的財富重新分配的社會主義者。
當右翼人士宣稱：奧巴馬是反殖民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時，左翼人士往往嘆息，鬱悶地叫聲：“但願如此！”這部影片的態度是：很清醒地點頭說：“當然，把奴隸主的財富重新分配給他們的奴隸聽上去是個不錯的做法，但是我們要現實點；真這麼做的話行不通。” 這就是為什麼影片需要馴服史蒂文斯，為什麼只有在急切的史蒂文斯被勸服閉上嘴站好隊、停止要求黑人的投票權而滿足於“給予”他們的自由之時才能“做成”事情。在廚房裡有過一齣戲劇性的會議，林肯與史蒂文斯爭論並獲勝；他指出如果史蒂文斯為所欲為的話，一切成果都將付之東流。史蒂文斯的缺乏耐心將會使得戰爭的努力白費，基於此，史蒂文斯被林肯爭取過來，加入了林肯小心地尋求共識的旅程。
但是林肯死後，推動進步的政治活動的將是激進派和被解放的奴隸們。恰恰是在這個時期，解放黑奴第一次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另一方面，激進重建時期（大約在1867年至19世紀70年代初）之所以得名是因為議會中像史蒂文斯這樣的激進派實際上掌控重建，且做了許多實事；這些實事在影片中被塗抹上史蒂文斯的、狂野和急切的、激進主義的色彩。但是當軍政府的首長們（以及在南方的合眾國支持者們）幫助魔鬼第一次逃出魔瓶之後，黑人的那些組織和他們切實的政治行動是魔鬼在示威：它絕不會毫不抵抗就回到魔瓶中去；事實上，它沒有回去。經過幾十年激烈的政治鬥爭、大規模的種族主義暴力、以及一次流行的白人對激進重建的強烈反對之後，黑人們才被打回原形。
在這個背景下，一種關於南北戰爭與重建時期的新的看法開始形成，且逐漸成為主流：林肯成為偉大的調停人；他的死成為巨大的悲劇，因為他死後讓像史蒂文斯那樣復仇心重的激進分子掌權。這就是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譯註18】描寫南北戰爭後果的角度，比如，
雖然是一個南方人，格里菲斯 （和狄克森一樣）敬佩林肯的大度。他相信：如果林肯沒有被暗殺，總體而言重建（特別是1867年後激進的重建）不會發生。《一個國家的誕生》中隨着戰爭的結束，格里菲斯描述了林肯和奧斯丁•斯通曼（激進派的領袖）之間的一場爭執。斯通曼抗議林肯對南方寬厚的政策，堅持認為：“他們的首領必須被絞死，南方各州必須被視為被征服的省份。”（這個“被征服的省份”的說法在影片《林肯》裡被史蒂文斯用過；虛構的斯通曼形象正是基於議會激進派領袖史蒂文斯。）然而林肯沒有辜負他在1865年3月4日第二次就職典禮的精神（“惡意指向無人；寬厚對待人人”），他告訴斯通曼他將把那些脫離合眾國的州看作“仿佛它們從來沒有脫離過”。在總統這種寬宏大量的態度的鼓勵下，南方開始了自身的重建（鏡頭529至鏡頭535），但是這一過程被林肯之死打斷了。
斯皮爾伯格的《林肯》和《一個國家的誕生》中林肯的形象驚人的一致，這個事實聽起來和實際上一樣的怪異。正如埃里克•缶那看出來的，重建是一項“未完成的革命”恰恰是因為像史蒂文斯這樣的人長期而言壯志難酬，因為一場革命最終變成了北方白人與南方白人之間的和解，而非裔美國人的自由事業被扔到了一邊。
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一次訪問中，庫斯那暗示：報復心重的激進分子如史蒂文斯對此結果付有一定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