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个陷阱？       (转自360doc)

2016-10-10  木头1018  摘自 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 曹玲

当你追求幸福时，幸福很可能躲闪不见；当你追求其他事物的时候，幸福反而会不期而至。

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搭上“幸福号”列车。“幸福”成了畅销书标题，经常占据报纸版面，并且激发了科学研究，出现了微笑俱乐部和快乐研讨会。快速发展的积极心理学显示，快乐的人会发展得更好。他们更积极、多产，挣钱更多，能交到更多朋友，享有更好的婚姻关系和更好的健康状况，甚至比坏脾气的同龄人活得更持久。

我们都想得到幸福，都在为之奋斗，以至于有人说：“生命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一般来说，幸福指一种感觉：一种愉悦、快乐或者满足感。就像其他感觉一样，快乐不会一直持续，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抓取，它依然会随时溜走。新的研究发现，我们陷入了一个隐蔽的心理陷阱：越是努力追求幸福，就越会被焦虑和抑郁所困扰。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哈里森出版了一本名为《幸福是陷阱》的书，他认为生命无法避免痛苦，你不能逃脱。“作为人类我们都面临这个事实，迟早会变得衰弱，会生老病死，会因为拒绝、分离、死亡而失去重要的人际关系，会遭遇危险、死亡和失败。这意味着，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体验到痛苦的思想和情绪……如果我们要过完整的人生，就要体验人类所有的情感。”

美国的社会文化沉浸在对幸福的寻找之中。与其说快乐是一种追求，倒不如说它俨然是种“头衔”，正因如此，不快乐便被认为是失败和无能的象征。“可以说，快乐已经蜕变成一种新的悲哀。”积极心理学著作《极乐地方》里这样写道。

鹿特丹有一个世界快乐数据库，收集了所有让人快乐的信息，以及让人快乐的原因。数据显示，已婚、生性外向的乐观主义者比单身、内向的悲观主义者更快乐；共和党人相比于民主党人更快乐；护士比银行家们更会享受生活；有宗教信仰、有满意的性生活，或者刚毕业就能在附近找到工作，也会让人感到快乐。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的快乐更多一些，但差距并非非常悬殊。很多人说自己是快乐的，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被期望快乐的缘故。

在英国，快乐是件遭人疑忌的美国的舶来品，有人说“我们不做快乐的事”。对于“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是工作时间最长，上下班来回路程最远”的美国人来说，他们追求快乐时不遗余力，往往对自己的失败视而不见。或许在美国，追求快乐是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俄罗斯有个现代格言：“一个人要是常笑，那他不是傻瓜就是美国人。”1990年，麦当劳进入俄罗斯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训练当地雇员，让他们看上去很快乐。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文化，同样有着比美国人更低的幸福期待，而一些拉美国家的文化则正好相反。

西方文化对幸福的信奉相对较为现代。18世纪前，西方标准鼓励一种略带悲伤的生活观，并带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严肃的新教徒说，上帝鼓励这样的人，没有欢乐，没有作乐，只有举止忧郁，朴素苦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实际生活得并不幸福，不同时代的文化标准和个人性情以复杂的方式产生了相互影响。

广告设计师哈维·鲍尔于1963年创造了黄色笑脸标志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在《幸福的历史》一文中写道，幸福文化的推动力促成了新的工作场所标准，指导白领雇员和销售人员处在快乐的中心。它催生了诸如迪斯尼公司一类的商业帝国，以“使人快乐”作为公司的座右铭。公司的雇员让客户相信，因为置身于迪斯尼场景之中，他们自己已经很快乐。在迪士尼的感召下，广告设计师哈维·鲍尔（Harvey Ball）于1963年创造了黄色笑脸，问世10年内的授权费超过5000万美元。它有助于解释美国人的另一个发明——笑声音效，即便喜剧并不好笑，也会加进去让人们觉得大家很开心。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幸福文化也为人们的公共姿态打造了新的标准，无论是家庭摄影还是政客大头照，无不笑意融融。

西方幸福观的逐步上升是建立在现存文化之中的，却也不乏其他助推因素。在许多场景中，幸福已经成为一种商业优势，产品和幸福联系起来可以促进销售。斯特恩斯认为，这就可以清楚地解释，20世纪中叶幸福文化为何得以强化。事到如今，我们仍要微笑着生活。

他的这一做法影响到发达国家，掀起了全面研究幸福的热潮，出现了不少研究幸福经济学的学者，各种机构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以联合国公布的《2015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为例，该报告依据盖洛普全球民意数据调查，综合考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支持、平均健康寿命预期、人生抉择的自由、慷慨程度、免于贪腐的自由等多项因素，对158个国家和地区做出了幸福程度排名。其中幸福指数最高的为瑞士，得分是7.587分，冰岛、丹麦、挪威紧随其后。有媒体戏称，“离赤道越远越幸福”。

在榜单中，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排名15，从侧面证明经济并不是决定国民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标准。阿富汗和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以及另外8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此次排行中垫底，成为幸福度最低的10个国家。在该榜单中，中国大陆位列84，中国香港排第72位，中国台湾为第38位。

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高昂的热情来研究幸福这个课题，他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以民众当前享有的史无前例的自由、机会和财富，为何人们总是没有预期的那样快乐？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第二。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亦称为“财富悖论”或“幸福悖论”。现代社会的人们对高收入的不懈追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和焦虑感，反而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和人生满足感。

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后来做了一个区分，人均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收入与幸福正相关；而人均收入高于这一数字，收入与幸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比较穷的时候，收入增加对好生活有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当这个国家普遍富足的时候，收入增加对于生活的促进作用就下降了，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反而更为重要。

后来，莱亚德在《幸福的社会》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只要相对地位更高，虽然更穷，人们也觉得幸福；因此人们更关注相对收入，乐意接受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只要相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地位提高了。人们还会将自己现在的收入与过去的收入进行比较，当被问到需要多少收入时，有钱人总是觉得比更穷的人需要的更多。他得出结论：你对自己的收入是否满意取决于你跟什么对照群体进行比较，对照群体有两种，即别人的收入和自己过去的收入。第一种情况，社会比较控制着你的感受；第二种情况，习惯化控制着你的感受。这两种力量根植于人的本性，非常强大，因此经济增长很难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支撑着生活满意度的是一张强大的社交网络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人们生活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之时，他们自身的生活满意度是较低的。幸福同样受到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赫芬顿邮报》曾经刊文指出：“信任度在美国正在下降。”但这话并未出现在新闻头条上，相反，“GDP增长正在放缓”这样的头条不断地出现。美国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通过财富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正直程度。正如许多公司的总裁或是高层领导对于一些商业犯罪行为予以承认，在支付了巨额的罚款之后，他们依旧是受人尊敬之人，依旧是白宫的常客，因为他们有钱。这样的情况，中国一样在发生。

福利国家努力去做的是将市场经济中的不幸来源最少化。它帮助解决疾病、失业或劳动能力丧失带来的无收入、无家可归等问题。这并不是说在最为完善的体系中，在一个人们不惧怕失业，并且每个人都能享受较好的公共服务的体系中，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但是，金钱确实能让你在不幸的阶层中更上一层楼。

随着美国文化传遍全球，不少国家追求幸福的势头迅猛，从宗教和政治领域，到工作和子女教养，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们行为的各个方面。

人类似乎总能适应一切，这种适应会让我们很快回到幸福感的正常水平。关于“幸福感的适应性现象”，上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次经典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乐透彩中奖者。结果表明，这些突发横财的中奖者一年之后的幸福感和那些没中过奖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幸福感的适应性现象，可以用来解释人生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一生中会面对各种重大变化，比如加薪、结婚、健康和乔迁等等，为什么这些因素对提高我们个人幸福感的作用都不大呢？不仅如此，对双胞胎和被领养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每个人的幸福感水平有一半左右是生就的。这条遗传界线让“装着幸福的玻璃杯”看上去总有一半是空的，不管往这个杯子里注入多少幸福，高于这条界线的幸福感都注定要慢慢漏掉，幸福感最终会回到遗传设定好的那条界线上。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心理学家谢尔顿说：“在幸福感方面，一直存在一种像弹簧一样的应力。有人以为幸福感是可以干预的，只要选准了正确的人生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各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都表明，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近乎残酷的真相在于，幸福感上去多少就回落多少。”大多数人认为的外部因素，比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工作、中奖的彩票，会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快乐，但是终将褪色。

对整个生命过程幸福轨迹图谱的研究显示，在人生的头20年，童年之后快乐会明显减少；随着我们逐渐变老，快乐又会慢慢增加。针对美国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幸福感在40岁左右达到最低点。“年轻人总是更加关注事情不好的一面，老年人不会对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强烈的反应，他们较少传播消极情绪，而更倾向于传播积极的情绪。”美国斯克里普斯学院神经心理学家斯特西·伍德（Stacey Wood）解释，“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学会了控制和克服这种反应。”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年老的时候，你会试着忽略那些让你不快的人和事，比如不如意的饮食，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某种悲伤笼罩着，因为这时人们往往开始患上各种疾病，人们很难拖着病体感到幸福。

除了50%的遗传因素外，人们幸福感的差别有10%是由环境决定的，那么剩余的那40%是什么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桑亚·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说：“以前没人开展过类似的综合研究，这一块到现在还讲不清楚。”不过她相信，如果撇开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不谈，再剔除各种错误因子，那么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必然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即为了抵抗适应性的下拉力，而必须采取的各种心理对策与行为对策。

国际积极心理学会第一任会长迪尼尔（Ed Diener）对幸福的人群做了研究，看能从前10%最幸福的人中取到什么经，结果发现这些人经历的痛苦并不比最不幸的10%以及中间10%的人少，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对事情不同的诠释能使他们能更加迅速地恢复。相比来说，悲观者会沮丧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不受我们控制，重要的是之后如何对待它们，如何评估它们。事实上，我们的评估成了自我实现预言，并使他们相信这个预言。”

柳博米尔斯基一直在研究这种行为，希望为人们寻找一种能够把幸福感长期保持在遗传基线水平上的行为对策。从理论上讲，这种行为是必然存在的。运动员能够通过锻炼和饮食控制，把体重维持在遗传设定的天生水平以下，她认为幸福感也可以这样实现。她提倡超越短暂的快乐，关注快乐的核心，比如和家人约会，工作或者某个热切的追求，以及从更高的目标中寻找某种意义。“一天做5件善意的事会显著增加快乐，要维持快乐，你余生的每一天都要努力奉献。”她说。

并非每个人都认同这样的做法。美国包登学院的心理学家芭芭拉·海德（Barbara Held）称，对于那些习惯于看到半个空杯子的人来说，谈论快乐会让他们更加沮丧。她写了一本书《想抱怨就抱怨，不要勉强微笑》（Stop Smiling，Start Kvetching），认为面对人生的意外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表现得乐观，也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如此。“强迫人们以不适合他们本性的方式应对事情是有害的。”

幸福在本质上是模糊的。关于幸福还有一个悖论，叫“快乐悖论”（hedonic paradox），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73年评论的那样：“在你追求其他的事物时，幸福反而不期而至……询问自己幸不幸福，你将失去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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