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見朋友在微信群發的微報中有“1968年12月22日 毛澤東發號召，2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給糾了一下：毛的那“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發在12.21夜，所謂著名的12.21指示。結果是禍害了一千數百萬青年。

由此聯想起去年寫的這篇小文，還未曾發在萬維。文中記述了48年前的那冬至黑暗長夜。

手足情，父母心 – 文革中經歷的嚴酷和家庭溫馨  

在嚴酷的文革年代，有多少家庭遭遇了人倫悲劇，夫妻反目互相揭發，父母子女相殘劃清界線。在此期間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打擊。幸運的是，我家在那期間，經受住了沉重的外來打擊，變得更加親密和充滿親情。

父母遭難

1967年間，在運動進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級幹部的第一時間內，早有“嚴重右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裡的父親，就被拋了出來。記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的夜晚，我當時還是小學裡的紅小兵團幹部（那時叫作勤務員），傻乎乎地參加組織了白天學校的毛生日慶祝活動後，父親晚上沒有回家，母親一夜未眠。父親這一被關押就是四年多未進過家門。

不久，我們一個樓里十戶人家中，有兩戶家裡有了遇難亡者，含冤而去。一時真讓人感覺到了血雨腥風。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學的母親，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殘酷批鬥和羞辱；另一位是市委統戰部部長陳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參加革命，是電影《東進序曲》中，隻身深入虎穴談判的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資歷很老，聽說其行政級別特別高（好像是6級），高於上海市主要領導（7、8級）。但職務比同期參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過。雖有他在獄中經受了酷刑折磨，堅持英勇鬥爭的證人，但已在所謂的組織上眼裡不再清白。文革初期68年1月，據說是在張春橋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屍首上遍體鱗傷。這兩位長輩的離去，給我們這輩人帶來了懼怕。那時正是我父親被關押不久，11歲的我真害怕再也見不到活着的父親。

父母能熬過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撐。母親原在自己單位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緣很好，並沒有很快被打倒，67年中還曾因歷史清白，一度被結合進了革委會。但受父親牽連，在父親被關押後，被清除出革委會重新受審查。母親也有過軟弱的時候。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見過母親流淚，是在她被宣布清除出革委會，家裡存款凍結，只發生活費的那天。母親把孩子們召集在一起告訴我們情況時，說出了上不能對老人盡孝、下不能保護子女的痛苦和擔憂。全家抱頭大哭一場的情景叫人刻骨銘心。

幾天后，母親又堅強起來，了解到了父親有先見之明，曾在大姑母那裡留過不大的一筆錢。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錢作為貼補，衣食不會有憂。外祖父有點退休工資，且有將以前母親每月寄給的錢積蓄起來的習慣。居住鄉村生活費用又低，和外祖母倆人的生活也不會有大困難。母親心頭的憂慮稍解。母親預感到也會被關押，給我姐姐們交過底。要我們相信她和我們的父親歷史清白（沒有被捕過當然談不上叛變），也相信他們的堅強，絕不會自殺。他們經歷過49年前更險惡的年月，也一定能熬過眼前的困難。

弄堂里有不少從三野部隊轉來的幹部，在文革中沒受到什麼衝擊或只是很小衝擊。我家卻因父母單位各來一次而被抄家兩回。這在弄堂里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極大壓力。父母先被關押，後去幹校勞動。節假日回來還要被迫去向里弄老太專政隊報到受監督。孩子們從根正苗紅一下子成了黑類。小哥和我進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時，常會受到差不多同齡的小孩們欺負。無法吹出英雄氣概來，那時見到不懷好意逼近過來的幾個男或女，只有一個念頭，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我日後在中學裡顯示出的中長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時練就的。多年後在美國看電影《Forrest Gump》時，看到“Run, Forrest, Run!”那段，我不禁熱淚盈眶，舊事重上心頭。那是我經歷過的一段近乎孤兒，夜間時有惡夢纏繞的日子的開始。

手足相暖

父母不在身邊的日子裡，大姐二姐擔起了照顧弟妹的擔子。一起商量如何應對父母單位造反派的問訊。兩人曾一起被迫參加過市委和徐匯區“革委會”造反派惡搞的“走資派子女批鬥走資派”學習班。網上查到，在上海地方志里記載着：『1968年間，辦了兩期華東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局以上幹部的子女學習班。挑動唆使他們批鬥自己的父母，以進一步迫害領導幹部。第一期從5月9日～6月17日，學員46人；第二期從7月初～8月中旬，學員92人，年齡在14～20歲間。他們的父母親共117位領導幹部，都是被造反派打倒、關押、隔離、靠邊審查的對象（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徐匯區革委會負責人黃克每期都到這個學習班講話，污衊學員們的父母，煽動他們揭發“罪行”。並威脅說，不劃清界線的要變“小反革命”“小走資派”。誰反抗和不滿，學校不准畢業，畢業也不准分配工作，當作“反動學生”和“現行反革命”批鬥！』

我倆姐參加的是上述第二期學習班，學習班的頭一天就見到了前市長曹荻秋的女兒受迫出來，面對面地批判其父親。姐姐們很擔心若在學習班結束時要出來批判，如何面對自己的父親？幸好不知何因，那期學習班匆匆結束了，沒有出現直面批父親的情況。我那時常常在倆姐深夜還在商量議論的聲音中，憂心忡忡地入眠。

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凍結，父母工資被扣，只發給少量生活費。大姐考慮到要置辦上山下鄉的必需物品，和準備家有不時之需，想存點錢，就讓家裡出現了數月只有青菜鹹菜下飯的狀況。還變着法兒換味兒，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樂乎。可畢竟五人都在長身體階段，搞得人人營養不良。從小體弱多病的我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隨三姐去菜場排隊買青菜時，在人群中被擠得兩眼一黑，暈倒在菜市場。醒來時脖上有好幾條由好心人給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條紋，三姐和大姐兩人在旁邊垂淚。後來聽三姐說，她見我暈過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圍人紛紛說：快，快回去叫大人。她邊哭邊往家跑，想着家裡哪有什麼大人？到家告訴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兩人急忙趕回菜場，一路上大姐直嘆，怎麼辦啊怎麼辦？幸好我並沒有什麼大病，只是較嚴重貧血，血紅蛋白低。

那段時期物質貧乏，精神食糧卻還豐富。68年間大姐二姐都是逍遙派，她們和同學們交換了大量書籍看。家裡有過一段瘋狂讀書年月，弟妹們隨之瘋狂。我們把國內出的所有國內外名著或非名著，幾乎都過了一遍。我那時還是小學生，讀得似懂非懂，可忘不了那種大過特過讀書癮的感覺。《簡愛》《呼嘯山莊》《傲慢與偏見》《紅與黑》《俊友》《名利場》《悲慘世界》《笑面人》等都讀過。蘇俄的小說讀得更多，《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普希金的詩作和小說集等。

有的書借來時給我們閱讀的時間很緊，我這家中最小人兒只有排在最後的資格。不管有意無意，也只能翻看故事情節了。我曾有過用約三小時（翻）讀過600多頁的《笑面人》的記錄。我們自己家裡書也很多。爹媽單位里的造反派還算沒有太過分，雖然砸了些唱片，倒沒有劫走多少書。《古麗雅的道路》《牛虻》《葉爾紹夫兄弟》《茹爾賓一家》《魯迅全集》等書是自家有的。還有一套忘了是130多還是150多本的《譯文/世界文學》。這套書在我中學年代，被一家朋友兄妹（那老兄現已是國家一級作家、某市文聯主席）惦上了，被他們借而不還，搞得七零八落，挺可惜的。他們如今對此“罪”供認不諱。我來美後看到，這套書裡有的譯作之原著，在後來的年代裡被拍成了電影或電視片。

曾細讀過幾遍，也適合我當時年齡的書之一是《小兒子的街》。還記得其中不少情節。印象深的是那小兒子從那豐富多彩而令人羨慕的暑期夏令營回家後，當晚，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坦克隆隆開進蘇聯境內，小兒子一代人的生活和命運陡然改變。當時聯想起正身處的文革，看得心裡很是震動和傷感。

那些苦中有樂地大讀書的日子，隨着仨姐齊刷刷地下鄉而一去不復返了。

家庭問題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個月內先後下鄉。姐姐們後來告訴我，當時急急下鄉不猶豫，一是為了可有些收入，減輕家裡負擔；二是生怕拖留不走，會給在關押中的父母造成麻煩和增大壓力。這就是什麼叫父母子女同心啊。

二姐下市郊農場後拿到第一筆工資（每月18元），立即給家裡寄來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個月下外地農場，緊跟着也寄來十元。大姐收到後流淚長嘆，立即去信叫她們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體和營養。

三姐是67屆初中生。在二姐已定了下農場後，三姐原有留城的機會。但她覺得弟和妹還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顧。她毅然報名下鄉，想把留城機會給大姐。可三姐離城一個多月後，毛的12.21指示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該歡迎他們去。”大姐一聽廣播的指示內容就苦笑着對我說，姐也要下鄉去了，今後你們要靠自己照顧自己了。

上次回國時，讀了大姐收拾舊物時理出來的早年文革前所寫周記，裡面有多篇講到小妹生病發燒。父母不在家，保姆不會看體溫計，難以判斷是否要去醫院。姐的課也上不安心，總是急急趕回。手足情深，溢於言表。想起68年12月21日夜晚，大姐說出要我們自己照顧自己時有多難受和無奈。記憶中那真是個漆黑漫長的臨近冬至夜，沒有星亮，沒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龍江軍墾農場，卻因所謂家庭問題，不夠去邊疆反修前線的資格。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農村插隊。二姐去農場數年後，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農兵學員。畢業後有家庭問題者不可能去外交線上工作。還有小哥的中學畢業分配，三姐的農場上調，我想加入個什麼，大姐被推薦和考後被錄取成為工農兵學員，都因家庭問題而困難重重。

非常年代裡的父母關愛

但母親一脫離關押，就關心起兒女的教育來。她去了郊區的五七幹校，期間可以用書信遙控，就鼓勵我和小哥自學數學，看誰學得快學得好。記得有一個冬季學下來，小哥學完了《數理化自學叢書》中的兩冊幾何書。我玩性大，靜不下心來，只半懂不懂地啃了大半本。於是只好甘拜下風，承認小哥的自學能力和記憶理解力都比我強。母親這鼓勵我們自學的方法，對我倆能在77年底參加高考、78年雙雙考上同一所名校，起了關鍵作用。

母親還在72年間，用回上海市區休整幾天的時間，去她地下黨時期的戰友-上外附中原校長那裡打聽情況。隨後寫信給我二姐（上外附中66屆初中生），要她馬上抓緊複習，重拾外語。二姐立即從農場請了10天假，趕到外公那裡鄉下複習功課。外公給她答解疑難，對她進行輔導，幫她練習口語對話。經過10天的臨時抱佛腳，她在外語學院招考原附中學生（算是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的口試時，發揮得很出色，順利地被錄取了。二姐的命運就此改變。

大姐在東北插隊。辛苦勞作外，一度很為常年大餷子飯苦惱。感覺前途無望之時，用學習高中課本來打發時光。 幸運的是，在她插隊之地有幾位東北某大學來的下放幹部教師，見她好學便引導她自學大學課程。73 年工農兵學員選拔考試，大姐取得了地區第一名的好成績。那年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在該地區有名額。招生組裡的老師找大姐談話，聊到老媽才知那老師認識母親。上華東師大似乎已成了十拿九穩的事。結果被白卷英雄張鐵生一搗亂，招生方案全部推翻重來，大姐只好進了東北一所地區大學。雖說大姐沒有上成華東師大，但也已感受到了母親的好口碑，和母親的朋友給自己帶來的溫暖和鼓勵。

大姐後來大學畢業時，因不願違心喊社來社去的投機高調（成績較好又肯喊高調者得以留校），被分在一公社中學當老師。任教兩年後，當地報紙曾以“長白山下育新苗”為題，報道過大姐的事跡。在小弟和小妹同時考上77級本科生的消息鼓舞下，78年的文革後首屆研究生考試，大姐志在必得。報考的便是插隊時認識的下放幹部教師所在的大學，得到他們的指導幫助。初試複試一道道過來，都還比較順利。等待錄取通知的日子裡，大姐回了上海。一日電報到來，發報人是對大姐幫助最大的那位下放老師。大姐哆嗦着雙手打開電報，上面只有四個字：祝賀考中。當時大姐那興奮的面容、濕潤的眼睛，全家上下的歡欣，令我久久難忘。

文革間父母不僅在外受關押批鬥，還要承受牽連子女的內疚，這種內疚往往更折磨人。這種父母的內疚和對兒女的深情，只有我自己為人母后才能體會其中一二。父母在文革後期得到的審查結論是“犯有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錯誤”，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和被降了好幾級幹部級別。其實也就是文革初期，他們覺得那鬥爭不正常，在懷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憤報復時提到了毛，不見得真對毛有什麼認識。文革後，父母都曾兩次重新作結論。第一次重新作結論還在“兩個凡是”階段，帶了“錯誤地批評中央領導”的尾巴。第二次重新結論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結論後父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組織上聯繫子女所在學校和單位，消除過去錯誤結論給子女帶來的負面影響。那時我已上了大學，得系領導召見，她將從檔案中取出的我為了加入團組織而寫的厚厚的對父母問題的認識材料，交還給了我。並告訴我，她讀了我寫的內容，在所謂的批判中不失為人女的認真思考和對父母的感情。文中見人品，給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計這成了我後來在大三還是學生時，就被指派去兼80屆的學長輔導員，畢業後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十來年前，父母親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在那裡，我們拜讀了一下鄰近幾位逝者由家人寫的介紹。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幾位是大廠的廠長或書記，逝離人世時的年齡都才四十多一點。原以為上海那時的“無情打擊”涉及面的深和廣，沒有北京天子腳下那麼可怕，沒想到在工人運動的故鄉，工廠里鬥爭竟如此慘烈。

在那不堪回首的歲月里，父母輩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線上受煎熬”。而我們經歷過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況下都擋不住的手足情和父母愛、及父母的言傳身教。看淡了榮辱和所謂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擁有的一切和許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一朋友在其文中引用過的話）：有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咱們都能對付！

在那荒唐不講人倫道德的文革年代裡，家庭實際上是人們對真情世界認識的最後一道保護防線。非常幸運的是，我父母和我的兄姐們，都守住了這道防線。因此我們都享受到了美好的親情和大家庭的天倫之樂、以及後來我們各人自己小家的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