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定武康路 — 一对海华的珠婚恋（一）
武康路/湖南路的交叉口（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条被称为上海最美小街之一的小路，长约一公里半。大部分路段，由于两边梧桐树的枝桠宽叶遮掩，而成了林荫路。路边满是从小就看惯了的欧式建筑。让我们去巴黎逛到一些小街时，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内住着十几户人家包括他家的那栋法式楼房，位于弄堂口，与著名的巴金居所，相隔百来米。我家所在的那条弄堂，就在他那弄堂的斜对面。本弄堂建于60年代文革前，有五栋楼，居住着几十家市委机关干部家庭。近弄堂口的是三号楼。那楼就是一个灰色大盒子形状，在这条被誉为“一幅流动的油画”的优雅路上，略有点煞风景。 这里记载着我们的童少年岁月和青年时代。这里留下了我俩从同学到恋人到夫妻的足迹。 时间过得真快，新婚那日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就已过了我们珍珠婚纪念一年多了。结缘前的那一幕幕，不时还会在脑海里回放。 先提示一下，文中用到“他”时，指的是文中男主人公。谈及其余人可用他字时，则用“其”来代之。 最初印象 黎明中学座落在与武康路北段交汇的安福路上。六十年代末年，我们走进黎园，年方十三。学校里闹哄哄的，不教什么知识，就是常要学生们写些不着边际的批判文章，算是上着政治课和语文课。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起，才对他有了印象。那印象里的他就是高高的个儿，黑黝黝的样儿，穿着还算合体的一身深蓝色衣裤，脚上一双深绿色解放牌跑鞋，常常是在一帮男生的最后走进教室。有一段时期，班上男生可能是被青春期荷尔蒙搅得躁动不安，偏好打群架，时不时将别班的对手揍得头破血流。那股狠劲儿打遍全校无敌手，可没听说他卷入其中。教室里，他坐末排，我在头排。两人相距颇远。 他父亲是上海市委印刷厂一普普通通的车间主任，居然敢于“反江青”，抵制印刷江青讲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受隔离审查。挨了一阵批斗后，因出身普通农民，找不出反革命动机，被赶出市委印刷厂，去了家一般印刷厂。虽档案里有了反动言行的记录，但算是回到了工人阶级队伍。于是他在中学第二年得以加入红组织。 中学班里约半数人，是他在安福路三小时的同班同学。他在小学班里曾先任少先队中队长，后当红小兵排长，自然就有一定威信。入红卫兵不久，他便当上了班级红排副排长，校篮球队长，成了学校里的红人。
那时我老爸和一些市委机关的领导们，被关押在郊县某少儿管教所之地。爹妈因质疑江青在文革中所为，都有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在安福路二小里，当过少先队中队委员和学校红小兵团干部。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月里，因“家庭成分不确定”，被赶出红小兵团部。进了中学后，更是家庭成分为上。被一帮爷娘是从三野来的、文革中没怎么受冲击的干部子弟压着，抬不起头来。我可以在野营拉练时吃苦耐劳，获个“五好战士”奖状，但由于父母仍在被审查而家庭成分不明，入不了红卫兵。我和他，在所谓“政治身份”上，两人也相距颇远。 中学第三年之初，谢天谢地，我老爹老妈终于被定性为 “人民内部矛盾”。三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被留党察看数年，降职降薪，可总算是归到了人民群中。我也终于能入了红组织。接着，老邓的“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我在各门课都冒出点尖来，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写的文章在学校里被贴出、被广播，有了些小名气。当时不多的生活乐趣和目标之一，是当（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学生。我和他，便成了在班里争当学校三好学生的有力竞争对手。可是有老师说我有骄傲情绪。我的三好生资格，在年级组老师讨论中被否了。他成了全班唯一的校三好生。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收起自己的锋芒，虚心向老师求教（装也得装哦），热心帮助同学（那倒是真心的，助人为乐么）。还刻苦锻炼（为了做到身体好，咬咬牙），在年级女生1500米赛跑中进入前五（前十名都有奖状），并顺利拿到了首批通过（试行）中学生体育锻炼标准的证书。于是，毫无争议地与他同登校三好生光荣榜。这才有了点与他平分秋色的感觉。 略生好感 初次对他生出些好感，是看见他抱着一小娃儿，在斜对面的弄堂口转悠。听同学们说，他家就在那弄堂口边上的那栋楼里。他有仨哥都在外地工作或下乡。他抱着的是他大哥的孩子，在新疆军垦农场出生。还说他很顾家，从来不在学校里或街上闲逛。上完课打完篮球就往家跑，帮他妈带侄子，好让他妈腾出手来做家务。那十五六岁的高大男孩，抱着小侄子在弄堂口转悠的形象，有点儿动人。 72年那一年里，我们算正儿八经地学了些文化知识。可这样的好日子瞬息而逝，轮到我们下乡学农的时候了。不知为何，学农时各个班都从排升级为连，他当上了连长。班里同学被分成了三个队，分别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庄行公社的三个生产队。 起初，我俩被分在同一个队，他任负责人，我是写稿通讯员。出发前还开过一次队干部会。他身为队长，吩咐着要我们各人分别带上一些集体所用的物品，比如淘米用的淘箩什么的。说话时他脸朝着我们，眼睛却不敢直视我们女生，那略有点窘的样儿，让我们看得蛮开心的。可是我们人还未下去，由于班里有个捣蛋男生，只愿意与他住在一起，班主任老师就把他调入了那捣蛋男生所在队，放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们错过了一次加深认识的机会。两人依然相隔很远。 接着，学工、争取入团，然后就是那决定人命运的毕业分配。按兄姐下乡或工作或学习的情况，他在可以读书人的里面属硬档，加上他又是学校红人，被分在令人羡慕的华东电业管理局技校。我因下乡的仨姐中，两人已从农场和插队知青，“考”成了在读工农兵学员，属于可上技卫校人中的软档，被分在招人嫌弃的区卫生学校。 两年多后，我们都是所在学校的人尖子。他在他那技校留校任教，我却因学校执行毛的“六二六指示”，被迫带头去外地山区工作，成了上海在安徽小三线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下两人就离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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