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这当属墙内有良知力量发出的一点声音。估计此文留存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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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涉港国安法通过在即，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取消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包括暂停出口许可证豁免，并正在进行差别待遇评估。美国取消给香港的差别待遇，意味着从美国出口到香港会面临和出口到大陆同样的出口管制。是否对香港的联系汇率以及转口贸易也实行联动惩罚机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消息。
从1841年鸦片战争香港岛被强占到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割让港岛，从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港岛、九龙、新界，这些原本属于广东人文化记忆的词汇在屈辱中让我们刻骨铭心。从港英时期的法治到内地人的偷渡，从港警腐败到引以为傲的廉政公署，从遮风避雨的港湾到自由出版的媒体乃至繁荣的娱乐业，这个昔日小小的渔村有着太多我们曾经仰望的地方。 一面是曾经丧权辱国出卖同胞历史的悲惨，一面是港人文明法治严格社会的进步；我们咒骂着英国人曾经的野蛮，却又不得不佩服英国人的成就；我们担忧香港人成为非我族类，可本是同根生的情感又让我们密不可分。英国殖民香港历经百年，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记忆，做为东方对西方留存的窗口，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许多人在危难时刻，也得到香港资助、接纳和庇护。
香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更是扮演着进步力量的角色，无论是早期孙中山闹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国共内战时期，香港人都无悔无怨地给予过支持。史料记载，当年孙中山为了闹革命，不少于三分之二的经费是从香港筹来，至于筹款的数额有多少，史学家恐怕没有算这笔细账。从1895年开始，孙中山利用只中会、同盟会为反清反袁乃至北伐筹措革命经费，特别是为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以及日后的北伐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没有香港这块英属殖民地的庇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早就被扼杀在摇篮。 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各党派中，对于香港在革命、建设和国家全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识得最早、最深刻，也实践得最早、最成功。早在1937年10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对廖承志说：“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廖承志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向海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把华侨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根据地，搜集各种有利于中共的情报以及国际最新动态。 香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一次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民间捐款超过130亿港币！由于震后开放媒体，信息传播及时全面，灾难现象牵动着几乎所有港人的心，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也是香港历史上一次极罕有的跨阶层、跨界别、全民参与的赈灾行动。有社会调查显示，95％的港人曾为汶川大地震捐款，香港一地的捐款数额就远远超过世界各国对汶川大地震捐款的总和。
英国在香港殖民百年，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过去漫长的一个时期，香港一直是大陆人的天堂，那个遮雨避雨的百年港湾，曾经接纳庇护了成千上万的大陆逃难者。仅以深圳为例，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者就多达56.5万人。深圳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时间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实际上，更远至1949年前后，就有过此起彼伏大规模逃港潮，许多大陆人的命运因此而发生改变。据《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超过75万内地人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当年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去了香港，高层给他写信并派章士钊去香港劝说，要他回上海共谋新社会发展大计，杜月笙最终婉拒了，因为他在港报上看到了一张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3岁了。香港政商大佬们的父辈，大多出自杜月笙门下。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出任香港首任特首；徐大统从上海追随杜月笙到香港，其女范徐丽泰出任过香港立法会主席；杜月笙的最后一个门生吴绍麟，其子吴光正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兼九龙仓集团主席。
这些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成为香港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人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连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文化精英，都是所谓的逃港者。 新政权建立后，能够从大陆逃离到香港的多是广东人，因为长期实行严厉的人口流动政策，其他省市的人根本到不了广东，只有很少的外省人在特定时期逃港成功。从1951年到1980年，有多少人从广东偷渡进入香港，并没有准确的统计，上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逃港成为许多广东人的选择，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曾有老人回忆，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练习游泳，目的就是为了日后逃离时用得上。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过逃港场景：“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冲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推倒栅栏走过来。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30多年前深圳市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正常，到了港资老板致辞，情况发生变化。站在台上的港资老板，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愕然，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港资老板。港资老板冷静一下，用脚蹬了蹬铺着红地毯的地面，哽咽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年对偷渡逃离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逃离大陆前往香港，都会被视为“叛国投敌”，一旦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逃离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逃离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还催生了一个悲催的职业——“拉尸行”。 “拉尸行”鼎盛时期，在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经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拉尸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而其中最主要的都是港资，所占比例高达70%！2019年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港资所占比例达到70.9%，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1284.6亿美元，其中香港资金就达到960.1亿美元，占比高达71.13%！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受益于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鼎力支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个国家指定一个城市就可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作为贸易中心的香港，贸易进出口在全球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2018年香港贸易进出口总额11967.6亿美元。其中，进口商品总额为6275.2亿美元，出口商品总额为5692.4亿美元。2018年香港的GDP是3600亿美元，外贸总额居然达到GDP的3.3倍。这样的奇迹只有香港才出现过，香港只有700多万人口，2018年外贸总额相当于大陆的26%，中国大陆2018年外贸总额为4.623万亿美元。 香港从历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拥有迥异价值观的人们成为市民，让所有人成为香港发展的力量。不得不说，这是香港社会成功的一面。在这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之一，要数香港的法治。香港人讲规矩守规矩。作为一个自信的大国，既然已经把香港纳入怀抱，对这个地方，自然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更要接纳不一样的地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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