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前秘书，离休副部级老干部、《炎黄春秋》编委何方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真相研究，以有独到见解并敢言著称。他的《党史笔记》值得一看。

六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第二条的“入党资格”规定，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和党章，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一个政党的宗旨完全服从外国政党，就是一个汉奸党。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主张，抗日军事战略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即分散作战，只打游击，不同日军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主要任务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依托山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成毛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抗战原则。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任弼时等多数人则主张以抗日为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44年7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21人访问延安。各机关学校费了很大的劲，打扫卫生等作表面文章。还进行了训练，由上面发下估计记者可能提出的二三十个问题，写出标准答案，让大家记住甚至背诵，以免答错。

张闻天的旧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为参政员代表团访问延安后，说，“张闻天少年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

主管文教工作的钱俊瑞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中说，“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

1955年中国按汇率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是4.7%，日本大约占2.5%。到1980年，中国的份额降为2.5％，日本则升到10％。

中共的所谓“实事求是”，必须符合毛泽东所谓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一切都看是否对革命有利。“实事求是”也是讲阶级性的。即陆定一所谓的“两种真实性”，一种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哪怕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还没发生的“本质真实性”，一种是只反映事物表象和假象的“虚假真实性”。遵循 “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的原则。历史研究也要顾全大局、稳定压倒一切。

1930年到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地，在反"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名义下，被自己人杀掉的干部、党员、红军官兵，总数近十万人。

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肃错的当以百万计，还大部被杀。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据，1955年的肃反中，肃对的8万1千多人，肃错的竟达130 多万人。

反右派，全国单是戴帽的就有55万余。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全国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受重点批判的共计365万人。119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是大抓阶级斗争，挨整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就越来越多，直闹到十年浩劫。单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运动--抓"五一六反革命"，全国就抓了两三千万人。

根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合刊号所载的调查三年困难时期，4040万人被活活饿死，超过八年抗战中军民伤亡总数。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饿死几十万人的"信阳事件"（毛泽东称赞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即诞生于该地区遂平县）。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核实死人70多万，认定是领导上"左"倾蛮干的结果。报送中央后，毛泽东批的定性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于是又来了一次大整干部 （信阳地区16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全部被抓，还准备杀一批）。

刘少奇曾经说过谁也不要妄想做中国的斯大林，而且其所写《论党内斗争》也不引证毛泽东。1942年底回到延安后就一下来了个大转变，大肆宣传和抬高毛泽东， 如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1978年，邓小平指示成立一个以胡乔木为组长、宦乡为副组长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任务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何方参加了这一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一任务无法完成。原因是如果断定苏联变修是出了一个特权阶层，那就得承认中国也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苏联。这样写出来的书等于变相批判自己。

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

陶铸说“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