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韩寒是某些商业团体市场运作的结果。我说，韩寒是大众造的。民众逃避自由的心理是 “ 人造韩寒” 的群众基础，或者说制造神（偶）像的温床。韩寒虽然倒了，只要这个温床还在，另一尊偶像或神像就在前方不远处。

弗洛姆在《Escape from Freedom (逃避自由）》一书中在说明思想界如何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几年功夫，文明世界的人们就迅速拥抱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带给人们专制奴役的意识形态这一现象时，列举了三种思潮：一种是认为专制体系的胜利是由于几个人（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的疯狂；第二种是认为意大利和德国民众欠缺足够的民主训练；第三种常见的错觉，也是最坏的一种，就是认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只是通过狡猾和诡计来获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他们的统治是纯粹靠强力来维系；而全体国民不过是没有意志的任人摆弄的物体。

联系一下中国1949后的历史，特别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如文革等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以上论点似曾相识。比如，文革被归罪于“四人帮”的疯狂导致的，并且他们的疯狂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垮台（第一种）；中国民众欠缺足够的民主训练，因此，需要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民主素质，或者等待他们成长起来再谈民主（第二种）；毛泽东的独裁、四人帮的控制国家机器，是毛、四人帮等少数几个人通过狡猾和诡计来获得的，他们的统治纯粹靠强迫服从来维系，而全体中国人不过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任由独裁者、野心家摆弄的东西罢了（第三种）。

但是弗洛姆接着说，实际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在德国、意大利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 “We have been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at millions in Germany were as eager to surrender their freedom as their fathers were to fight for it; that instead of wanting freedom, they sought for ways of escape from it; that other millions were indifferent and did not believe the defense of freedom to be worth fighting and dying for.” （我们被迫认识到：和父辈们急切地要为自由而战一样，当年成百万德国民众急切地想要放弃自由；不但不想要自由，他们还寻求种种方法逃避自由；另有成百万德国民众是冷漠的，他们不相信自由值得捍卫、值得牺牲。）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在今天的中国，有成百万民众急切地想要放弃自由且寻求逃避？同时有成百万民众对于自由、民主漠不关心，不相信自由值得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呢？

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开启了对民众的启蒙运动，可惜未能尽善；70年代末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自由化，西方文化和思想大量引入，中共对民众的控制一度有所放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经历了又一次自由与民主的启蒙。可惜，由于1989年的那次事件，这一轮启蒙再次夭折。但是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浪潮到来了，地球村的新环境使得信息封锁变得困难，西方文化和自由、民主理念持续性地影响着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开始面对自由带来的负累。

弗洛姆在分析个体面对自由的时候说，“Freedom, though it has brought him independence and rationality, has made him isolated and, thereby anxious and powerless. This isolation is unbearable and the alternatives he is confronted with are either to escape from the burden of his freedom into new dependencies and submission, or to advance to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positive freedom which is based upon the uniqueness and individuality of man. （自由，虽然给他带来独立和理性，却也让他孤立，从而感觉焦虑和无力。这种孤立是人无力承受的；因而他面临着非此即彼的两个选择：或者逃离自由带来的重担，躲进新的依赖性和屈从；或者前进，向着基于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的积极自由之全面实现前进。）”

人的心理通常喜欢确定性胜过不确定性，喜欢已知胜过未知。当个体面对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老路，选择逃避自由。毕竟，老路给人带来安慰，新路的不确定性却让人恐惧和焦虑。对于有着悠久的被专制历史的中国民众来说，放弃自由看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弗洛姆指出，“modern man still is anxious and tempted to surrender his freedom to dictatorship of all kinds, or to lose it by transforming himself into a small cog in the machine, well fed, and well clothed, yet not a freeman but an automaton. （现代人依然忧心忡忡，且被诱惑着或者通过屈从各种各样的独裁来放弃自由，或者通过把自己变成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吃的好穿的好却不自由的一具机器人来丢失自由。）”。这里，弗洛姆指出了两个逃避自由的方向：一是寻找新的偶像或神像，且拜倒在地，从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二是通过把自己变成机器人或螺丝钉，和他人保持一致而放弃个人自由。

伴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向资本主义转型，一部分民众选择了不断寻找新的偶像，以替代毛、邓等封建帝王，好开始他们新的偶像崇拜；另一部分民众，逐渐异化为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成为吃得好穿得好却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这类人在流行文化中找到新的偶像，消费着各种关于影视明星、文化明星等所谓名流的闲言碎语，和多数人一样随波逐流，从崇拜一个偶像到崇拜另一个。这两类人共同创造了韩寒及其他类似的偶像；通过偶像崇拜，他们把自己变回婴儿，柔弱无助，等待偶像来拯救他（她），从而放弃了个体自身的自由、独立和理性。

因此，韩寒不过是中国民众——逃避自由追求偶像崇拜和异化成机器人——意淫的玩具。这玩具终归损耗过度又被人扎破了。

韩寒偶像的崩塌，是对于许多网民和国人的一次精神打击，其冲击也许没有金正日之死对北韩民众的冲击大，但是依然是创伤性的。不少韩粉或将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创伤后综合症症状。考虑到今天中国的大环境，心理病症基本上不会得到什么干预或帮助，因此，唯一的希望在于个体的自我觉醒。

韩寒之后，民众有两个选择：一是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迷信偶像，接受偶像倒塌的现实，放弃逃避自由和逃避自我的旧我，选择追求真正的自由和成熟的自我的道路。另一条就是继续老路，寻找下一个韩寒。我要悲观地说一句：估计大多数韩粉和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会选择后者。也许，寻找下一个偶像的有意无意的草根运动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