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雅各比 

保守的知識分子是否反智？簡單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埃德孟德•伯克，里歐•斯特勞斯，歌初德•西梅法布，哈維•曼斯菲爾德，威爾弗萊德•M.•麥克雷——保守的思想家們一直以來支持學問、學習和歷史。具體的回答卻是模稜兩可的。面對社會動亂，保守的知識分子傾向於把責任推到其他知識分子——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世俗主義者——的身上。在他們看來，政治上的動盪根源於被誤導的思想家們提倡的謬論；他們還指責教育系統灌輸顛覆的思想。在《反思法國大革命》一書中，伯克指責律師和作家們——稱他們為“這些人權教授們”——因為他們危險的思想。

一本名叫《平庸的美國：權威學術界如何解構我們的文化（且迎來了奧巴馬民主黨人）》（偶遇書屋出版，作者大衛•蓋蘭特，耶魯大學電腦科學教授）的書提供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的一個機會：當代保守主義者是否把知識分子和教師拿來作替罪羊？如果是的話，他們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美國血統。

小威廉•巴克利1951年寫出《耶魯大學的神與人》一書，開始了他的事業。在該書中，他痛罵教授的無神論和社會主義傾向。以往和現在的美國右翼知識分子都看不起對政治錯位的經濟和社會分析。他們把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歸因於邪惡的教授和顛覆性的作家們，而不是社會現狀。 

讓我們考慮一下女權主義。女性是如何加入勞動力大軍且——如一些保守主義者所說的——拋棄家庭的？這是否和戰爭時期的現實，比如說，男性離開工作崗位而婦女取而代之有關呢? 或者和一份工作的收入不夠養活一個家庭有關？理查德•M.•威沃爾在美國保守主義的一份原始文本中寫道：“我們需要避免從經濟變革角度作出的淺薄的解釋。”他在1948年的《思想的後果》一書中宣稱：“經濟的原因是一個有自己原因的原因。終極的原因在於世界圖景，在此圖景中女性這一次被降格了——和男性在同一水平實際上是地位降低而不是抬高——經濟狀況對女性的影響更深了。”

在懷疑社會問題的經濟分析之外，美國保守主義者還懷疑知識分子都是精英主義者。出身名門的巴克利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他寧可被波士頓市電話本上前兩千個人統治，也不要被哈佛大學的學者們管理。對於巴克利來說，隨機選出的波士頓人的集合要比自由主義的、被過度教育的教授們更有智慧。支撐這一立場的是一種美國精神，這一美國精神的幾個特徵是：崇尚平等、嚴肅的宗教、商業、實用主義和自助；所有這些在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經典著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3年版）都有分析。

並非只有巴克利嘲笑知識分子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分子——這種態度很輕易就變成對知識和教育本身的否定。除了損害基督教真理的根基之外，學校教育還帶來些什麼呢？

這種心態在1925年師勾比審判——田納西一名高中教師因為教進化論而被起訴——中到了危急關頭。該案的特別檢查官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把這件事看成宗教與一群知識分子——他稱之為一個“科學的蘇維埃”——之間的較量。他是這樣說的：“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們’組成的不負責任的小寡頭集團”把科學和理性主義強加在堅定的基督教教民身上。“家長們有權利要求——他們出錢付工資的——老師不能剝奪他們的孩子對上帝的信仰而變成懷疑主義的，無信仰者，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

霍夫斯塔德指出，師勾比審判“大大加快了反智主義的脈搏。在二十世紀這是第一次，知識分子和專家被指責為敵人。”霍夫斯塔德也注意到——記住：他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寫的——對於今天的許多人來說，關於進化論的爭論已經“和荷馬時代一樣遙遠”了。

不再遙遠了。田納西州剛剛通過法律保護想要挑戰進化論以及全球變暖理論的教師們。該法案的一個支持者說，關於進化論的教育是“極端不平衡的”。換句話說，進化論被當作真理教給學生。如今，陳年的戰鬥還沒有結束；而現實的情況似乎更加惡化了。對於保守主義者來說，傳統的道德和宗教在日漸式微。人們的性取向不再有克制或受約束。男人和男人都結婚了。下一步會是什麼？物種間通婚嗎？

保守主義者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現代性的病情加重。他們絕少提及發達資本主義的副產品，比如過度的消費主義、廣告或僵化的階級結構。他們寧願詳細思考受教育者特別是教授們可能有腐蝕性的思想。

相應地，許多保守主義政客把自身的超脫性誇耀成有德的證據。而他們的偏狹卻無需任何賣弄。反智主義在當代美國非常活躍。讓保守主義者喝彩的是：喬治•W.•布什對自己在耶魯大學平均為“C"【譯註：相當於百分制的60-69分】的成績很自豪。為了擦亮他的反智主義招牌，米特•羅姆尼【譯註：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抱怨說：奧巴馬“在哈佛待的時間太長了”。羅姆尼——他在哈佛待的時間比奧巴馬還長，還把他的三個兒子都送進了哈佛——解釋說：在哈佛你從“純粹閱讀”或“在教員休息室”鬼混中學不到什麼知識。

瑞克•上陀倫【譯註：政客，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之一】也攻擊奧巴馬，把他說成是“自命不凡者”想要每個人都上大學。上陀倫自己有三個高級學位，且他的父親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博士。上陀倫是這樣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希望每個人都接受高等教育：以便學生們被自由主義的教授“洗腦”。

自由主義者如何把持高等教育且搞亂美國的呢？標準的保守主義解釋是直截了當的：美國從喬治•華盛頓【譯註：美國第一任總統】到德懷特•艾森豪爾總統【譯註：美國第34任總統，任期1953-1961年】一直穩步前進，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跌進了地獄且一直沒有復原。激進主義者占領了大學且傳播毒草。這就是大衛•蓋蘭特書的主旨。

蓋蘭特說，愛國主義和家庭曾經欣欣向榮；到後來愛國主義瓦解，蛻變成怨恨；原子家庭分崩離析。從六十年代起，未婚女性生出孩子的比例從5%開始上升，今天達到41%，這一勢頭至今未停。這對於孩子來說不是好消息，他們承受了單親家庭的種種苦難。是什麼導致這兩個現象——舊式愛國主義和傳統家庭——的衰亡？簡單。知識分子們。蓋蘭特寫道，“愛國主義被打得鮮血橫流；家庭危在旦夕。這真是美國知識分子的大時代。” 那麼知識分子們如何促成了單親家庭的比例上升呢？再次，簡單——如此簡單以致於蓋蘭特不作解釋，且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蓋蘭特試圖解釋的是：知識分子們如何給那些老式的精英大學“一個爆炸性的左勾拳”。曾經，那些名校是由良性管理層——通常是由視教職為文明化和提升道德的那些白種的央格魯-薩克森清教徒們組成——管理。但是這些白種央格魯-薩克森清教徒們（蓋蘭特縮寫為“WASP”）的思想被那些“後宗教的、全球主義的知識分子們”（蓋蘭特縮寫為“PORGI"）的思想所淘汰；後者接管了大學，給學生們洗腦。用空洞的左翼理論武裝起來的PORGI的思想把大學生們改造成了PORGI的空降場；他們服從命令就“和水桶裝着水一樣忠誠和周全”。

蓋蘭特把猶太人的地位作為“碳14”，用以追溯這一巨大的文化變遷及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一直到六十年代，WASP管理層依然把猶太人排除在名校之外。但是到了1970年，猶太人擠入學生團體、教職工，甚至學校管理層。結果是？再次，簡單。猶太人的特點是：他們都是左翼分子；他們都攻擊性強。“自然地，我們可以想見：名校中猶太人增多”使得學校也帶上了猶太人的特點。“而結果真是如此。” 大專院校越來越左傾，同時也越來越“野心勃勃”且“好戰的”。

蓋蘭特是猶太人；一個非猶太人輕率地爭辯說令人討厭的左翼猶太人已經控制了名校的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蓋蘭特這麼爭辯的時候熱情有餘而事實不足。除了引用猶太新保守主義者比如諾曼•迫德霍銳志【譯註：美國新保守主義權威】等人的論述之外，蓋蘭特沒有給出一個例子來說明他所寫的。這些好戰的左翼猶太教授們是誰呢？安東尼•格拉芙藤【譯註：美國歷史學家】？史蒂文•平克【譯註：加拿大學者，現任教哈佛大學】？理查德•珀斯那【譯註：美國法學和經濟學家】？瑪莎•努斯鮑姆【譯註：美國哲學家】？也許是阿蘭•德邵威志【譯註：美國法學家】？

而且，他的整體思路依然不明確。說大學獲得了“一個更加野心勃勃的、好戰的聲調”到底在說什麼？整個大學？大學的管理層？大學生們？人們會猜想：猶太人成立於1948年的布蘭迪斯大學應該是驗證蓋蘭特論點的完美例證。這個大學是很吵鬧且很左傾的嗎？可是蓋蘭特沒有提及這個大學。

因為他另有打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人擁有正當的自豪感，美國的經濟欣欣向榮。”後來，來自PORGI陣營的猶太人和左翼分子奪權了。在蓋蘭特的賬戶上，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是否算的上呢？不算——也許只在他們被PORGI陣營產生出來的意義上才算。“知識分子和名校大學生使用魔法召喚來和平運動。”他們“俘獲了學校管理層”、書寫史書、在大學授課。到了九十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們統領了教育領域的職位，且造就了一代左翼蠢材選出了一個蠢材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蓋蘭特用他慣用的口吻斷言：

“這個國家無可避免地充滿了名義上受過教育實際上一無所知的蠢材們；他們被訓練、打扮得像——將要成為好自由主義者的——獲獎的狗狗。...... 老派的有堅定信仰的保守主義者也被替代了——被那些自由主義寵物狗一樣的蠢材們。政治化了的學校是單行道；一律向左。美國學校成了前蘇聯學校的一種怪異的回聲：前蘇聯學校曾經這樣教育學生：無論有什麼問題，美國總是錯的。現在，美國的學校這樣教育學生：無論有什麼問題，美國總是錯的。”

當然，蓋蘭特沒有提供任何信息來支持這個保守主義者常用的指責。他什麼也提供——或者說毫無新意。同時他的論述之離題讓人吃驚。總體看來，大學裡主修人文學科的人數在減少，而商科以及和商科相關專業的人數在增加。我個人的經驗是，大部分學生對於頭髮花白的左翼教授漠不關心；他們想要的是工作。相對于格蘭特關於名校大量炮製“少先隊員們”的看法而言，最近《紐約客》雜誌做了一篇關於斯坦福大學被創業精神統治的報道，題目是“大學變有錢"——似乎是對名校一種更準確的解讀。即便是斯坦福大學的校長也在哀嘆：太多學生主修商科，一門心思要賺大錢。

蓋蘭特最喜歡談論的是他深惡痛絕的奧巴馬。他重複利用自己常常翻閱的那本《自由媒體罪行錄（茶黨版）》【譯註：茶黨，美國一個保守主義的、自由意志主義的和民粹主義的政治思潮。】中的指控。他痛斥媒體對於奧巴馬“虛情假意的尊敬”；他具體說到，“媒體對於傑羅邁•萊特反美的仇視言論的無視，對於奧巴馬和比爾•艾爾斯——那個不思悔改的恐怖分子——之間的關係的性質及其意義的無視”。不帶偏見的讀者也許會覺得蓋蘭特的主題傳播出令人作嘔的氣息。不用說，他對於媒體與喬治•W.•布什之間的關係，或媒體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卻一言不發。

在蓋蘭特看來，奧巴馬“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擁護者；他沒到那層次。……總統是一個沒大腦的自由主義者，他的講話愚昧無知，他的觀點是空中樓閣。” 蓋蘭特評論了奧巴馬宣布關閉關塔納莫灣監獄一事。根據他常用的保守主義的來源，蓋蘭特宣布：關塔納莫是一座管理良好、人道、膳宿條件不錯的監獄。這些“是被仔細記錄下來的純事實”。然而罔顧事實的奧巴馬（至少一開始）想要關閉它。“悄悄蔓延的懷疑開始增加，就像製作精良的恐怖片中集聚起來的戰慄：奧巴馬居然真的相信自己在競選中說的東西。他竟然真的相信關塔納莫是某個殘酷的、散發着臭味的地獄。” 奧巴馬的想法是建立在左翼“理論”——美國總是錯的——的基礎之上；他的所作所為是出於無知。

我越來越懷疑——就像集聚起來的戰慄一樣——蓋蘭特真的相信他所寫的東西；這位飽學之士竟然不理解關塔納莫的核心問題所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囚犯是否被虐待——當然蓋蘭特隻字不提虐待——而是在無盡的反恐戰爭中沒有指控就囚禁犯人的做法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正當性。我越來越懷疑：蓋蘭特生活在摩尼教的世界裡，那裡自由主義者是惡魔，而保守主義者被祝福。雖然他用慣常的不偏不倚口氣寫道，“我們有一個左翼蠢材，但是沒有一個與之匹敵的右翼蠢材。”我越來與懷疑: 蓋蘭特真的是一個右翼蠢材。

需要注意的是：1993年蓋蘭特幾乎被一個郵包炸彈殺死，寄送包裹的是一個瘋子，被稱作“智能炸彈犯“的，自稱是左翼人士。由於這個原因，他對左派的敵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為當代保守主義的宣言，《平庸的美國》是非常不幸的，也透露了不少內情。

書名中“平庸“一詞似乎說的是這本書本身。對於茶黨人士來說，這本書也許像是一塊紅肉；對於其他人來說，該書不過是一張包裝紙罷了。該書加入了庸俗保守主義把知識分子當作替罪羊的思潮，認為：左翼知識分子是一切美國問題的“根本原因“。而被炮製出來的伊拉克戰爭、失業、沒出路的工作、不平均的補償、昂貴的高等教育、負擔不起的醫療保險、過度的消費主義：這些都和美國的問題無關。左傾思想家是美國問題唯一的罪魁禍首，並且他們成功地導致美國單親家庭數量的上升。

蓋蘭特本人是當代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麼？很可能。一方面，美國流行的政治思潮是保守主義的。另一方面，擁抱這一思潮的保守知識分子的聲音刺耳而內容空洞。能夠有深度、考慮周全、心胸開闊地來表明看法的保守分子有誰？在哪兒能找到？像馬克•里拉（哥倫比亞大學人文教授）和傑弗瑞•苟德法部（新學院的社會學家）這樣公正的學者也追問過這個問題，但是沒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堡壘大學（位於南卡羅萊納的一所公營的軍事學院）有一門課叫“美國的保守知識分子傳統”，主講者為：紐特•金里奇【譯註：美國政客】，多納•蘭斯菲爾德【譯註：美國政客、小布什的國防部長】，菲利斯•蘇拉弗萊【譯註：美國保守主義活動家】，以及全美來福槍協會和艾恩•蘭德學院的頭頭腦腦們。這些人就是當代保守主義的最傑出代表嗎？

如果我們給紐約的第二代知識分子照張相——第一代人知識分子真正的後代——來衡量保守和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健康程度。把右派的威廉•克里斯托【譯註：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員】和約翰•頗德霍銳志【譯註：美國新保守主義作家】與左派的大衛•貝爾、邁克爾•開金和肖恩•魏蘭子【譯註：以上三人都是美國的歷史學家】來比較。克里斯托對莎拉。佩林成為2008年副總統候選人起了關鍵作用。他給“水管工喬”【譯註：2008年總統競選中，共和黨陣營一個保守主義活動家的綽號】唱讚歌，且認為美國政策中"最近的一些錯誤"都源於“教育程度高和老於世故的精英們”。頗德霍銳志寫了一本書副標題為“喬治。W.。布什是如何成為21世紀第一個偉大領袖的”，其中他充滿熱情地讚揚布什的“創新性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將在可預見的將來成為軍事衝突的藍圖”。（頗德霍銳志書的新版本在亞馬孫書店每本一美分。）另一方面，貝爾、開金和魏蘭子都是多產的歷史學家，他們寫了許多關於法國和美國政治的有分量的書籍。

簡言之，前者是意識形態的擁護者；後者是嚴肅的作家和思想家。

右翼人士的智力活動到底出了什麼狀況？保守主義者可能屈從於他們預設的立場。今年大部分獲共和黨總統提名的人都拒絕承認進化論的真實性；並且根據各項民調，共和黨人對科學的態度是與日俱增的不信任。當世界變得更加險惡，許多人尋求簡單的回答，於是不少美國人得出結論說：一個把他們排除在外的精英集團必定是疾病的根源。他們攻擊知識分子、教授，以及那些被認為在販賣專門化知識的專家。對這一傾向，保守的知識分子們如蓋蘭特不是予以抵制，而是予以鼓勵。剛剛逃離精英主義，他們就掉進了民粹主義的泥潭——在那裡居住着自學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他們變成了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的世界的拉拉隊長；他們幫助加速一個將把自己邊緣化的未來。

（羅素•雅各比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