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六日美國民主黨候選人第二輪辯論之後，特朗普又一次上了新聞。媒體雖然對於唐納德·特朗普很着迷，但卻鮮有人費工夫去解釋他崛起的社會背景的。

歸根到底，這麼做會拆穿特朗普的競選活動把他塑造成一位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或美國造低俗版“超人”【1】）的各種作態，暴露他作為美國統治階級整體的爛水果爛到了何種程度。不論美國權勢集團是如何害怕或不喜歡他，特朗普與美國社會的總體現實保持着完美的和諧。

表面上看，特朗普是與時俱進的。在八、九十年代，他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和民主黨。事實上，他以往的某些政治立場和今日的民主黨有相似之處：特朗普曾經支持墮胎、倡議政府付款的醫療保健制度及合法化毒品、“對富人一次性徵收可觀的百分之十四點二五的稅”，以及各種各樣的（迄今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的） 經濟民族主義【2】。

近來特朗普的政治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更趨保守：他號召取消奧巴馬醫改，批評移民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呼籲大規模遣送外籍人士。

然而在他政治變形的整個過程中，特朗普的核心（也許可以稱之為“個性”）並未改變。貫穿特朗普九一一【3】前後社會政治立場的那條線是什麼？這條線對我們了解美國統治階級又有什麼幫助？

正如傑西·蘭達【4】等人指出的：在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兩種政治模式中都存在一種反民主的、精英的性質；而其根源在於他們共享的對私有財產的捍衛。作為一個術語，自由主義的含義是模糊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主義意味着對像平等和自由這類抽象理念的秉持，與此同時卻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視為理所當然。

作為一個建立在階級剝削基礎上的制度，資本主義嘲笑了以上理念，把它們變成毫無生氣的抽象概念。因此，在特朗普身上，他對美國資本主義等級制現實的堅定支持使得他從民主黨人向民粹主義右翼分子蛻變的長期過程成為可能。

特朗普大男子的、老大哥的姿態可以回溯到里根時代的紐約那個頹廢的過剩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的聚光燈下，特朗普是寄生蟲中的寄生蟲，把他父親的“中產階級”房地產企業變成為超級富有人士服務的百萬美元大企業。這個企業是由豪華的高級公寓和高爾夫球場組成的：“如果說弗雷德•特朗普的紐約是力爭上游的人士之家，那麼唐納德•特朗普的紐約則是成功人士的遊樂場。”

即便在特朗普兜售一個自由民主黨人的多愁善感之際，他依然一心一意地要把曼哈頓變成自己形象的一部分：他通過自己的房地產發展項目企圖侵占他人的財產、搗毀他人的生活。這一點在八十年代中期特朗普與中央公園南部租客之間的紛爭可以看出來：當時他為了建設更高檔的房地產項目而盡力要把許多人從他們的家裡趕出去。

在九一一之前的特朗普身上這種自由主義的感傷與威權主義的行為之間看上去很奇怪的的組合，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在特朗普最大的粉絲之一的帕特里克·貝特曼身上。貝特曼是布雷特·伊斯頓·埃利斯背景在八十年代末期的小說《美國瘋子》【5】中那個富有的投資銀行家。許多讀者都看清了埃利斯筆下人物的性格與真實生活中的特朗普之間的相似之處。貝特曼對特朗普（至少是九一一之前的特朗普）的痴迷很說明問題。

沒讀過這本小說的讀者需要知道的是：貝特曼在小說中被寫成很可能是系列殺人狂；他有三個心目中的偶像：泰德·邦迪【6】、艾德·蓋恩【7】和唐納德·特朗普。的的確確，整部小說中貝特曼對特朗普的痴迷是毫無疑問的。他關注特朗普喜歡的樂隊U2，想知道他喜歡的比薩餅店家在城中何處，當有人提醒他伊萬娜•特朗普【8】可能在附近的時候他幾乎就五體投地了。甚至貝特曼的未婚妻也煩透了聽他說關於特朗普的事兒；她抱怨說，“別再提唐納德·特朗普了！我的天！難道這就是你表現得像個小丑的原因嗎？你的痴迷該結束了！”

但是當貝特曼不沉迷於謀殺和暴力的時候，他假裝關心社會下層人士和被壓迫者。在《美國瘋子》的電影中有這樣一個鏡頭：貝特曼責備他的同事布萊斯缺乏政治遠見：

貝特曼：別價，布萊斯。有很多比斯里蘭卡更重要的問題需要我們操心。

布萊斯：比如什麼？

貝特曼：嗯，要結束種族隔離就是一件。還要減緩原子彈軍備競賽，阻止恐怖主義，以及解決全球飢餓問題。我們必須要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物和住房，要反對種族歧視，促進公民權利；與此同時還要促進婦女的平等權利。我們必須要鼓勵人們回歸傳統的道德。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在年輕人中促進總體的社會關懷和減少物質主義的傾向。

在貝特曼爭取更多的平等及結束飢餓的空洞的口號背後潛伏着他“融入”一個極為等級森嚴的社會的追求。然而，他如何融入不僅是要在經濟上爬到食物鏈的頂部，還包括要大發獸性殘忍地殺人。

《美國瘋子》的小說和電影都表明了：貝特曼融入里根時代的美國的努力與他連環殺害里根時代的美國人的行為是一致的。我們看到：在貝特曼告訴自己的朋友們他關心世界飢餓問題和婦女權利之後，他接着就去殺害無家可歸者和肢解妓女了。在他為寬泛的抽象概念辯護的後面有的是被這些抽象概念混淆和強化了的具體暴行。

在故事接近尾聲的時候，貝特曼承認了他的罪行，但是所有聽到他懺悔的人基本上都對他不予理會。也許他們之所以不理會他是因為所有這些謀殺都只存在於貝特曼的想象中而他實際上沒殺過任何人；確實地，他的敘述並不可靠。又或者在更深的層次上，他們不理會他是因為實質上他們是他的同謀，他們幫助貝特曼維持一個社會制度；這個社會制度使他得到大筆沒來由的財富，也培育了他的反社會暴行。

貝特曼認為他的罪行的完全無意義是越界的；他意識到“再沒有需要跨越的障礙了”。正如他自己說的，“沒有淨化，懲罰繼續躲着我，而我對自己的認識沒有任何增進。”

但是，這一切和特朗普有何關係呢？在九一一之前，他非常像是“自由主義者中的自由主義者”。像貝特曼那樣，他把自由主義觀點與具體的反人類做法結合起來。從墮胎權、槍支管制到醫療保健，特朗普保持着自由主義的姿態，而他的生意卻能夠在日益走向新自由主義【9】的經濟中壯大。

同樣是美國八十年代財富與貪婪的海報人物：貝特曼追隨着特朗普的腳步。他甚至向故事中其他人物推銷特朗普真實生活中的商業書籍《成交的藝術》。特朗普的那本書就是貝特曼崇拜的那種庸俗的成功和權力的明證。

特朗普和貝特曼共享的是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美化為某種高貴的東西，某種超越了金錢的東西的一種理念。作為一個真正的“超人”，貝特曼是有文化且溫文爾雅的。他對於地位的痴迷勝過金錢。貝特曼列出不同的餐館、流行音樂的細節，或者自己日常鍛煉身體的細節；他這麼做不是出於純粹享樂主義的意義，而是出於他對自身地位的義務。（全文閱讀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