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许多左翼人士把“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以下简称ISIS）组织的崛起和中东地区不断加重的帝国主义暴行联系起来。 有人说：一方面是战争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势力范围日益扩张；这两方面纠缠在暴力与破坏相辅相成的作用之下。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1】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久指出：“帝国主义的暴行引发伊斯兰主义【2】的暴行；反之亦然。”要摆脱这一虚无主义的死亡魔爪，我们必须要反对外国的干涉，结束帝国主义的暴行，停止对中东、非洲及世界其它地区财富的掠夺。 这样一种看法的基本逻辑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就其解释性价值而言就不够彻底了。其缺点是过于笼统和抽象，对于此时此刻的具体情况、ISIS作为一种运动的本质解释得都很有限。把ISIS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说成某种自动性反应或自然的镜像作用的做法会让我们忽视促成该组织异军突起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 对伊拉克、叙利亚及这个地区的其它地方遭受西方侵略和灾难性现实的反应为什么采纳了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一特殊的政治上的形式呢？如何解释ISIS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民众中获得的支持？简单地说，问题在于：为什么是现在？还有，为什么是这样？ ISIS崛起的源头需要回溯到2011年与2012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3】运动。这些国家民众的起义代表了巨大的希望——一种必须继续捍卫的希望。起义遭到了镇压和反扑，根本上无法前进。伊斯兰主义团体恰恰占据了这个突破口；他们的崛起与对起义的镇压以及他们身上体现的大众民主诉求紧密关联。 这里没有什么必然性。实际上，阿拉伯起义面临的困境创造了一个需要被其它力量填补的真空。 ISIS的世界观就是对这一新现实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准确地说，ISIS的崛起不能像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的那样，简单地视为意识形态或宗教的产物。这个组织的成长有其非常真实的社会和政治的根源。 不过，认真研究其意识形态的表述能帮助我们理解各种互相影响的要素，如：宗派主义的破坏性蔓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的破坏性的镇压行动、中东地区地区性、国际性势力的不同的利益，等等，如何共同促成了ISIS的崛起。 这是一种退的辩证法：当这个地区陷入日益深化的多种危机之际，ISIS既强化了人们实现2011年革命目标的无力感，又因这种无力感而壮大。虽然ISIS对这些危机的意识形态解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解释看来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与他们生活的经验吻合，和他们对充满混乱与毁灭的世界的理解合拍。这一过程中的互相强化方面是使得当前处境如此危险的原因。 2011年的鬼魂 2010、2011年肇始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发展出的剧变, 以及随后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反弹，是该地区五十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波革命运动。太多人在一开始就仓促地认为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人认为它们是国外阴谋家们鼓动起来的某种阴谋；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些运动承载的原初的承诺。 几代人以来第一次，这些抗议活动吸引了数百万人参与到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去，猛烈撼动了政府的架构，动摇了与西方结盟的压迫性政权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在范围上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指向整个中东地区人们的共性和共享的经验。阿拉伯起义对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觉醒和组织形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些起义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关键问题远远不是很多评论家们假设的那种简单化漫画式的“民主对阵独裁”的问题。人们涌上街头的深层原因是与该地区资本主义的几种形式紧密关联：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组、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阿拉伯国家的独裁政权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的支持下对内实行的警察与军事的专制。 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事实，而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它们。抗议群众未必会公开说明：这些事实作为整体是他们愤怒的原因；但是抗议背后的此种现实意味着：阿拉伯世界面对的深层问题永远不能简单地通过赶走一些独裁者的方式得到解决。 恰恰是为了阻止这种对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挑战，西方霸权及它们在当地的同盟支持下的精英人士迅速介入，企图扼杀革命的可能性。这一企图诉诸于各种不同的手段、有一大堆立场不同的政客参与运作，从而在不同国家表现为各不相同的反革命过程。 在经济政策层面上，几乎没什么变化：西方的捐款人和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约旦这些国家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一揽子计划。与经济上继续新自由主义路线相伴的、事实上是其前提条件之一的是：颁布新的法律和紧急命令来禁止抗议、罢工和政治运动。 与此同时，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干预也迅速展开。在西方直接军事干预之后利比亚的分裂、以及沙特牵头的对巴林国起义的镇压是这一反革命进程中的两个关键事件。2013年七月在埃及的军事政变也是恢复旧的政府架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同时也确证了在埃及革命进程的反扑中海湾国家【4】的恶毒角色。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阿萨德政权给叙利亚带来的社会上和物质上的破坏，包括成千上万人死亡、国境内外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进一步强化了在这个地区盛行的、取代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初的乐观精神的绝望感。 ISIS 及其前身与阿拉伯起义的第一个阶段：2011年撼动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示威、罢工以及富有创意的抗议行动——基本没有关系。事实上，在埃及独裁者穆巴拉克的政权被推翻之后，当时称作“伊拉克伊斯兰国家”的ISIS唯一发表的一份警告声明是反对世俗主义、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并且敦促埃及人不要“用更糟糕的来替代稍好点的（政权）”。 然而当追求真正变革的最初梦想的实现看来越来越困难之际，ISIS及其它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出现是此次逆转的一个征兆、革命过程中明显的退潮与不断增长的混乱感的一种表达。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ISIS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 虔诚、兽行与乌托邦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想要复兴辉煌过去的愿望。在逊尼派【5】的描述中，这一辉煌过去的典范是先知默罕默德死后最初的几代伊斯兰统治者们。ISIS声称那是他们的目标，从社交活动和宗教法律上面来看，那就是他们打算如何统治的想法。 但是把ISIS视为七世纪的一种简单的领土收复主义【6】组织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该组织对国家建设计划非常重视，耗费了大量精力，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建立了各种金融的、法律的、及行政的架构。虽然ISIS控制区的边界经常发生变化，而对于何为“控制”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根据他们涉及的区域之广大，有人估计ISIS控制的人口超过一千万。 作为这一非常现代主义的计划的一部分，该组织把发展一个先进的媒体和宣传网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而在质的方面与其它伊斯兰政权比如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区别开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阿富汗，用电视来装饰的树和“被处决的”电脑依然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图像。 一位研究人员估计说：ISIS的媒体部门每天制造近四十件独特的媒体产品，包括以多种语言制成的录像、图片报道、文章和音频节目。这一制作水平足以和任何电视网匹敌，和较早的基地组织【7】宣传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基地组织依靠的是从阿富汗山上偷运到半岛电视台的那些有颗粒感的录像带；而这些录像带还要经过有敌意的、变幻莫测的新闻制片人和情报机关的审核。 ISIS宣传的这一非中心化的网络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使用一支推特账户大军和匿名网站诸如justpaste.it和archive.org来寄存他们的媒体产品。阿拉伯记者阿布杜·巴瑞·艾特弯【8】对ISIS崛起的描写是根据ISIS内部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士提供的消息而来的。他声称：该组织控制超过十万推特账户，每天发出五万条推特信息。推特及其它社交媒体是ISIS招募新人和传播信息的渠道。 ISIS擅长使用新技术手段的方面已经广为人知了，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他们的一次口语化评论中说他们是“一群社交媒体玩得不错的杀人犯”。但是ISIS对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有效利用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技术能力的问题，或仅仅是一种针对保密与持续性监控的对策。事实上，ISIS把社交媒体和技术看作大事说明了该组织对表演与自我形象的痴迷。 确实地，你在这个地区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别的政治或宗教实体把“塑造品牌”和为外面的世界打造某种自我形象的问题看得如此重大的。 在ISIS的意思形态中，有三个关键词语。第一个是任何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不言自明的一个特征：宗教上的虔诚；或者说不断扬言且展示自己忠于宗教典籍的那种需要。在这一背景中，构成“虔诚”的是需要在敌对看法面前不断宣扬、表演和捍卫的某种东西。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ISIS全神贯注于这一问题的例证。比如，有几个评论家已经注意到该组织对叙利亚北部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小镇达比克看来有点出奇的重视。达比克既没有军事设施，也没有自然资源。尽管如此，ISIS的网络杂志以之命名；当他们宣布要通过战斗占领该镇的时候，ISIS报告有大量新招募的人员加入。 原因呢？在伊斯兰教的末世论中，达比克拥有特殊的地位，据说是未来伊斯兰军队与异教徒军队战斗的地方；而这一战斗将预示世界末日的到来。通过控制这个叙利亚小镇，ISIS可以声称自己忠实地走在数百年前预言的一条路线上。同样道理，该组织宣布把弱卡镇作为其西部的总部，这一做法在阿拉伯的穆斯林民众中很得人心。该镇曾经是哈伦·拉希德【9】的家乡；他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个统治者；而该王朝被视为伊斯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ISIS宣传的第二个核心特点是其著名的“兽行”因素：现场砍头、枪决，以及其它令人震惊的内容使得该组织在全世界的电视和电脑屏幕上得到大量曝光。这些刻意的恐怖素材保证了该组织获得大量的媒体报道且一炮而红。 比较一下：基地组织花了几十年再加上九一一恐怖袭击才做到家喻户晓，而ISIS成名要快得多。但是兽行绝不仅仅是为了醒目的标题，还为了刻意制造恐惧心态。 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当ISIS在2014年六月逼近摩苏尔城的时候，伊拉克军队竟然脱掉军装、扔下武器跑走了；给这些圣战狂人留下不计其数的武器及军事运输车辆，还有伊拉克中央银行的四亿美元（关于最后这一点目前有争议）。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滥用暴力是ISIS“两极化”策略的一个有意为之的元素。两极化策略旨在引爆教派战争从而支持ISIS在这个地区的扩张。 尽管如此，和西方媒体中片面宣传的不同，ISIS宣传的主要内容较之于让他们出名的暴行其实要平淡得多。该组织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旨在展现“哈里发统治”下应有的愉悦的平民生活之乌托邦主题，其中包括丰富的经济活动、优美的景致和稳定的生活。 一项穷尽该组织七月中到八月中所有媒体产品的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材料聚焦于这类乌托邦主题。类似地，上面说到的杂志《达比克》里充斥了大量这一主题的文字。这是人们对ISIS在阿拉伯世界的自我定位误解最多的一点，也可以说是理解该组织最重要的一点。这一定位看来是特意指向阿拉伯受众的。 浏览ISIS相关的阿拉伯语推特账户，你会发现：它们喋喋不休地用色彩鲜艳的水果蔬菜、新鲜面包和崭新的牙科诊所来粉饰愚蠢、无聊、平庸的生活诸如修理水管、人来人往的市场等。 这一观察指向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ISIS有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充满混乱、战争与动荡的地区中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岛屿。这对我们理解ISIS对部分民众的吸引力很重要。在深重危机的关头，某种安全的承诺是ISIS成为有吸引力（或最低限度，不那么糟糕的选项）的部分原因。 认识到这一乌托邦式的承诺是理解ISIS过去一年中成功壮大的重要线索。这不是在说：ISIS的统治不是残暴的或具有压迫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遭到其宗派主义暴行的人们来说；而是说：恰恰在其乌托邦式承诺的空洞性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希望。 管理“野蛮的混乱” ISIS宣传的三板斧：宗教的虔诚、兽行与乌托邦，本身是更宏观的末世论的一种反映：基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而把历史和未来阶段化。这是ISIS与其它伊斯兰圣战组织如基地组织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 和基地组织不同，ISIS倾向于强调与预言的时刻相关连的历史阶段会有序地逐一展开。达比克就是一个例证。这解释了“宗教的虔诚”在该组织宣传中分量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不那么明显地，这一末世论也为以上讨论过的兽行与乌托邦两个关键词提供了一种解释。 对这一点的清晰的思考可以在伊斯兰圣战策略的一部广受欢迎的参考书中找到。这本名叫《管理野蛮：伊斯兰国家存续的最关键阶段》的书在2004年首次以化名阿布·贝克尔·纳吉、使用阿拉伯文字发表在互联网上。这本书不该被看作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攻略或实战手册，其在这个圈子中受欢迎这一事实本身实际上透露的是支撑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思维的那种世界观。 简单地说，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解释：要结束“霸权国家”（首要是美国）对该地区的统治和建立一个依据伊斯兰原则的国家必须采纳的步骤。该书勾画出建立伊斯兰国家之前必须经过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骚扰与疲劳战”，是作者认为阿拉伯世界在他写作该书的时候（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正在经历的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通过“骚扰性行动”来骚扰和动摇敌人，这包括轰炸游客度假村和经济意义重大的（特别是与石油相关的）地区。 这些行动会迫使阿拉伯政府把维护安全的军力分散到广大区域中去，这一代价高昂的做法必将导致新的攻击目标暴露出来。并且，采取这些行动且有恃无恐可以作为某种宣传策略，帮助吸引招募新人。 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催生出一种动荡的局面，造成政府结构的瘫痪；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野蛮的混乱”阶段。这一阶段相应地是：个体与社会不安全感的大幅度升高，社会基本服务的缺乏，以及各种社会暴力事件的飙升。政府结构的分崩离析被视为一种很自然的结果；并且是对伊斯兰圣战组织有利的情形。圣战者的职责是进入紧随而来的混乱状态，控制住局势，以及“管理野蛮”。 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为野蛮地区的居民提供服务，比如食物和医疗、保安和法律等服务，通过组织的手段来阻止他人对野蛮地区的攻击，以及设立防御工事来保障边境安全。” “管理野蛮”的这个方面清楚地反映了ISIS对自身当前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并且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乌托邦主题在其宣传中的地位如此显要。 在《管理野蛮》一书的纲要中，暴力的作用也是基本的。像ISIS对暴行的使用一样，该书建议：要有意滥用暴力，要让暴力具有高度的表演性。“屠杀敌人且使他们恐惧”能够达到“让［敌人］在攻击之前思虑再三”的效果。这包括所谓的“血债血还”行动，目的在于威慑敌人，使他们出于对报复行动的惧怕而不敢发起攻击。 同样地，所有行动都要通过滥用暴力来制造社会的“两极化”。正如《管理野蛮》作者所说的： “把大众拖进战斗中需要更多能够激起反抗的行动 ，更多能够让人们自愿或被迫进入战斗且为自己支持的那一方而战的行动。我们必须把战斗搞得非常激烈，以至于死亡近在咫尺，好让战斗双方都认识到：进入战斗往往意味着死亡。” 这一配方的结局是非常诱人的：情况越糟糕，结果就越好。作者认识到（且欢呼）这一自证逻辑，注意到：即便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对野蛮状态的即时管理中失败了，其结果实际上还是正面的。据说，失败“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了；相反，这种失败将会带来更为野蛮的状态。” 这里面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可避免的目的论，简言之，其壮大发展有赖于极为消极的情形。在这类情形中，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存在本身成为该纲要之正确性的证据。 宗派主义与入侵之后的伊拉克 ISIS组织的世界观与整个中东地区宗派纷争的灾难性上升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虽然《管理野蛮》的作者和早期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都小心地为避免对穆斯林内斗的宗教制裁，而谴责矛头指向其他穆斯林人士的做法。这一点随着伊拉克基地组织【10】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的暂露头角而发生了变化。 约旦人扎卡维【11】领导下的伊拉克基地组织逐渐认识到：轰炸宗教庆典和宗教机构是两极化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伊拉克，扎卡维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对什叶派穆斯林社区的毁灭性攻击来引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内战。 这类活动，加上那些为扎卡维赢得了“屠夫教长”的外号的恐怖的砍头录像，在基地组织年长些的领导人本拉登和扎瓦希里【12】中引起许多不平。事实上，扎瓦希里在2005年给扎卡维写了一封出名的信，责骂了这个约旦人；扎瓦希里在信中把“屠杀人质的场景”和扎卡维对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攻击视为会使基地组织脱离他们必要的群众基础的做法。 但是，尽管有扎瓦希里的抗议，一系列与扎卡维无关的因素还是为宗派主义提供了温床。首先，是美国占领军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后执行的、臭名昭著的、消除复兴党【13】 影响的政策导致的对该国逊尼派穆斯林的严重边缘化状况。根据该政策，任何人只要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立即被解雇，或拒绝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且被禁止动用其养老金。 正如许多分析人士当年指出的，这一政策是灾难性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曾经是伊拉克政府工作几乎必需的条件；因此，该政策导致了成千上万名教师、医生、警察和初阶公务员被解雇。美国政府的此种掏空政府的做法，实际上使得伊拉克基本社会服务陷入瘫痪；对于一个经历了二十多年制裁与战争之后的国家来说，这种前景是灾难性的。 逊尼派穆斯林不仅在经济领域遭到边缘化；美国军队还时常领头对逊尼派穆斯林聚居的城镇和村庄进行攻击。成千上万人被关进美国人运作的监狱里；在那里，他们动用隔离、酷刑，以及那种“监狱里 泰勒化【14】了的官僚主义”来强化美军的占领。 这些监狱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阿布格莱布拘留所。2003年在一些关于美国军人在此虐待囚犯的照片公开之后，该拘留所轰动了西方国家。丑闻事件之后，许多囚犯从阿布格莱布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布卡营。 就是在这里，一名后来被称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15】的囚犯和之前在阿布格莱布待过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官的小集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今天，巴格达迪是ISIS的领导人，而那些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官们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代理人和顾问。以此种方式，美国军队手中的逊尼派囚犯的经验不仅进一步确立了这个国家的教派分化，而且实实在在地打造出ISIS这个组织本身。 从2006年以来当美国与伊朗心照不宣、逐步建立什叶派武装支持下的什叶派主导的政府之际，伊拉克的教派分裂日益加剧。2011年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加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层面上的不安全感，逊尼派的边缘化为ISIS创造了超越了宗教或意识形态因素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ISIS的中层骨干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公职人员，他们加入ISIS的部分原因是经济上的刺激。在普通成员中，经济上的奖励也富有吸引力。比如，ISIS战士的工资每月估计在三四百美元之间，是伊拉克军人工资的两倍还不止。那些把ISIS生产的油从叙利亚运到伊拉克的卡车司机和走私贩子们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挣钱养家。不管其宗教上如何假模假式，ISIS的国家建设计划依然建立在一个非常物质化的基础之上。 许多伊拉克问题的评论家往往把这一后果记在布什政府的愚蠢与自大上，并且怪罪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一连串明显的政策失误。这一思路假设美国政府真的想要建设一个稳定和统一的伊拉克。 但是一个没有宗派主义的、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的、统一的伊拉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而言将是灾难性的。虽然这一可能性尚未变成现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难看出：伊拉克根据教派不同而分裂的局面是美国占领最可能的后果（特别是这一点也是伊朗的利益所在）。分而治之一直是殖民统治喜欢使用的手法。 以上是中东地区目前的教派问题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实际的根源。不论ISIS、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怎么宣传，今天的宗派主义不是什么自古就有且延续到当代的教条或道德上的纷争的结果。 正如黎巴嫩共产主义者马赫迪•阿梅尔【16】几十年前说过的，宗派主义一直是现代的一种权力斗争手段，统治阶级通过这种手段企图建立其合法地位及打造其社会基础，同时消灭任何受大众欢迎的反对派的可能性。美军入侵之后的伊拉克和接下来ISIS的崛起是这一命题的悲剧性例证。 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与伊斯兰国 当然，利用宗教来强化世俗权力的做法在中东地区有悠久的历史。现在广为人知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组织（包括ISIS的先驱们）的根源在六七十年代美国与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结盟。（继续全文阅读见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