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觸老子，是從中共斷章取義的教育來的。說的是《老子》提倡“小國寡民”，是一種消極、落後的思想，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意識形態。

“小國寡民”字面上的意思是：國家不要大，人民不要多。這樣的理想為什麼就是消極、落後、封建呢？然而中共的所謂教育是不鼓勵問問題的。只是告訴你一個結論，讓你背下來考試可以得高分罷了。

我們來看看老子的原文：

“小國寡民，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段話讓人聯想到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描寫的理想社會。

當然，兩者也有不同。同是小國寡民，百姓同樣是淳樸天真、安居樂業，陶淵明的筆下，只是文學的描寫。我們知道桃花源中的民眾與世隔絕，但是沒有看到對於他們實際生活以及技術手段的描寫。

然而老子的筆下：在這樣一個人口不多、地方不大的小國家，雖然有像“什伯人之器”，如舟輿、甲兵這類技術、裝備，然而備而不用。老百姓不離家遠行，安居樂業、淳樸天真。

老子描繪的理想社會，當然與秦朝以來的“大一統”的中國社會形成了鮮明對立。老子的“小國寡民”理想感覺上是對後來出現的“秦並六國”的預言與反動。或許當年的老子已經感覺到大國吞併小國對老百姓造成傷害的可能性，所以才提倡“小國寡民”的理想？

“大一統”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迷思。據說這一說法起於孔子，雖然沒有見到孔子的原文。有人說，“大一統”的說法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在假設是孔子編纂《春秋》的基礎上，這一說法才是出自孔子。然而， 孔子作春秋的觀點缺乏充足的證據，因此《公羊傳》雖然出現了“大一統” 字樣，卻未必是孔子說過的話。

然而，西漢時期的董仲舒是“大一統”的大力提倡者。漢武帝推行他的“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說法，後來被說成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國應該有許多方面的統一，特別是政治上的統一和思想上的統一。在當時，就是在政治上統一於西漢劉家天下，在思想上統一於以六經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且不說董仲舒為何提倡“大一統”，但是思想上統一於儒家確實是儒生們所樂見的。政治上的統一始於秦朝，延續到漢朝。“大一統”的想法，似乎更可能是秦漢統治階級的想法，而未必是孔子甚至孟子等早期儒家學者的想法。

孔子是復古主義者，他的理想是回到周朝，特別是西周。西周現在看來應該是一個有許多諸侯國的封建國家。如果回到西周，那麼與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不同的是，諸侯國沒有或較少稱霸、互相攻打的情況，而周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孔子如果喜歡西周的政治，那麼他想要的是封建制度的國家，只是各個諸侯國依然遵照周朝的禮制，承認周天子的權威罷了。這種諸侯分封、承認周天子為共主，受周天子節制的封建制度，感覺和現代世界的“邦聯制”（例如英聯邦）比較接近。和老子的“小國寡民”有內在聯繫。據說，周朝的分封國數量在一千與三千之間，考慮到周朝是中國（即現在中原地區）面積，那麼當時的“國”基本上就是城邦，可謂“小國寡民”也。

因此，從這一角度看，孔子與老子小國寡民的理想或者沒有太大的差異呢。

而後世的所謂“大一統”在理論上被總結、推崇，是在西漢武帝之時。背後的推手毫無疑問是以野心勃勃的漢武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大一統的理論基礎自然是吞併六國，一統中原的秦帝國及相關意識形態。當然，漢朝繼承的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權、郡縣制、嚴刑酷法、統一思想，等等。漢武帝是和秦始皇一樣有個人野心的統治者。他們都窮兵黷武，不惜民力。這樣強勢的皇帝治下被推崇的意識形態，必然是統治階級或統治者支持的意識形態。

董仲舒作為御用文人的鼻祖，雖然幫助漢武帝搞出了這一禁錮中國人思想千百年的理念，但是他有意無意省略的是：孔子也好，孟子也罷，他們理想中的“大一統”（假如有的話），一定也是建立在儒家的“王道”基礎上的，而不是自春秋以來盛行的“霸道”，更不是秦漢以來的通過戰爭，大規模殺人、搶占地盤達成的所謂的“統一中國”。

而縱觀春秋以來的國史，任何一次國與國戰爭或改朝換代，都是多年戰亂、血流成河、民不聊生。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也。就以漢武帝為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其武功固然強大， 然而與漢朝的普通百姓的幸福可有一毛錢關係？秦始皇就更不必說了。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裡邊的“儒術”，也不再是孔子、孟子、甚至荀子的儒術了，而是西漢皇權政治改造之後的儒術。

這種儒家之治術簡單地說，就是外儒內法、外王道之外衣、內霸道之本質。

因此，漢武帝與董仲舒之後，“大一統”及儒家思想已經被改造成為為西漢乃至之後兩千年王朝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了。

這樣一來，我們回過頭看老子，看他對於“小國寡民”理想社會的嚮往，實在要欽佩他的先見之明。

從文化思想等方面來看，自從中國建立第一個皇權專制的統一國家——秦開始，中國社會在思想文化上就日益萎縮。馮友蘭先生把他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分為“子學之部”與“經學之部”，兩部的篇幅相當，而“子學之部”只在論述先秦的哲學思想，秦以後直到清朝全部在“經學之部”。顯然，先秦對於中國文化思想，特別是哲學上的貢獻與之後兩千多年的歷史相當。這似乎在說明：大一統不利於哲學思想，乃至文化的發展。馮先生認為，“先秦”是中國歷史上“思想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時代。

從世界歷史來看，古希臘哲學依然深刻影響今天，而古希臘文明作為西方文明的搖籃，其政治上最大的特點就是城邦林立，沒有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各種思想享有自由表達的空間。在伯特蘭·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中，古希臘哲學的篇幅是百分之三十六（超過三分之一）。這樣的比重依然相當可觀。古希臘文化的燦爛是否與古希臘的“小國寡民”有關係呢？

“大一統”的流毒延續千年，直到今天，許多無知的民眾仍然以為“國家統一”總是一件好事。大陸的統治階級依然鼓吹“大一統”，並且利用來對自己鎮壓香港民主運動、虎視眈眈民主台灣的野心與軍事騷擾行為“洗白”。好像“大一統”本身是個美好的理想。

從人本主義的角度看，“大一統”從來就不該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只有在它的目的是廣大民眾的幸福時才是正當的。然而從中國歷史上看，任何一次“統一”的武力征戰，都是一次“兵禍”，造成的都是無數普通百姓的受苦受難。

因此，作為中國古代皇權政治的意識形態支柱的“大一統”，除了迎合了歷代帝皇的野心與虛榮之外，對民眾的福祉未必做出了什麼有益的貢獻。相反的，我們看到“大一統”在過去的兩千年中鉗制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言論自由，阻礙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其流毒迄今不絕。是時候中國人反省這一思想遺產的功過，重新認識老子“小國寡民”理想的先進性與合理性了。

歷史不容假設，然而本人在讀史之時，總不免會又這樣的疑問：假如中國沒有被秦統一，假如“大一統”沒有成為某種主流價值觀，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民眾，是否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歷史，中國文化是否會更為燦爛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