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中國防疫“白衛兵”對民眾拳打腳踢的視頻，讓前不久奧斯卡頒獎晚會上威爾·史密斯的一扇耳光顯得極為文明。

同樣是暴力行為，威爾·史密斯的暴力是有限度的；而白衛兵們就和當年的紅衛兵一樣，瘋了一樣上演全武行。

為什麼？難道是因為：史密斯沒有那身制服？沒有一個集體可以藏身？沒有辦法說，“我們”打了人？

這讓我停下來思考：人如何異化成螺絲釘的問題。

中國的洗腦教育有一種所謂“螺絲釘精神”。傳說有一個叫雷鋒的人，在日記里說，“一個人的作用對於革命事業來說，就如一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中共大力提倡這種精神，提倡個人獻身於某個想象出來的集體，比如共產黨、青紅幫、中華民族、中國，等等，和（或）某個抽象的偉大的事業，比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夢，等等。

當然，中共就和中國幾乎所有東西一樣，都是缺乏原創性的。比如，螺絲釘精神、集體主義精神，等等，大概率是從蘇聯傳過來的。而蘇聯的那些又是從納粹德國那裡偷去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是多麼強大，在納粹黨（即國家社會主義黨）一黨專政的德國政府領導下，德國人多麼集體主義，許多人變身螺絲釘或齒輪，為德國戰車發光發熱。1939年，希特勒作為神一樣的存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領導納粹德國和德國人民橫掃歐洲，東征西討，一時無人能敵。二戰之後，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計劃和反人類罪行使全世界民眾都感到震驚而恐懼。

當一種罪行或惡行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的時候，普通人有一種常用的思路：把罪犯或犯惡行者妖魔化。我們看到，二戰後，遭受迫害的猶太人也好，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民眾也好，許多人把希特勒以及納粹德國的戰犯們視為惡魔，還有一些人會把他們視為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

然而，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卻讓世人大吃一驚。比如，著名的戰犯奧托·阿道夫·艾希曼並非許多人想象與傳說中的惡魔形象。相反，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相當普通、乏味，他不是一個納粹狂熱分子，也不是一個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他一心想干好本職工作，想做好一顆螺絲釘，為納粹事業添磚加瓦，結果成了重要的納粹戰犯，被審判、被定罪，且最終被送上了絞刑架。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對於普通得近於平庸的德國人艾希曼如何轉變成納粹戰犯的追問。換句話說，普通人如何變成了反人類的罪犯？

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當然負有主要責任。這也是為什麼她一生反對極權主義，並且寫出了《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原因。然而，把主要責任歸於制度、政府、上級，比如納粹德國政府、蘇聯政權、中共政權，是不是就可以認為：作為罪惡機器的一顆螺絲釘或齒輪的普通人就因此免於罪責了？

阿倫特認為：極權制度之下的個人依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艾希曼所犯的罪行中，希特勒、納粹德國政府責任重大，但艾希曼個人決不能就此免責。

因為即便希特勒及其爪牙擁有權力，但是沒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沒有那些具體幹事的小職員們的支持，他們手中的權力也發揮不了作用。換句話說，沒有一群艾希曼，希特勒和納粹黨不可能為禍如彼之烈。(同樣道理：沒有那麼多白衛兵們，沒有那麼多平庸的中國民眾，習近平與中共不可能為禍如此之烈。沒有那些紅衛兵們、沒有大量平庸的“革命群眾”，毛澤東與中共不可能搞出那麼慘烈的十年文革。）

艾希曼的平庸首先在於他的從眾心理。庸人總是傾向於隨大流，總是愛說“我們”。阿倫特指出：一伙人協同行動的結果就產生了權力。而擁有權力賦予從眾者快感。

更要命的是，在艾希曼那裡，行動不再是行動，而是蛻化為做功（functioning）。協同的行動需要一起討論、共同做決定、接受任務、分工負責、思考，等等。而做功完全沒有這些過程。當行動蛻化為起作用之後，庸眾們只是單純地做功，無需思考也不必負責，有快感而無責任。於是，以艾希曼（雷鋒）為代表的螺絲釘們（白衛兵、紅衛兵、義和團、五毛黨）就能為所欲為地做功。

在一定程度上，艾希曼就是納粹的雷鋒，雷鋒就是中共的艾希曼。同樣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納粹是極右翼，中共是極左翼，然而在極權主義上面殊途同歸。極權主義不把人當人看，於是在納粹德國，艾希曼成了“小職員”或“齒輪”；而在中國，雷鋒成了“螺絲釘”。艾希曼從做功中獲得了無需思考、無需決策、無需負責而可以為所欲為的快感。雷鋒口頭上說是從獻身於所謂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事業中獲得快感，實質上是從盲目服從上級（毛澤東等）、盲目從眾（軍隊）的做功中獲得了快感。

並且，阿倫特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這是一個有爭議卻富有啟發的概念。阿倫特認為：艾希曼服從納粹命令，干好本職工作的動機只是在於他想升職。這一個動機本身是相當平庸的，不過就是人人皆有的自私自利動機。然而這一平庸的動機卻驅使他從一個普通人轉變成了一個反人類的戰犯。

在阿倫特看來，除了動機的平庸，艾希曼之成為罪犯的另一個關鍵還在於他的“無思想”（thoughtlessness）之平庸，即他缺乏想象力，缺乏對他人設身處地（或換位思考）的能力。艾希曼忘記了，他負責制定的“最終解決方案”中的猶太人不是動物、植物，不是無生命的元素，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像他自己一樣有對生活的渴望與憧憬，有愛與恨，有血肉之軀，能夠感受到疼痛與歡樂……

傳說雷鋒做了很多幫助別人的好事，然而作為放棄思考或不思考的螺絲釘，他盲目相信與服從上級，如果上級命令他殺害無辜民眾，他一定會遵照執行的。

今天中國的白衛兵們也是一樣。他們穿上了統一的“防護服”，變成了匿名的螺絲釘，中共統治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一切奉命行事，放棄了個體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能力，橫行無忌，無惡不作，和幾十年前的紅衛兵們極為相似。

為什麼有人，像艾希曼一樣，自覺或不自覺的成為“螺絲釘”或“齒輪”，把個人最寶貴的思考與判斷能力放棄了?

艾希曼在審判中反覆說的一句話：按上級指示。他似乎認為，服從命令是一種美德。

阿倫特認為，把服從視為美德是德國人的一個特點。這種服從文化也是影響艾希曼從庸人變成罪犯的文化背景之一。而這種文化並非德國獨有的。

比如，中國軍隊有一句鬼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於是我們看到，三十三年前的六四屠城，號稱“人民子弟兵”的中國軍人們在北京大開殺戒，對手無寸鐵的抗議學生、民眾犯下了反人類罪。然而相信許多開槍了的中國軍人會用那句鬼話替自己辯護。

考察中國的歷史，服從是兩千多年皇權專制制度的第一美德。當然，他們用的是儒家的“忠”、“孝”概念。愚忠、愚孝譯成現代漢語就是：盲目服從。

1949年之後，中共在大陸進行的宣傳、教育、思想改造等等，要達到的理想就是民眾的盲目服從。

2022年，在中國上演的一幕幕活劇，特別是面對武肺疫情的反科學的“病毒清零”政策，在上海等地的“封城”措施，白衛兵們對普通民眾的暴力行為。人們無法理解的是：那些穿着“防護服”的人，他們怎麼做得出來那些荒謬、無恥、沒人性的事情？

三十三年前，在中國北京及許多地方，那些用槍炮、坦克對付手無寸鐵、和平抗議的學生、市民的軍警們，他們怎麼下得了手？

同樣地，八十年前，納粹德國如何可以對六百萬猶太人設計和實施種族滅絕計劃？艾希曼們如何可以設計實施那樣的計劃？

阿倫特認為，除了少數的狂熱主義者、不多的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之外，為納粹政權服務的絕大多數人是像艾希曼一樣的庸人。他們有着從眾的心理、自私自利的動機、放棄了（或喪失了）換位思考能力、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盲目服從的立場。大量的庸人組成的烏合之眾是維持納粹德國統治的中流砥柱。

六四三十三周年之際，當年屠殺民眾的軍警們、今天中國的白衛兵們、以及二戰中德國的納粹分子們，他們看似不可理喻的惡行，似乎都可以用“惡之平庸”得到有效的解釋。這些人，不論是軍人、警察、黨員、還是平民志願者，他們平庸地從眾，他們出於自身利益而加入一個團伙，他們放棄或喪失了換位思考地能力，他們選擇了服從上級的立場。他們成了某個極權機器上的一個個螺絲釘，在“我們”中、在“做功”中找到了擁有權力與作惡的快感。

極權主義之所以在二十世紀禍害人類，又在本世紀繼續興風作浪、為害全球，艾西曼、雷鋒、大白、五毛、紅衛兵都功不可沒。

我們與艾希曼、大白、五毛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警惕惡之平庸，防止自己成為烏合之眾的一分子，是每一個個人都有能力去做，也可以做到的。魯迅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