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中国防疫“白卫兵”对民众拳打脚踢的视频，让前不久奥斯卡颁奖晚会上威尔·史密斯的一扇耳光显得极为文明。

同样是暴力行为，威尔·史密斯的暴力是有限度的；而白卫兵们就和当年的红卫兵一样，疯了一样上演全武行。

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史密斯没有那身制服？没有一个集体可以藏身？没有办法说，“我们”打了人？

这让我停下来思考：人如何异化成螺丝钉的问题。

中国的洗脑教育有一种所谓“螺丝钉精神”。传说有一个叫雷锋的人，在日记里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中共大力提倡这种精神，提倡个人献身于某个想象出来的集体，比如共产党、青红帮、中华民族、中国，等等，和（或）某个抽象的伟大的事业，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梦，等等。

当然，中共就和中国几乎所有东西一样，都是缺乏原创性的。比如，螺丝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等，大概率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而苏联的那些又是从纳粹德国那里偷去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是多么强大，在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党）一党专政的德国政府领导下，德国人多么集体主义，许多人变身螺丝钉或齿轮，为德国战车发光发热。1939年，希特勒作为神一样的存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领导纳粹德国和德国人民横扫欧洲，东征西讨，一时无人能敌。二战之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和反人类罪行使全世界民众都感到震惊而恐惧。

当一种罪行或恶行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的时候，普通人有一种常用的思路：把罪犯或犯恶行者妖魔化。我们看到，二战后，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也好，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民众也好，许多人把希特勒以及纳粹德国的战犯们视为恶魔，还有一些人会把他们视为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

然而，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却让世人大吃一惊。比如，著名的战犯奧托·阿道夫·艾希曼并非许多人想象与传说中的恶魔形象。相反，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相当普通、乏味，他不是一个纳粹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他一心想干好本职工作，想做好一颗螺丝钉，为纳粹事业添砖加瓦，结果成了重要的纳粹战犯，被审判、被定罪，且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对于普通得近于平庸的德国人艾希曼如何转变成纳粹战犯的追问。换句话说，普通人如何变成了反人类的罪犯？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当然负有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她一生反对极权主义，并且写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原因。然而，把主要责任归于制度、政府、上级，比如纳粹德国政府、苏联政权、中共政权，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作为罪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或齿轮的普通人就因此免于罪责了？

阿伦特认为：极权制度之下的个人依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艾希曼所犯的罪行中，希特勒、纳粹德国政府责任重大，但艾希曼个人决不能就此免责。

因为即便希特勒及其爪牙拥有权力，但是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没有那些具体干事的小职员们的支持，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发挥不了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一群艾希曼，希特勒和纳粹党不可能为祸如彼之烈。(同样道理：没有那么多白卫兵们，没有那么多平庸的中国民众，习近平与中共不可能为祸如此之烈。没有那些红卫兵们、没有大量平庸的“革命群众”，毛泽东与中共不可能搞出那么惨烈的十年文革。）

艾希曼的平庸首先在于他的从众心理。庸人总是倾向于随大流，总是爱说“我们”。阿伦特指出：一伙人协同行动的结果就产生了权力。而拥有权力赋予从众者快感。

更要命的是，在艾希曼那里，行动不再是行动，而是蜕化为做功（functioning）。协同的行动需要一起讨论、共同做决定、接受任务、分工负责、思考，等等。而做功完全没有这些过程。当行动蜕化为起作用之后，庸众们只是单纯地做功，无需思考也不必负责，有快感而无责任。于是，以艾希曼（雷锋）为代表的螺丝钉们（白卫兵、红卫兵、义和团、五毛党）就能为所欲为地做功。

在一定程度上，艾希曼就是纳粹的雷锋，雷锋就是中共的艾希曼。同样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纳粹是极右翼，中共是极左翼，然而在极权主义上面殊途同归。极权主义不把人当人看，于是在纳粹德国，艾希曼成了“小职员”或“齿轮”；而在中国，雷锋成了“螺丝钉”。艾希曼从做功中获得了无需思考、无需决策、无需负责而可以为所欲为的快感。雷锋口头上说是从献身于所谓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事业中获得快感，实质上是从盲目服从上级（毛泽东等）、盲目从众（军队）的做功中获得了快感。

并且，阿伦特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这是一个有争议却富有启发的概念。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服从纳粹命令，干好本职工作的动机只是在于他想升职。这一个动机本身是相当平庸的，不过就是人人皆有的自私自利动机。然而这一平庸的动机却驱使他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了一个反人类的战犯。

在阿伦特看来，除了动机的平庸，艾希曼之成为罪犯的另一个关键还在于他的“无思想”（thoughtlessness）之平庸，即他缺乏想象力，缺乏对他人设身处地（或换位思考）的能力。艾希曼忘记了，他负责制定的“最终解决方案”中的犹太人不是动物、植物，不是无生命的元素，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像他自己一样有对生活的渴望与憧憬，有爱与恨，有血肉之躯，能够感受到疼痛与欢乐……

传说雷锋做了很多帮助别人的好事，然而作为放弃思考或不思考的螺丝钉，他盲目相信与服从上级，如果上级命令他杀害无辜民众，他一定会遵照执行的。

今天中国的白卫兵们也是一样。他们穿上了统一的“防护服”，变成了匿名的螺丝钉，中共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一切奉命行事，放弃了个体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横行无忌，无恶不作，和几十年前的红卫兵们极为相似。

为什么有人，像艾希曼一样，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螺丝钉”或“齿轮”，把个人最宝贵的思考与判断能力放弃了?

艾希曼在审判中反复说的一句话：按上级指示。他似乎认为，服从命令是一种美德。

阿伦特认为，把服从视为美德是德国人的一个特点。这种服从文化也是影响艾希曼从庸人变成罪犯的文化背景之一。而这种文化并非德国独有的。

比如，中国军队有一句鬼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我们看到，三十三年前的六四屠城，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军人们在北京大开杀戒，对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生、民众犯下了反人类罪。然而相信许多开枪了的中国军人会用那句鬼话替自己辩护。

考察中国的历史，服从是两千多年皇权专制制度的第一美德。当然，他们用的是儒家的“忠”、“孝”概念。愚忠、愚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盲目服从。

1949年之后，中共在大陆进行的宣传、教育、思想改造等等，要达到的理想就是民众的盲目服从。

2022年，在中国上演的一幕幕活剧，特别是面对武肺疫情的反科学的“病毒清零”政策，在上海等地的“封城”措施，白卫兵们对普通民众的暴力行为。人们无法理解的是：那些穿着“防护服”的人，他们怎么做得出来那些荒谬、无耻、没人性的事情？

三十三年前，在中国北京及许多地方，那些用枪炮、坦克对付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学生、市民的军警们，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同样地，八十年前，纳粹德国如何可以对六百万犹太人设计和实施种族灭绝计划？艾希曼们如何可以设计实施那样的计划？

阿伦特认为，除了少数的狂热主义者、不多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之外，为纳粹政权服务的绝大多数人是像艾希曼一样的庸人。他们有着从众的心理、自私自利的动机、放弃了（或丧失了）换位思考能力、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盲目服从的立场。大量的庸人组成的乌合之众是维持纳粹德国统治的中流砥柱。

六四三十三周年之际，当年屠杀民众的军警们、今天中国的白卫兵们、以及二战中德国的纳粹分子们，他们看似不可理喻的恶行，似乎都可以用“恶之平庸”得到有效的解释。这些人，不论是军人、警察、党员、还是平民志愿者，他们平庸地从众，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而加入一个团伙，他们放弃或丧失了换位思考地能力，他们选择了服从上级的立场。他们成了某个极权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在“我们”中、在“做功”中找到了拥有权力与作恶的快感。

极权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祸害人类，又在本世纪继续兴风作浪、为害全球，艾西曼、雷锋、大白、五毛、红卫兵都功不可没。

我们与艾希曼、大白、五毛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警惕恶之平庸，防止自己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分子，是每一个个人都有能力去做，也可以做到的。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