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福山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者。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著称。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比较了欧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政治秩序起源的不同。

福山认为政治秩序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民主问责制（主要是选举和三权分立）。国家建构是政府的统治能力，即政府的官僚机构架构和国防、征税、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福山认为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关键。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美国赤字困境，都是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可归因于法治或问责制起源超前于现代国家建构，从而消弱了国家能力。而中国由于在秦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的缺失，具有很强的国家能力。

福山在本书中非常强调国家能力的作用。但是三个维度的均衡更重要。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秦朝和纳粹德国的最后崩坍不是因为国家能力不够，而恰恰是因为国家能力过强。国家构建让一个国家强大，法治与问责让一个国家变得有价值。现代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高度掠夺性的国家（如马穆鲁克苏丹）的征税，使长期投资变得困难，扼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奥尔森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避免总是制订最大化税率，而民主政权一般会制订比专制政权更低的税率，因为它们必须求助于承担主要税责的中间选民。

福山认为，历史就是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的斗争。人类有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家族主义以及互惠利他原则—照顾互换利益的朋友。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广泛的家族关系，宗教或家族的约束对市场交易设限，缺乏个人社会流动性，基于传统、宗教、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会规范。而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平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流动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模式是从亲戚团体的大集团，转向个体自愿结合的小家庭。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是以用人唯贤的体系代替用人唯亲的传统统治体系。现代产权指个人拥有的财产，可自由买卖，不受家族、宗教当局、国家的限制。

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建制是封建的，并不基于亲戚关系。这一事实，对后来的欧洲政治发展来说，造成了重大差别。属臣的封建关系是强者和弱者自愿签署的合同，规定了双方的法律义务。它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形式化，但也为个人主义（签署合同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和现代法人树立先例。以封建制度替代了家族建制。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高度异常。中央集权政府出现之前，法治已经存在；由于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旧封建机构，出现了议会这样的问责制机构。由于基督教，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在现代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提早数个世纪出现；在婚姻、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家族。个人主义无须等待国家的出现，无须等待它来宣告个人法律权利，并行使强制权力来予以保障。个人已在享受实质性的自由，无须承担对家族的社会义务。有私人产权，财产经常在陌生人之间转手。先有这样的社会，才有国家建构。社会发展走在政治发展的前列。

英国是三大维度聚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大国。这三者互相之间高度倚靠。没有强大的早期国家，就没有法治，以及对合法产权的广泛认识。没有健全的法治和合法产权，平民绝不可能群起奋争，将问责制强加给英国君主政体。没有问责制的原则，英国绝不可能在法国大革命时成为强大国家。光荣革命和随之发生的财政和银行改革，如1694年建立的英国银行，使公共财政经历了革命性的变更。它们允许政府在透明的公共债务市场上借贷资金，这是法国和西班牙无法企及的。因此，英国政府借贷在18世纪激增，使得国家愈加壮大。这是战胜法国的原因之一。

对比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战争规模极大。秦国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现代则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中国历史记载，24万战死于公元前293年的战役，45万战死于公元前260年的战役。总而言之，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国据说一共杀死150多万他国士兵。这个数字是西方的10倍。战争的需要推动了国家建构。

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现代大型水电工程。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治的约束，也就无法遏制其统治者的异想天开。它可睹的成绩，都以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作为代价，而老百姓基本上无力来抵制国家的征召。对比英王也要服从法律，中国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对皇帝的限制只有三种：道德自我规范（期待好皇帝）、大臣劝谏和祖宗家法。这三层限制很容易被突破，所以中国历史上昏君远多于明君。

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历史太短，尚没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是俄罗斯贵族无法限制中央国家权力的另一原因。俄罗斯政府更接近帝制中国，更远离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和中国首先发生，其背后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和专制的历史、人民的文化背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