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人類的善良》

魯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人類的善意》的基本論點是人類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壞。人性的善惡之辯是自有文字以來的一個永恆的主題，這方面的書籍和文章汗牛充棟。本書優點是科學和事實的論證，用生物學和心理學來回答人性為什麼善良和為什麼變壞。
                
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支持性惡論。他說當危機突然發生時，人性就會在文明的階梯上倒退好幾步。恐慌和暴力噴薄而出，人類的本性將暴露無遺。人類天生自私、好鬥，很容易驚慌失措。這種說法又叫“飾面理論”（veneer theory）。即人類文明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飾面”，受到一丁點兒的衝擊就會被撕裂。但是很多事實卻相反：當災難來臨時，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會被激發。

二戰時持續9個月的“倫敦大轟炸”，德國在倫敦投下8萬枚炸彈，100萬棟建築被摧毀，4萬英國平民死亡。希特勒甚至英國政府都預期英國人會陷於恐慌之中。英國政府特意為危機準備了戰時精神科病房。但實際上危機使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現了出來。精神病房空空如也。英國民眾的心理健康還得到了改善。酗酒現象減少了，自殺人數比和平時期還要少。戰後，許多英國人甚至懷念起了“倫敦大轟炸”期間的日子，那時人們互幫互助。

二戰後期英國也對德國城市進行了轟炸，想摧毀德國的士氣。但是並未達到預期效果，空襲似乎還促進了德國的經濟，延長了戰爭周期。經濟學家發現，德國坦克的產量提升了9倍，噴氣式戰鬥機的產量更是提升了14倍。21個被摧毀的城鎮中，生產增長的速度比14個沒有被炸毀的城市更快。

2005年8月，卡崔娜颶風橫掃新奧爾良。大堤潰壩，80%的房屋被淹， 1836人喪生。新聞報道新奧爾良各地發生強姦、搶劫和槍擊事件。新奧爾良市警察局長聲稱，這座城市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後來證實所謂的槍聲是油箱的爆鳴聲。很多死亡事件都與暴力無關。警察局長後來承認，他找不到任何關於強姦或謀殺的官方報告。搶劫商店的確實發生過，但那都是一些團體為了維持成員的生存而干的，有些是與警察合作進行的。許多人從外州趕來救援，四處採購食物、衣服和藥品，分發給需要的人。實際情況與媒體灌輸的信息完全相反。

1964年3月27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的新聞標題是：“38個人目擊了兇殺案，卻無一人報警。”文章這樣開頭：“在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裡，皇后區的38位可敬、守法的市民，目睹了一名殺手在邱園三度襲擊，用刀刺死了一名女子。”報道稱，凱瑟琳本來是可以活下來的，只要有人打個電話就可以了。 儘管凱瑟琳的呼救聲吵醒了所有的鄰居，但她最終還是死了。

應該說正是因為她驚醒了所有的鄰居，她才會死。如果凱瑟琳是在一條無人的巷子裡遭到的襲擊，當時只有一個目擊者，她也許還能活下來。旁觀者效應指當一個旁觀者知道有其他的旁觀者時，就不會主動干預。有時是認為由別人來出手干預更有意義，有時是擔心自己會做錯事，害怕受到指責。有時只是從眾心理。而當旁觀者之間能夠相互溝通（看見或聽見）時，往往會出現相反的旁觀者效應，多數人都會出手，聯合救助。

媒體為了新聞效果，故意誇大了旁觀者的冷漠。38個旁人其實是曾經被警察盤問過的證人，絕大多數都不是目擊者。他們最多只是聽到了一點什麼，而有些人當時根本沒有醒過來。只有兩個人例外，其中一人生性古怪、孤獨。另一個人是同性戀者，不想招惹警察。他不敢在自己的公寓裡打電話報警，他從屋頂爬到了隔壁房間，叫醒了隔壁的索菲婭·法拉。索菲婭馬上衝到了樓下。她看見凱瑟琳倒在血泊中，兇手已經不見了。凱瑟琳在她的懷抱里死去。媒體把這一切都隱瞞了。只有一名電台記者丹尼·米南不大相信旁觀者的冷漠，他發現大多數目擊者都認為他們那天晚上看到的是一個醉酒的女人。當米南問《紐約時報》的記者為什麼不把這些信息寫進文章里時，那個記者的回答是，“這樣做會毀了整個故事”。幾年後，當另一位記者發出批評聲音時，他接到了《紐約時報》的羅森塔爾打來的電話。“你難道沒有意識到這個故事已經成為今日美國的象徵了嗎？”這個編輯尖叫着吼道，“你難道不知道它已經成為社會學課程、書籍和文章永恆的主題了嗎？！”

凱瑟琳死後5天，拉烏爾·克利里發現一個陌生人抱着一台電視機從鄰居家裡出來。那人自稱是一個搬家工人。但拉烏爾起了疑心，給另一個鄰居打電話求證後報警。小偷被逮後承認是殺死凱瑟琳的兇手。由於兩名旁觀者的及時干預，警察很快抓到了兇手，但是沒有一家報紙報道這件事。

對人性的悲觀看法是一種反安慰劑。如果我們認為大多數人都不值得信任，那我們就會相互防範，如此一來，就會導致大家相互傷害。很少有思想能夠像我們對他人的看法那樣強有力地塑造世界。因為最終，你會得到你預期得到的東西。

蘇聯科學家德米特里認為人類是被馴化後的類人猿。人類的演化是建立在“最友好者生存”的基礎上的。人類的臉和身體一直在變得更加柔和、更加年輕，也更加女性化。我們的牙齒和頜骨的形態，變得更幼稚了。把人類的頭與尼安德特人的頭放到一起比較，這種差異甚至更加明顯。我們的頭骨更短、更圓，眉骨更低。人類之於尼安德特人，就像狗之於狼一樣。尼安德特人的大腦更大，但是從集體上看，他們沒有那麼聰明。就個人而言，尼安德特人可能比智人更加聰明，但是智人生活在規模更大的群體中。如果說尼安德特人是一台超級快的電腦，那麼智人就是一台老式的個人電腦——不過我們已經連上了網。雖然我們的計算速度比較慢，但是相互之間能夠更好地相互聯通。

人類是社會動物。我們天生就會學習，會結伴。臉紅也是人類獨有的表情。人類還擁有另一個奇怪的特徵：我們的眼睛裡存在眼白。這個獨一無二的特徵讓我們的眼睛能夠隨他人的目光而轉動。臉紅和目光交流都是典型的社交行為。而尼安德特人的眉骨很高，不便於眼神交流和眉毛的微表情表達。語言的發展也是人類社會性的產物。

人性為什麼變壞？是不平等和權力的出現。人類和倭黑猩猩都對不平等有天生的厭惡傾向。隨着不平等的加劇，部落首領和國王們不得不着手將他們比臣民享有更多特權的原因合法化。國王們宣稱他們的統治地位是神授的，或者乾脆宣稱他們自己就是神。權力感會干擾人們所謂的“鏡像”行為。鏡像是一種心理過程，在同理心中起着關鍵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我們一直都在“照鏡子”。別人笑，你也會笑；有人打哈欠，你可能也會跟着打哈欠。但是，有權勢者表現出來的鏡像行為要少得多，幾乎就像是他們與自己的人類同胞沒有什麼聯繫一樣。掌權者不僅比一般人更加衝動，更加以自我為中心，也更魯莽、更傲慢、更粗魯，也更有可能欺騙自己的配偶，對他人漠不關心，對別人的觀點不感興趣。

我們今天認為是“文明里程碑”式的那些東西，比如貨幣的發明、文字的發明或者法律制度的誕生，全都源於當時用於鎮壓民眾的工具。就拿第一批硬幣來說吧。人類之所以開始鑄造貨幣，不是因為這樣會使生活更便捷，而是因為統治者想要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徵稅方式。最早的書面文本並不是浪漫主義詩歌，而是長長的未償債務清單。人類第一部法典是《漢謨拉比法典》，它充斥着對幫助奴隸逃跑的人必須嚴懲等內容。古代雅典被稱為西方民主的搖籃，但是那裡被奴役的人達到了總人口的約66.7%。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樣偉大的思想家都認為，沒有奴隸制，文明就不可能存在。對奴隸制的覺醒必須當文明達到相當程度。所以以現在的眼光批評前人容納奴隸制度是苛求。

漢娜·阿倫特在《平庸之惡》中報道了一個納粹帝國的平庸小人物艾希曼。他在審判中將自己的罪行推諉為對上級的服從。在第三帝國的官僚機構內部，上級下達的命令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所以希特勒的追隨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創造力”去理解它。歷史學家伊恩·克肖解釋說，納粹分子從來不會簡單地服從他們的領袖，而是“朝着領袖指引的方向不斷努力”，試圖按照元首的精神行事。這激發了一種“我一定要勝人一籌”的文化，在這種文化氛圍下，越來越激進的納粹分子想出了無數越來越殘忍的措施來博取希特勒的好感。所有的幫凶都是積極地作惡，沒有什麼消極的服從者。

本書在眾多的對人性討伐的著作中，顯得另類。缺點是證據並不充分，難以服人。讀畢，覺得人性並不簡單，有時是天使，有時更像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