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2）

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紀的敘事史。20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冷戰、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滅亡，多個帝國的崩塌。許多歷史事件對我們今天仍然有影響。對20世紀的解讀必然深深影響我們對今天世界的展望。這是一本描寫我們親身經歷的時代的敘事史。本書史實詳實，文筆生動，洞見深邃，有很多正史不見的史料，很少讀到如此好看的歷史巨著。
             
日本的現代化：日本不能吸收基督教傳統的個人道德責任的觀念，保留了日本傳統的集體責任的強大殘餘。日本人擅長純功利主義的模仿性吸收。從中國那裡，日本拿來了禮儀、音樂、儒家經典、道家箴言、各種類型的佛家思考、密教神話、宋代繪畫，作詩填詞和曆法制定。日本從西方拿來了技術、醫藥、行政和商業規程。但中華文明的社會結構和倫理架構很大程度上被捨棄了；西方古典時代或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理想對日本的影響並不大。吸引日本人的是現代的新奇，而非古代的真理。在某種意義上，日本人始終是有現代意識的民族：他們追逐時尚，文化基質不受什麼影響。

中國人生活在空間的領域，而日本人生活在時間的領域。在華北大平原上中國發展出了一套宏大莊嚴、秩序井然的宇宙哲學，滿足於等待它的緩慢演變。日本是一連串蜘蛛網似的的小島的集合，有點像古希臘，就其線性發展的意識而言幾乎就是西方的，以十分謹慎的速度從一點趕往另一點。日本人有一種時間概念，他們的緊迫感在非西方文化中幾乎獨一無二，並且始終有一種精力旺盛的社會壓力。

日本的工業化是由精英階層審慎決策自上而下強加的，這解釋了日本進步發展的驚人速度。這場運動不是對市場力量的自發反應，而是全民一致，沒有任何明顯不同意的聲音，這種一致裹挾着人們向前。因此，這更像是1914年之前俄羅斯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

日本占領朝鮮的最初意圖是拒絕把它交給歐洲列強，組成東亞同盟，一個對抗西方的防禦型商業、政治和軍事同盟，並自居領袖。日本因此會成為第一個反殖民主義的偉大強國，在這個過程中為自己贏得一個由附屬的同盟國和衛星國組成的大家庭。日本從未完全放棄過這一政策。它後來的一些做法無不反映了這一政策：要求在國聯盟約中加入種族平等的條款，虔誠地堅持認為它在中國大陸的一切活動都符合中國人自己的利益，1941～1945年戰爭期間在它占領的領土上建立傀儡政權，並把它們整合在“大東亞共榮圈”里。

戰後憲法改革本質上是觀念的革新：國家是為它的公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它鼓勵家庭作為國家之外的一個替代性的忠誠中心的出現，鼓勵很多體現了家庭象徵的組織的出現，從而給一種新的、健康的個人主義奠定了基礎。正如在戰後的德國和意大利一樣，家庭，無論是其生物學的形式還是其擴展形式，提供了消解極權主義傳染病的天然解藥。

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其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它是亞當·斯密經濟學的一個簡單易懂的實例。高比例的固定資本構成，很少非生產性的投資。適度的稅收。很低的國防和行政支出。很高的個人儲蓄率，通過銀行系統有效地流進了工業。十分精明地進口外國的技術。現代工廠非常快的替代率，由於引人注目的工資約束，加上生產率遠遠地跑在了工資的前面，從而成為可能。勞動力因為農業部門的收縮而十分豐富，而且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一技之長。日本實實在在地從天上掉下的兩筆意外橫財中得到了好處：先是朝鮮戰爭，然後是越南戰爭。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部保護和出口支持。但它主要的貢獻是根據亞當·斯密的模型，建立了一個內部激烈競爭的架構，以及善待企業的風氣。

日本侵華：沒有一個日本決策者透徹思考過他們的計劃。他們全都是才華橫溢的戰術家；沒有一個人是戰略家。對於開始一場戰爭，每個人都有引人注目的想法；但從頭至尾，從1931年直至1945年的慘敗時刻，沒有一個日本人，無論是平民還是軍人，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設想過戰爭可能會如何結束。

對中日戰爭感興趣的唯一大國是蘇聯；中國方面唯一從這場戰爭得到好處是中共。7月7日盧溝橋事變導致了全面戰爭。有意思的是，對陣的兩個指揮官（國民黨華北總司令宋哲元和日軍總司令橋本群）相處友好，他們都在自己的權限之內盡其所能地給這一事件滅火。但接二連三的無法解釋的暴力行動清楚地表明，有人故意尋求全面衝突。七七事變期間在場的日本軍官都認為，暴力是中國軍隊中毛的間諜奉蘇聯的指示行事，挑起了這場戰爭。1967年，日本的蘇聯問題專家土居朋夫將軍說：“我們當時太單純，沒能認識到這完全是共產黨的一場陰謀。”事變發生後，中國人的行為比日本人更不妥協、更傲慢，他們主動使戰爭蔓延開來。

蘇聯是中日戰爭的大贏家。日本與蘇聯的邊境一直保持緊張，有幾次非常嚴重的軍事衝突。如果沒有中日戰爭，日本無疑有能力跟蘇聯人爆發全面衝突，並把他們趕出遠東。另一個贏家是毛澤東。1937年秋天，他告訴手下：中日衝突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好的擴張機會。我們的政策是：七分擴張，二分防蔣，一分抗日。這一政策將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和國民黨合作，以確保我們的生存和發展。第二階段，我們將實現在力量上和國民黨並駕齊驅。第三階段，深入滲透中國的各個地區，建立對國民黨發起進攻的根據地。

如果希特勒在1941年首先對抗英國，那麼，日本的南方戰略就對他有利。如果他首先對抗蘇聯，那麼，勸說日本人進攻蘇聯就符合他的利益。1941年4月初，強烈親軸心國的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柏林時，希特勒對他閉口不談自己進攻蘇聯的計劃。松岡去了莫斯科，並在4月13日與斯大林簽署了一份中立條約，為“南方”戰略掃清了道路。當希特勒8周后入侵蘇聯的時候，松岡對他的同僚們承認：“我之所以締結中立條約，是因為我認為德國和蘇聯不會開戰。如果我知道他們會開戰……我就不會締結《中立條約》了。”從此以後，日本邁向了“南方”戰略，到10月份，蘇聯間諜佐爾格告訴斯大林，把東線的大約20個師調到西線是安全的，他們及時趕到了那裡，參加了12月的反攻。

希特勒為日本攻擊美國掃清了道路，11月21日，他讓里賓特洛甫給日本一項保證：在對美國的戰爭中，德國將和日本聯手。從希特勒的觀點看，日本在12月8日凌晨兩點對英國和美國發動突然襲擊選擇了最糟糕的時機，因為它剛好出現在斯大林反攻的不祥消息傳來兩天之後。12月11日，希特勒對美國宣戰。里賓特洛甫召見美國代辦利蘭·莫里斯，尖聲大叫：“你們的總統想要這場戰爭，現在他得到了！”然後腳步沉重地走出了房間。

事實上，假如不是希特勒採取主動的話，羅斯福最不可能說服國會對德國開戰，更不用說優先考慮打敗德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冒了一個並不成功的大險侵蘇，從此，他能夠寄予希望的最好的戰爭結果是打個平手。但在1941年12月11日，他的決定使他的失敗無可挽回。日本的參戰同樣短視。但背景更為複雜。它包括可以稱之為歇斯底里的成分。正如美國駐日本大使約瑟夫·格魯所言：“全民的絕望心理發展成了甘冒一切風險的決心。”

日本人在戰俘營里殺死的英國軍人比戰場上還要多。事實上，日本人的戰俘管理記錄比納粹分子糟糕得多：德國和意大利拘押的23.5萬名英美戰俘當中，只有4%的人死亡，而日本監禁的13.2萬名戰俘有27%的人死亡。

大蕭條：哈定繼承了美國歷史上最急劇的經濟衰退之一。到1921年7月，一切都已過去，經濟再次繁榮。除了削減政府開支之外，哈定什麼事也沒做，這是最後一次一個重要的工業強國通過古典的自由放任方法並允許工資自由降低至自然水平來對付經濟衰退。摩根大通的本傑明·安德森後來稱之為“我們最後一次自然恢復充分就業”。但削減開支是重要的。實際上，哈定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導致政府開支大規模削減的總統，比威爾遜政府和平時期的開支節約了將近40%。

作為8年的商務部長，與哈定-柯立芝政府的總體目標（或者毋寧說是無目標）背道而馳，胡佛顯示出自己是個社團主義者、一個活動家和干涉主義者。他的前任奧斯卡·施特勞斯告訴他，他一天只需要工作兩個小時，“夜裡把魚放到海底，然後擰亮海岸周圍的燈”。事實上，他的商務部是唯一一個增加了辦事員的政府部門，從13005人增加到了15850人，其開支也從2450萬美元增加到了3760萬美元。胡佛的社團主義--政府、商界、工會及其他社會組織齊心協力，使生活變得更好--是那個時代開明資本家、左翼共和黨人和非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當中普遍接受的智慧。

在所有本質方面，胡佛的行動都包含了後來所說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他大刀闊斧地減稅。一個年收入4000美元的有家男人的稅收降低了三分之二。他提高了政府支出，故意讓政府赤字增長到了1931年的22億美元，使得政府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從1930年16.4%增長到了1931年的21.5%。政府支出的這一增長幅度是美國歷史上迄今為止在和平時期最大的，在1931年達到13億美元。

胡佛4年任期內開始的重大公共工程比過去30年還要多，它們包括舊金山灣大橋、洛杉磯高架渠和胡佛水壩；開闢聖勞倫斯海上航道。1932年7月，他創立的復興金融公司的資本幾乎翻了一倍，達到了38億美元，新通過的《緊急救濟和建設法案》擴大了它的積極角色：僅1932年就給出了23億美元的信用和16億美元的現金。由於當時的要求，財政預算在兩年赤字之後必須回歸平衡，1932年的《收入法案》見證了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稅收增長，最高稅率從四分之一躍升至63%。

關於羅斯福：羅斯福在對外政策中有一種反覆的輕浮。一個典型特徵是，在1930年代晚期，關於英國，以及關於總體上的歐洲事件，他主要的信息來源之一是《周刊》（The Week），這是一份極左陰謀論小報。羅斯福把強烈反英的約瑟夫·肯尼迪派去了倫敦，把腐敗而容易上當受騙的約瑟夫·戴維斯派去了莫斯科。

羅斯福一直親蘇，一旦蘇聯參戰，他就傾向參戰。德國入侵蘇聯的第二天，內務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寫信給他說：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是一項在全國各地都深受歡迎的舉措，就像你能夠做到的那樣。從對日石油禁運中可能會發展出這樣一種形勢，它使得我們不僅有可能而且很容易以一種有效的方式投入這場戰爭。如果我們就這樣間接地被捲入進來，我們就會避免人們批評我們是作為共產主義蘇聯的盟友而主動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就是這樣捲入的。1917年初，美國破譯了德國外交部長阿瑟·齊默爾曼發給墨西哥總統的一封電報，內容是提議德國幫助墨西哥重新奪回得克薩斯。大肆宣揚之後，這一行動幫助把美國拉入了戰爭。

伏爾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國的日耳曼人有165萬，他們全都被趕進了西伯利亞。緊隨其後的是另外幾個民族：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北高加索的巴爾幹人、來自裏海西北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克里米亞韃靼人、蘇聯-土耳其邊境的梅斯赫特人。車臣人在1944年2月2被裝在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國貨車上被運走。正是運送部隊的交通工具和吉普車在1943～1944年賦予蘇聯紅軍以決定性的、越來越強的機動性，而這些裝備都來自美國的工廠。

通過英國“恩尼格瑪/奧爾特拉”情報系統獲得的材料，斯大林極其詳細地了解到了德軍在東線的部署和計劃，幫助了蘇聯1942年之後的戰役，並使得斯大林在1943～1944年的幾次輝煌勝利成為可能。1941年秋天火速運往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摩爾曼斯克的軍需，使得斯大林12月6日的反攻成為可能，並在第一個絕望的冬天讓天平出現了傾斜。它們包括200架現代戰鬥機，起初打算用於英國在新加坡的易受攻擊的基地，那裡幾乎沒有現代戰鬥機。這些飛機（外加坦克）的轉移給蘇聯註定了新加坡在劫難逃的厄運。就這樣，通過歷史上最大的諷刺之一，丘吉爾，英國最後一個重要的帝國主義者，為了保全一個極權主義的帝國，而犧牲了一個自由主義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