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讀書筆記之四

保羅·約翰遜是我喜愛的一位作者。他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0年一百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激進的左翼人士，但後來右轉，成為傳統自由主義的著名知識分子代表。這樣的經歷使他對雙方陣營的觀點都有更切膚的認識,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觀點，看他的著作絕不枯燥。他的書寫得很生動，有很多事例佐證。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論知識分子-從馬克思和托爾斯泰到薩特和喬姆斯基》。

目前大部分出版的歷史都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寫的，都是左派的視角。換一個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義的歷史視角，會帶來一些啟迪。他的1100頁的三卷本《美國民族史》從發現新大陸寫到克林頓，對美國歷史重新詮釋。不為尊者諱，不以成敗論英雄。秉筆直書，客觀中肯。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史料。

1929～1933年是美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一個大分水嶺。在18世紀，美國的思想者和文人都跟開國元勛們的共和主義同調合拍。在19世紀，他們基本上都認可個人主義，這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的核心。然而，從1920年代初開始，知識分子，帶動學術界精英和媒體工作者一起，紛紛轉變立場，開始批評並敵視美國民意的結構性理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進取、獨立和個人責任。

麥卡錫主義是20世紀最後一次的政治迫害來自於右翼。打那以後，打獵者變成了被獵者。在此後的40年裡，是進步主義者在指揮諸如“水門事件”和“伊朗門事件”之類的調查。

很多報紙的老闆憎恨羅斯福，但他們手下的絕大多數記者都欽佩他，原諒他的經常撒謊。他們故意隱匿對他不利的事實。哈丁在白宮玩紙牌只是個猜疑，媒體就對他大張撻伐。而羅斯福跟記者們玩牌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卻從來未被發表過。

媒體對總統干的壞事，究竟哪些公開，哪些不公開，都是有選擇性的。一線記者曾在很多場合下保護了羅斯福，包括他的風流韻事。他們為肯尼迪做了同樣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多。肯尼迪與一位黑幫共享情婦的事實，儘管華盛頓的幾個記者心知肚明，但在他生前卻從未公布過。在約翰遜竭力掙扎着從博比·貝克醜聞中脫身的過程中，《華盛頓郵報》居然幫着他抹黑他的首席原告威廉斯參議員。尼克松沒有享受到這樣的克制。恰恰相反，反尼克松行動（尤其是在《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上）是連續不斷的、懷有惡意的、肆無忌憚的、無中生有的，有時候甚至是非法的。

40年代美國的左傾實際上為美國樹立了很多敵人。比如紐約時報的宣傳報道把古巴的權力交到卡斯特羅手裡。日本投降三周之後，越共在戰略情報局（CIA的前身）的資助下舉行了一次暴動，趕走了親法的越南皇帝。實際上，把胡志明加冕為新統治者的那個人，是戰略情報局的一名特工：阿基米德·帕蒂。

從軍事的觀點看，春節攻勢是越共在整個戰爭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敗：他們損失了其精銳部隊中的40,000人，以及大量的武器。但美國媒體——尤其是電視——卻把它表現成了美國的一次決定性的失敗，越共的一次重大勝利。

約翰遜的越戰支持率，每當他強硬時就會上升：當他開始轟炸越南的時候，他的支持率躍升了14%。在全部人民當中，支持撤軍的從來沒超過20%。美國公民的決心是堅定的，可是他們的領導人卻優柔寡斷，分崩離析。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首先倒戈反對這場戰爭，老迪安·艾奇遜也跟着反水。就連參議院裡的強硬派也開始反對進一步增兵。華盛頓統治集團的麻煩在於：他們相信他們在報紙上讀到的東西——這始終是政治家們的一個致命錯誤。事實上，約翰遜在初選中的失利，以及輸掉這場戰爭，都是因為他不夠強硬。

“醜聞政治”成了“人民民主”向“媒體民主”逐步退化的整個過程的組成部分。

“政治正確”最糟糕的方面，倒不是它的愚蠢，而是它的不寬容，以及它窒息言論自由的傾向。

大學裡的“肯定行動”導致了一些關鍵院校（比如醫學院）的入學門檻大幅降低。因此，到1990年代初期，醫學院的黑人畢業生當中，通過國家考試拿到醫學合格證的人不到一半，相比之下，白人畢業生則有88%的人通過了。

1995年，耶魯大學得到一筆4.2億美元的捐款，作為開設“西方文明”課程的經費，但遭到了拒絕（在來自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理由是：這樣的課程理所當然是種族主義的。

1987年，芝加哥大學的艾倫·布盧姆出版了一本暢銷書《美國精神的封閉》，副標題是“高等教育如何辜負了民主政治並使今日大學生的精神更加貧困”。1991年，羅傑·金巴爾出版了一部互補性的著作《有終身教職的激進分子：政治如何腐化了我們的高等教育》，讓人們關注到大學課程中由於擔心“冒犯”某個特殊的種族群體而省略了某些事實及整門學科。哈佛大學的一位魚類學教授說，教師決不應該“引入任何可能傷害某個群體的東西”，因為“種族敏感所能導致的痛苦，這比某個教授的學術自由更重要”。因為擔心導致冒犯而對課程（從歷史學到生物學）進行閹割或竄改，只不過是教育被政治幼兒化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