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王笛《历史的微声》

历史学者王笛的文集《历史的微声》中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分别是“集权是清王朝覆没的根本原因” 和 “从日本史观察近代中国”。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为大一统集权辩护。比如魏特夫认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君主专制便是必然的选择。拉铁摩尔认为防御蛮族的入侵是建立强大专制政权的推动力。但是事实上，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政权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乃至汉民族的两次被征服，宋朝和明朝的被灭，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而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之治等本来应该是常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

中央政府衰弱的时候，往往是经济、思想和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的军事力量非常衰弱，却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1917—1927年的北洋十年，军阀混战，中央政令出不去京城，但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还出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转折时期。

集权体制下，底下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给皇帝一个人看的，让皇帝高兴，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不是考虑是否合乎百姓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是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得到皇帝的青睐，而非选择于国于民最有利的方案。

纵观中国历史，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是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力量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某一点被突破，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就是百万和千万。在世界历史上十大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对一个只是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是他的最坏选择。

大一统集权是清王朝覆没的根本原因。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自救的机制。清末中国开始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现代的国家管理机构开始在中国普遍设立，包括警察、各种基层管理机构、各种征税的局所...。但是改革的结果，却并没有给清王朝带来稳定。清王朝没有在最弱的时候倒台，而是倒在太平天国之后清王朝统治最成功、最开放的10年。这也是权力逐步集中的时期。晚清集权造成了这个王朝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削弱了执政能力，也因此缺乏应变能力。官员的日益增多，税收的持续增加，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执政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地方缺乏多样性，社会变得死板，没有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高度权力集中的体制是最不稳定的，一旦一个链条断了，就可以造成崩溃性的结果。

社会的中间阶层是一个朝代稳定的基石，当这个中间阶层被抽出以后，底层社会与官僚集团之间缺乏缓冲地带，社会就会变得十分不稳定。统治阶级以为手中的权力越大，就越能巩固其政权。但事实却相反，反而是权力分散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集权并非是件好事情，哪怕是受到民众支持的集权。托克维尔指出，由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就要对一切不幸事件负责，人民有任何对现状不满，都会指责政府，即使是那些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比如气候异常。因此 ，社会中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吸收和消化任何负面的因素。一切错误和不幸，都要由政府来承担。一场大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

习近平上任后，高度加强了中共的集权体制。在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构之上，建立了十几个直接抓权的小组，由他亲任组长，掌管一切大权。事无巨细，定于一尊。他自夸新冠疫情就是他一直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场疫情能够持续三年，祸延全球，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纠错机制，没有人能对他的蠢行踩刹车。满清的覆灭证明越是集权的政府越容易垮台，习政权能例外吗？

后一篇比较近代前的中国和日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传统中国和日本社会的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中日两国在近代有不同的命运？

日本传统社会处于集权化的官僚体制的中国与封建中世纪欧洲之间。日本是集权化的封建，它是一种非常稳固的政治系统。日本权力与权威的分离，保证了非正式的社会共同体控制的发展和强化，维持了一个十分稳固的秩序，但同时个人、社会共同体和经济却都有同等程度的、相当的自治权。在清代中国，权力和权威是紧密地结合而不是分离的。日本政府的结构是高度集权化和高度分散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日本的皇权是相对的，而中国的皇权是绝对的，和统治权结合最紧密。还有一个不同是中日的宗教和统治权的结合紧密度以及中日社会自治的程度不同。

日本的经济在向近代社会过渡之前便达到了生存水平以上，从而推动了文化、经济机构和国家服务水平的提高，这有助于19世纪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让家庭财产得以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识字率显著高于中国。最后，日本向世界开放是半自愿的，而中国的开放完全是被迫的，被西方的炮舰轰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