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31)

谭合成

卷四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朱贤厚，农民，地富子弟，41岁（1986年）。

我从大队（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跑出来大概是1967年的古历7月18（8月23日），那天早上，我在田里割禾，我老母亲担了一担糠到蚣坝圩上去卖。很快的，她糠也没有卖，就从圩场上赶回来了，神色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了不得啦，蚣坝圩上杀地富了。”我一听，心就提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才25岁，应当说不是分子，是子女，可是当时那个情况，只要你们家划了地主，那就是全家老少不论男女都是地主，3岁小乃崽都是地主，何况我已经20多了。我问母亲：“我们怎么办？”我母亲说：“你在屋里呆不得了，赶快跑。”我说：“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为什么要跑呢？”我母亲骂我：“你这个乃崽蠢得死，那个杀起人来还管得那么多，一声喊就杀掉了。现在跑还留得一条命到，跑迟了想跑都跑不脱了。”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紧张，也想跑，但是放心不下老母亲，我老母亲当时70岁了，我是满崽，几个哥哥都成了家单独过，我那时候没娶亲就跟着老母亲一起过。我就问：“我跑了，你怎么办？”我老母亲说：“你不用管我，我还动得，饿不死的。你自己保命要紧。”当时我就下决心要跑了，可是没有一分钱，怎么办？再一看屋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老母亲就指着（猪）栏里两头半大子的猪仔，要我担到闹子上去卖掉。这猪仔刚买回来不久，准备养大了换钱的，我说：“这么点大的猪仔就卖掉，太可惜了。”我母亲生气了，说：“说你蠢，硬是蠢得死。赶快卖掉，留下来都是人家的。”我赶快把猪仔捉了，一担挑到蚣坝圩去卖。我们这个地方离蚣坝圩很近，只隔着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是蚣坝圩。我当时虽然晓不得“杀人风”已经刮过来了，但是那嚇死人的气氛，就是瞎子聋子都感觉得到。我到了圩上以后，心里急着拿猪仔换钱，就出了个低价钱，把两只二十多斤的猪仔卖了，得了34块钱。匆匆忙忙赶回来，想给老母亲留几块钱，她死活不要，全塞在我手上。我老母亲说：“我在屋里没得用钱的地方，你在外面多得一分钱就多有一分用处。你这一走，千万不要随便回来，一定要等到风平浪静了才回哦，记住了！”可怜我老母亲聪明一世的人，只晓得我危险，就不晓得她自己也危险！可能也晓得危险，只不过七老八十的人死也死得了，不想拖累儿女。

大约上午10点来钟的样子，大队上喊开会，我感到大事不妙，就悄悄地从后龙山上溜出去，钻进了后面的丰村大岭。

我逃走以后，大队开始杀人，前后分两批，一共杀了30多个。(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材料披露，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33人，其中自杀3人。8月25日杀4人；8月30日杀18人，3人自杀；先后又零星杀掉外逃被抓的地富子女3人。)具体怎么杀的，其他屋里的人，我不太清楚，我们家里的人一共杀了9口，我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家里杀了4口。我母亲陈美娥，当时70岁，被大队上的杀人凶手拖到蚣坝桥上，就是你们从蚣坝圩上过来时，走过的那座木桥，丢到河里淹死的。我大哥朱贤德，53岁，下到窖里。大嫂陈小女，也是53岁，下到窖里。我小哥朱贤光，50岁，他是个中农，晓不得为什么，也下到窖里去了。我三哥朱贤俊，48岁，下到窖里。下到窖里活埋的大概就这么几个，其他几个都是沉河的。我的两个侄子，一个叫朱友龙，6岁，一个叫朱志龙，3岁，丢到蚣坝河里淹死的。死得最惨的是我四嫂潘俊媛，40岁，丢到河里没淹死，躲在河边的鬼柳树下面。你们从蚣坝河边过，可以看得到那些鬼柳树，一蓬一蓬长在岸边上，好多树根子伸到水里头，叶子盖在水面上，我四嫂，站在水里头，手抓着鬼柳树的根，身子躲在树枝子底下，从外面看她不见。躲了一天一夜，头天丢到河里，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没有人发现。但是那个地方岸边是条路，来来往往的人蛮多，我四嫂一个女人家，胆子特别小，一有人路过就嚇的浑身发抖，搞得那个树叶子一阵一阵抖动，结果被人发现了，报告到大队上。大队上派了几个民兵过去，命令她上岸，她躲在水里头，浑身发抖，不敢上来。生产队政治教导员蒋儒田拿起梭标就捅。据在场的人讲，一梭标捅下去，一股血把那一片水都染红了。我四嫂临死前叫都没叫一声，身子往水里一沉就再没有看见出来了。这个蒋儒田平时最为好吃懒做的一个人，这一次杀人时，他积极得很，一个人就杀了十几个人。（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杀人凶手蒋儒田在文革“杀人风”中，亲手和参与杀害19名无辜受害者。）

我的六哥朱贤忠，当时37岁，土改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是64年“社教”的时候，给他戴上的。他在外面做过篾匠，人比较灵活，大队上刚开始杀人的时候，他也跑了出去。他不像我们，死蠢，只晓得往山上跑，他想跑出道县，到广西那边去。他从前在那边搞过副业。在审章塘公社葫芦岩渡口过渡时，碰上了我们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幸亏遇到了朱良瑞，不然的话我六哥怎么死的，我们都不知道。朱良瑞屋里也是地主出身，是我们大队第5生产队的。8月24日那天，他被捆起来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我们农村的房子，屋檐和墙壁之间都有一点缝隙，当天晚上，他就从这个缝隙中钻出去，逃跑了。朱良瑞也有篾匠手艺，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广西那边做手艺谋生，就结了个伴。过了河以后，跑到朱良瑞一个姑姑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候，朱良瑞姑姑家那边还没有开始杀人。农村里大家都困难得很，亲戚家住得一天，住不得两天，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从红岩（仙子脚）那边往广西走，结果在红岩（仙子脚）公社被拦关设卡盘查的民兵截住了。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说是篾匠，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但是一没有证明，那个时候出外搞副业都要大队，有时间还要公社打证明，不然的话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二又没带工具，引起了怀疑。我六哥会说话，说工具、证明都放在广西那边了，这次回来是给队上交副业款的。说得那些民兵将信将疑，就把他们带到公社加工厂，丢给两人一人一把篾刀，要他们破一根竹子看看。这个事情难他们不倒，本来就是饭碗里的事情。一看确实是手艺人，就把他们放了，叫他们回大队打证明。

我六哥和朱良瑞在红岩脱离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广西走了，更不敢回大队，只好转过头沿着大路，从寿雁那边往县里走。

他们走了以后，红岩公社的民兵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把电话打到蚣坝这边来问，我们大队上的人答复说是逃跑的坏人，要抓。回过头又来追他们。那个时候，打一个电话非常不方便，来来回回好几次，才打得通，很费时间，所以电话打通以后，他们已经走远了，没有追得到。但是我六哥的命不好，他们往县城里走的时候，县里头“红联”和“革联”正在搞武斗，“红联”吃了大亏，在各个通往县城的路口设卡盘查，抓逃跑的四类分子（子女）和“革联”探子。我六哥和朱良瑞哪里晓得这些，糊里糊涂走到了鬼门关里头。他们走到县城西门外时，又累又饿，那个地方有个西关桥，正在濂水（濂溪河）和沱江汇合的地方，桥边上有家饮食店，卖面条和米粉，我六哥和朱良瑞就进去吃碗面，歇一下气。我六哥坐的地方背对着饮食店大门，朱良瑞坐在桌子对面，正好面冲大门，他看见一些背着枪的民兵过来了，盘查行人，连忙给我六哥使了个眼色，但是我六哥正在低头喝面汤，没有看见。朱良瑞起身走进灶屋，灶屋有个小门对着河边头，他从小门溜出去，沿着河边跑脱了。我六哥没跑脱被戒严的民兵抓住了。打电话给大队，要大队到县里领人。古历8月初一（9月2日），支书蒋华宇亲自带了几个民兵去领人，回来的路上，走到水南浮桥上，蒋华宇讲：“反正押回去也是要杀的，不如就在这里送他上西天算了。”就在桥中间，把我六哥推到了河里。

朱良瑞没死，现在还活着。他从那个饮食店跑脱以后，躲在县林业局的松油窖里，在哪里躲了7天，后来县里到处发通告不准乱杀人了，他就跟着一些外地人到零陵去做篾匠，好像过了一、两年才回村子的。不过，他屋里的人杀得有蛮好，他的祖父朱友志，当时76岁，父亲朱贤士，当时58岁，三叔朱贤哲，当时35岁，都沉了河。他的弟弟朱良珊，当时只有18岁，捉去沉河的时候跑脱了，跑到兴桥公社的夏柳村，他有个姑姑嫁到那里，可是路不太熟，三更半夜，黑灯瞎火的一下找不到地方，就在一个南瓜棚里面躲了起啦。天亮的时候，被夏柳的民兵抓住了。大队上得了信，派治保主任蒋学珍带人去领回来，走到半路上，蒋学珍在后面一马刀把他的脑壳砍了下来。听他们讲，当时大队上决定了，凡是外逃的，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处决，一个不留。（朱贤厚的这个说法，笔者在处遗工作组那里得到了证实，比如说，1967年8月30日，马家岭大队杀第二批18人时，有一个叫蒋儒英的地富子女，本来没有准备杀她的，但因为害怕逃跑了。9月1日蒋儒英在桃花井被捉住，大队派民兵前去领人，就在押回大队的路上沉了河。）

现在讲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九死一生啊！跑出去以后，当天晚上在山上碰到我堂叔的儿子朱良谋，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从宝塔脚那边莲花村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何登云。第二天晚上又碰到了朱贤赐和朱贤奎两个堂兄，都是我们大队的，也是地富子女。谈起村子里杀人的事一个个嚇得双腿打跪。因为都没有地方可去，就结伴在一起逃命。后来又碰到了许老师，他是蚣坝大队的人，是个右派，下放下来劳动改造的。我们几个都是些蠢子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许老师比我们年纪大些，又是在外面当过干部的人，我们都想跟着他，心里好有个主意…...可是后来被民兵搜山给冲散了。

第五天，这个记得最清楚了，碰到了蒋三明，他是一个富农子弟，也是我们一个大队的。我们几个就躲在金鸡洞的刘家岭上。你们晓不得，那个山上的日子难过得很，蚊子叮还是小事，一到晚上阴冷阴冷，冷死人，我们又没有铺盖，又没有吃的，如果不是为了活命，一天都呆不下去。我们几个躲在山上，又不晓得山下是个什么情况，也不敢下山，开始身上还带了一点干粮，到后来只能靠野果子和到山边的地里抠点红薯来渡命。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灰窖里。就这样在山上躲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后来天下雨，没处躲，这时候，幸亏找到了一个烧炭人留下来的小窝棚，人家烧完碳走了，空的，没人住，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下来。白天分头出去找吃的，晚上就回到这里来过夜。

蒋三明比我们娇气些，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苦，想着就是死也要回一趟家，就悄悄下了山，回去了。我们大队主要人家都是姓蒋和姓朱的，其他杂姓的有一些，人数都很少。蒋姓是最大的姓，人也多，在大队上势力也大，相互之间也团结，所以这一次杀人中，我们朱姓的杀得最多，蒋姓的杀得少。蒋三明悄悄溜回家以后，家里人就劝他到大队“投案自首，立功赎罪”。蒋三明这个东西坏得很，都是一起的患难兄弟，你自己要自首就自首，不能害我们啊！

那天晚上，应该是古历8月26（阳历9月28日），天下大雨。我的心里头感觉很不安然，心里慌慌的。蒋三明下了山没有回来，我们几个都蛮为他担心，怕他出什么事。当时没想到他会告密。我堂兄朱贤赐讲，这个地方（小窝棚）住久了怕不安全，要换个地方就好。可是那个山上要找这么个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换个地方，换到那里去呢？再一想，天下着雨，又这么黑，哪个又会上山呢？所以想等天亮以后，雨停了，再找新地方，找着地方就马上离开这里。半夜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大队支书蒋华宗、民兵营长朱贤煌他们带着几十个民兵，拿着鸟铳、马刀、梭标，冒着大雨，悄悄地摸上来了。因为怕暴露了目标，他们没有带狗，只带着两把电火（手电筒）。也是命不该绝，我的堂兄朱贤奎起来解手发现了，喊了一声：“民兵来了，快跑!”撒脚就跑。我们几个虽然睡着了，但都睡不踏实，听得声响，马上惊醒了，爬起来就往棚子外跑。只听见外面一片喊“缴枪不杀”的声音，接着就是鸟铳打得“嗵嗵”响。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冲出棚子就往旁边一条小路上跑。只听见得脑后“轰”的一声，一个东西重重打在脑壳上，打得我仆到在地上。我仆到在地上以后就拼命地钻进了身边的刺篷（有刺的灌木丛）里，拼命地往里面爬。从后面追上来的民兵，用梭标顺着声响，对着刺篷拼命地戳，一梭标戳在我手上，幸亏没戳到要命的地方，当时我也晓不得自己受了伤，也晓不得痛，只觉得手一热，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了。我拼命地往刺篷的深处爬，总算逃脱了。那天晚上，朱贤赐被鸟铳打瞎了双眼，躺在地上不能动，何登云跑得慢被砍了9刀，虽然没死，也动不了啦。因为我们几个逃跑了，搜山的民兵也蛮紧张，当天晚上，很快就吹号集合，下了山。第二天天亮以后又上山，把朱贤赐、何登云，像抬野猪一样，手脚捆在一起，我们这里叫“四马攥蹄”，把两只鸟铳捆起来穿着手脚中间，抬下了山。我们这里从前上山打猎，打到了野猪都是这样抬下山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准乱杀人了，朱贤赐抬下山以后没杀，由他屋里的人领回去了，81年饿死的。何登云也由他们大队来人领回去了，死没死，我不太清楚。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在山上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才听人说的。

当时我也受了重伤，一鸟铳打到左边的脑壳上，到现在铁子还嵌在骨头上，没取出来。这里挨了一梭标。

（朱贤厚取下帽子，让笔者用手去摸，又伸出左手让笔者看手上的伤疤。头皮上已经看不出伤疤，但头皮下，清晰地摸到了头骨上凸起的七八个小颗粒。手上梭标戳伤留下的疤痕虽然历经19年岁月依然可辨。）

天亮以后，我在我们从前躲过的一眼石灰窖里碰见了朱良谋，后来又碰到了朱贤奎，他们两个命大，都没受伤。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窝在一起太危险了，决定分头逃命。我四嫂的娘家在沙子河那边的枞山岭村，是个贫农，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情况。朱贤奎无处可去，想和我一起去，我同意了。我们就趁着夜晚到了枞山岭。四嫂的哥哥和嫂子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吓了一跳，四嫂的哥哥不敢收留我们，四嫂的嫂子心好，说：“这么晚了，你让他们到哪里去？就让他们住一晚，明天再走。”安排我们在她家的柴屋里住下了，搞了一条帕子让我把脑袋包起，又给我们煮了一锅饭和一大钵芋头，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一餐饭了，做死的吃，胀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因为吃得太猛，当晚我睡在柴房里，肚子痛得要命，我一只手捂着肚子使劲揉，嘴里不停地哼，又不敢大声，只能一边揉一边喘粗气，整整揉了一个晚上。

天亮以后，嫂子过来跟我们讲：区里、公社里都来了文，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个47军到了县里制止乱杀人，你们不如到县里去躲一下。就这样我们到了道江镇，去找47军反映情况，但是人家管不了这么多事。不过还好，他们叫来卫生员帮我看了伤口，上了药。那时候，道江镇上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人蛮多，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住了蛮多人，但我们去迟了，人都满了，挤不进去。我就在县二机械厂旁边的河边上，找到一个南瓜棚子，在那里住下了。每天就是在道江镇上讨吃，有时间到县武装部去排队领饭。幸亏身上有两个钱，又找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治伤。不然的话，伤口发炎，烂都会烂死去。就这样过了1个月零3天。县里动员我们这些人回去，说是保证不会再乱杀人了。他们有些有手艺的、有门道的，都不愿意回去，有些人跟着别人到外面做工去了。我一没有门路，二没有手艺，心里又惦着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就同意了回生产队。回到家里才晓得，一家人杀得光光，家里的东西分得光光。可是那个时候哭都不敢哭，一个人在家里偷偷流眼泪都怕被人看见。唯一暗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总算给我们家留了一条根，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的老母亲，不是她喊我躲出去，只怕我也跟着几个老兄一样，杀掉了尸骨都没人收。

但有时间我又常常犯蠢想，搞不清是他们死去了好些，还是我留了条命活下来好些？他们死了比我少受了好多活罪，我活下来比他们又多受了好多折磨。生活困难那都不讲，反正从小苦惯了，主要是身体难受，自从脑袋被枪（鸟铳）打了以后，就落下一个病根，经常炸炸地痛，有时间痛得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恶梦，梦见我的老母亲一身是血站在我面前……惊醒以后，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汗湿。十几年来，难得睡一个好觉，总是做那些嚇死人的梦。

哎！人活下来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