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47)

譚合成

卷五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在道縣採訪的過程中，我們特別關注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和殺人最少的區、社，企圖從中找出一些所謂規律性的東西。這樣做有兩點原因：一是採訪本身的需要。應當說我們這次採訪是帶有某種任務的，那就是尋找光明面，不能把道縣殺人事件寫成漆黑一團。二是我們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縣採訪的過程中，支撐我們精神世界的所有支柱，都在傾斜、崩裂、坍塌，仿佛經歷了一場心靈的唐山大地震。對別人，對自己，甚至對人類本身，至少是對中國人本身都產生了一種涼透心底的絕望感！許多個夜晚，筆者在一些極其荒誕的夢中驚醒，醒來後，卻又想不起夢中的內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覺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們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來支撐自己不至於徹底崩潰。

那麼，除了魯草坪大隊因地處深山，沒有接到開會通知，沒有來開會，從而沒有收到殺人指令而沒有殺人外（我們稱之為魯草坪現象），其他那一些殺人較少或沒有殺人的區、社、大隊又因所而何呢？

我們來到仙子腳區進行採訪。

仙子腳區位於道縣西部都龐嶺山麓，區政府所在地仙子腳鎮距縣城32公里。這裡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勢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嶺就聳立在該區的西南端。西部都龐嶺，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兩大山系分界線上，有道縣最為險要的關隘——永安關。永安關雄踞仙子腳公社下壩洞大隊的梯子嶺上，海拔304米，距縣城96公里。梯子嶺下是廣西境界。關口居高臨下，峻峭險拔，昔為兵家必爭之地。近關處有石竇，泉水潺潺，清可見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發源於該區橋頭公社崩塘大隊。洑水的源頭是一條地下河，河水從崩塘鄉的一個岩口迸出，水質清澈，長流不斷。據當地人說，這下面的地下河是從廣西全州白嶺山中入口的，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從這裡流出來。據說有人在這裡看到過從廣西那邊撒入水中的穀殼。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發源地下行不遠的上壩村附近，是道縣著名的上壩水庫，山青水秀，風光瀲灩。該水庫文革刮“殺人風”時尚未修築，1971年底開始攔河築壩，1980年4月大壩主體竣工，1983年6月大壩閘門因質量問題，變形斷裂，致使洪水成災，給水庫下游的橋頭、會潭、仙子腳三個公社造成巨大損失。1986年我們到此採訪時，水庫的搶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水成災的痕跡還依稀可辨。

仙子腳因着一個美麗的傳說得名。相傳舜帝南巡時，在草鞋嶺丟失了一隻鞋履，赤着一隻腳走到這裡。在這裡一隻腳站着，換了一雙新草鞋。在舜帝換鞋的石灰岩坡上，留下了一個碩大的仙人腳印。舜帝的兩個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尋夫，在這裡發現舜帝的腳印，非常高興，於是將“五穀豐登”和“人丁興旺”兩句美好的祝願留給了這塊土地。從此，這塊女英、娥皇祝福過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歲歲，盛開鮮紅的杜鵑花。

“這塊土地，這塊土地，春雷打過，野火燒過，杜鵑花層層開過……”隨身攜帶的半導體收音機播放着專門為歌頌“紅太陽升起的地方”而寫的歌曲，可歌詞的內容竟與眼前的景物如此驚人地不謀而合。在仙子腳區採訪時，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專門帶我們來此尋跡瞻仰。我們按照當地人的傳說，五體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跡里，想吸取一點帝子留下的仙氣。

仙子腳區是道縣殺人最少的區。全區有八個大隊未開殺戒。說殺人最少，其實殺得也不善！全區共殺152人（被逼自殺32人）。其中，搶殺103人，刀殺4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12人，其它致死32人。(這個數據包括原屬橋頭區（四區）的橋頭公社的殺人數字。)為唯一沒有滅門的區。筆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殺人數占全區總人口的3.6‰，如果以當時全國7億人口計算，按這個比例殺遍全國，至少要殺250萬人以上。當然不能跟蚣壩區相提並論，按蚣壩區的比例殺遍全國，要殺3500萬人！

該區開始殺人的時間並不晚，應當說是屬於較早開始殺人的區之一，第一個被殺者是紅岩公社七星大隊的四類分子胡祥，被殺時間為1967年8月21日。因當時“殺人風”剛起，該大隊支書心裡不託底，殺人前，曾三次請示區秘書胡光學。（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胡是該區主殺派的一個重要人物，該區的很多殺人事件都與他有關。）胡光學第一次答覆：“你們自己決定。”第二次答覆：“我跟你們講了，這件事由你們自己決定，現在是貧下中農說了算。”第三次答覆：“你們決定要殺，那就整好材料，開會宣布再殺。”並借了區武裝部長王先志的手槍給七星大隊去執行死刑。

七星大隊殺胡祥在仙子腳區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其他各區情況中我們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發，萬紫千春滿園”。仙子腳區的殺人情況又會怎樣發展呢？

（1967年）8月24日，該區“抓促小組”負責人區公安特派員蔣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馬列和毛主席的書，沒有查到一處寫着可以隨便殺人”，他帶着這個“活思想”敲開了區武裝部長、區“抓促小組”的另一負責人王先志的房門，與他交換意見。王先志表態說：“那就讓他們先殺吧，我們看一看再說。”

8月25日，區里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殺人問題，由於蔣、王二人的態度，會上出現了意見不統一的局面。會後，胡光學打電話給紅聯頭頭唐銘植、劉昌林等人匯報會議情況，說：“他們說不殺，我們要殺還不是殺。”但是權力核心不動，下面縱使要殺也只有這樣凶。

後來營江“前指”兩次打來電話，督促殺人，該區都沒有往下貫徹。蔣正田的“右傾思想”使得鄭有志等人非常義憤：“這個東西離階級敵人只有三寸遠了！”為了挽救他，幫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過來，鄭有志請示上級同意後，繳了蔣正田的槍。

遺憾的是我們未能直接採訪到蔣、王二人。他們不願意就這個事情接受任何人採訪，因為當時他們根本就沒有做什麼，只是憑良心說了兩句話而已。他們希望平靜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寧。

當時擔任仙子腳公社黨委書記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他說：“我們區（五區）的殺人，主要是在附近區社殺人風的影響下發生的，當然少數區社幹部也有責任，但大部分人對這樣亂殺人還是有看法的。8月下旬，我們公社下石塘、七家灣、老福地等大隊陸續發生了濫殺四類分子的現象。得到這一消息後，我馬上與公社武裝部長周桂章商量，決定召開一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制止殺人。我們先後開了六次會，47軍(不准隨便殺人的)通告下達後，我們公社幹部又分頭下到各個大隊，宣傳貫徹。殺人風殺到我們這裡的時候，已經有些變了味，是人都殺。當時我下到的點是老福地大隊，我隱隱聽得一點風聲，這個大隊的貧協和造反派策劃着要搞掉原大隊長睦道義（“四清”下台幹部）。他們在稅務所開了討論會，決定晚上十二點正動手。當時，農村裡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點多鐘，其中一個造反派頭頭把電話打到公社郵電所，問幾點鐘了。值班的話務員問他，這麼晚了，問時間幹什麼？那人笑了一下，說十二點殺壯豬哩。話務員多了個心眼，把情況告訴了我。我聽了話務員的報告，雖然搞不清楚是要殺哪個，但知道是要殺人，連忙叫了武裝部長周桂章、公安派員鄭啟炳(據處遺工作組專案組的材料披露，周桂章、鄭啟炳兩人，還有原公社副書記吳耀枝等人都與紅岩公社的殺人事件有牽連，他們或煽動、指示殺人，或批准殺人。例如，鄭啟炳，當下面大隊向他請示殺人時，他說：“跳皮搗蛋的搞他幾個有什麼關係。”)，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搶在十二點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隊。一了解情況，要殺睦道義。我們連忙制止了。又把睦道義帶到公社保護起來，直到5天后風浪平息了，才放他回去。”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人最少的是仙子腳區會潭公社，僅殺17人。我們為此專門到會潭採訪，此行的目的不是採訪殺人，而是試圖採訪抵制殺人的事例。一個公社殺17人，放在別的地方，也許不是一個太小的數目，可是在道縣，36個公社殺4500多人，平均每公社125人，能夠把殺人數字控制在這樣的小兩位數上確實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殺人風”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們很快就失望了，會潭公社殺人較少的原因簡單得叫我們感到絕望：僅僅因為公社沒有召開殺人動員會。而與它同屬一區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遠更靠深山老林，卻殺人比較多，就是因為公社召開了殺人動員會。

結果，原本打算採訪抵制殺人，卻出人意料地變成了採訪殺人情況。

一位在仙子腳區搞專案的工作組同志告訴筆者：“會潭鄉的殺人事件雖然公社沒有召開殺人動員會，並且明顯地有受其他區、社‘殺人風’影響的跡象，但貧下中農自發起來殺地富的現象可以說基本沒有。所有殺人個案都有社、隊幹部插手的證據。其中問題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員熊景峰，他親自寫條子批准下面大隊殺4人。”

他向我們講了該公社的三個殺人案例。

一、會潭大隊有個四類分子子弟叫熊義楓，是橋頭小學的教員，“殺人風”中，被會潭大隊民兵彭家奇等人從學校抓回大隊，逼他出錢贖命。為活命，熊義楓交出現金150元和存摺170元。幾個兇手把錢分了，又把人殺了。這個案子就是請示過熊景峰的，熊景峰說：“趕快殺了。”

二、石梘大隊要求每個村子（生產隊）殺一個，結果為了湊數，同時也順便減輕集體的負擔，熊家灣村將一個五保戶殺了。

三、大地夫大隊大隊會計何月拱、民兵營長唐廣元等人，在公社已經傳達了47軍制止山人的通告後，仍堅持將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兒子唐廣友殺害。唐修春有個女兒叫唐廣惠在壽雁鎮雁鄉中心小學教書。何月拱又糾集多人到學校，要把唐廣惠揪回大隊“交貧下中農處理”。由於學校領導不同意，並派人到區公所請來領導制止，唐廣惠這才躲過一劫。人帶不動，何月拱提出，我們這些人辛辛苦苦從會潭趕過來，中午飯都沒有吃，怎麼辦？唐廣惠只好拿出僅有的30元(1967年道縣小學教師平均工資為每月30元左右。)，為他們辦了中午飯。吃完飯，何月拱等還不走人，還要跟唐廣惠要路費。唐廣惠沒有辦法，向其他老師借了35元錢交給何月拱。不過，她還算是幸運的，沒有像熊義楓那樣交了錢丟了命。

接着我們馬不停蹄來到沙田公社採訪，想對比一下，開了動員會與沒開動員到底有些什麼不同。

1967年8月21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員蔣日崗等人召開了一個公社幹部和各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抓促”會議，會上，蔣日崗等人大講特講所謂“當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所謂的“敵情”，當然也講生產問題，但重點講殺人問題。蔣日崗說：“樹欲靜而風不止，想要四類分子不亂說不亂動是不可能的，同志們不能太天真了！……關、斗、殺都得用上，該關的關，該斗的斗，該殺的殺。”又說：“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們（貧下中農）就是人民。”這次會議之後，該公社陸續殺了26人。當時，公社幹部傅關愛、王許夫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殺人不行。蔣日崗說他們是叛徒，指示民兵把這他們吊起來，捆了7個小時。第二天又專門開會,“幫助他們受教育”，並勒令二人“低頭認罪”。幸虧傅、王二人“根正苗紅”，不然危乎險哉，加之檢討寫得“深刻”，總算把命保住了。

8月29日，蔣日崗從營江參加政法工作會議回來以後，又召開了一個全公社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蔣在會上說：“我這次回來就是要抓幾條大魚的，小魚崽崽我不感興趣。”又說：“你們要殺就快一點，不然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會後，一些大隊又匆匆忙忙殺了一批，有些原來沒有殺人的大隊，這次也殺了。

沙田公社殺人的一個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隊殺貧農社員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隊長何禮道的意見，文革“亂殺風”時，何禮道藉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積修（中農）解放前在國民黨手中當過“偽教員”，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時，提出要殺。殺何積修的時候，何禮道順便把何正民一起牽出來殺了，遇害時25歲。殺人之後，何禮道帶着幾個殺人兇手，拿着馬刀和索（繩）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着何正民的妻子陽修元說：“我們這幾個民兵，你跟哪個好，你自己選，不跟就殺了你。”幾個人將陽修元輪姦後，又威逼她嫁給老光棍何好菊。陽修元不願意，又被何正榨霸占了20多天。直到47軍宣傳不准殺人，來到村子裡，陽修元才得以脫身跑回娘家。

筆者在沙田公社採訪時，還發現了一個案例，這個個案在專案組同志的眼裡可能不算什麼，因為它既沒有殺人、又沒有強姦，而筆者卻頑固地認為它的典型意義絲毫不遜於那些殺人奪妻案、殺人謀財案。此案發生在小偉大隊。8月29日，該大隊的幹部在公社開完殺人動員後，回到村里貫徹公社會議精神，召開大隊黨員、幹部會議研究殺人名單。由於在公社開會時，公社領導說了“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同時也說了“不要濫殺”，這個調子定在這裡，不好大開殺戒。“調皮搗蛋可以殺一、兩個”這個不消說，問題是一貫“老老實實的”怎麼辦？該大隊有一個富農子弟叫何漢存，平時表現還算可以，那麼就叫他出錢保命吧。但話不能說得這麼直白，於是生產隊幹部就對何漢存說：“你是屬於那種可殺可不殺的，但是我們還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麼表現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動交出浮財、地契，結果都沒有殺，有的還給定了個開明地主。”何漢存一聽，連忙回家拿出僅有的90元現金交到生產隊。隊上的人一看很生氣，這麼一點點錢就想保命？對他說：“你呀，不要想矇混過關，真心願意重新做人，就要脫掉褲子割尾巴！”何漢存一聽連忙跪下來：“我脫褲子，我脫褲子！”馬上跑回家，把家裡的一頭毛豬、2床棉被，20斤豬油、9只雞、4床被單、8件衣服、床鋪、洗臉架、銀首飾約3斤，一間房子統統地交了公，總算免了一死。但何漢存的妻子又驚又嚇，憂慮成疾，不久後病死。剩下一個16歲的女兒，何漢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萬一又要殺的時候，好給她留條生路。

令小偉大隊的幹部、群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處遺工作組進村以後，何漢存第一個跳出來了，“變天帳”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想當年那些東西都是他自動要求交公的，隊上不願意收，他急得直哭。這會子，又說是逼他交錢保命。誰逼他了？大隊幹部氣得要死：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該把這小子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