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点儿长，不过还是值得一读。）

冯胜平：美国大选启示录：民主的黄昏

“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特朗普

提示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美国建国初期，政坛上群星璀璨，涌现出一批像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杰斐逊那样的杰出政治家；国运衰落，民主步入黄昏，只剩下希拉里、特朗普这类三流政客

1.政治正确就是普世价值

什么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普世价值。坚持政治正确，你就不能说女人胖，不能说黑人笨，不能说穷人懒，更不能说民主不好。

特朗普的胜利是政治正确的失败。政治正确是以平等为核心，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在内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观，俗称普世价值。然而，任何价值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像地平线那样无限延伸。当自由到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民主到教师讲课必须坚持政治正确，否则将面临解雇，法治到警察不敢对黑人执法，人权到老人交了一辈子的税，最後拿的退休金还不如非法移民福利金的时候，普世价值就走向反面，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学者李零不相信普世价值：“什么最普世？美元、美军最普世。但美国说了，谁也不许学。”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让美联储放弃国际铸币权，解放军成为世界警察，美国第一个不答应。可见，普世价值也分三六九等，归巴黎统筹委员会管辖。

在公知眼里，希拉里当选，是民主的胜利；特朗普当选，更证明民主伟大——它还有纠错功能。总之，民主不会错，普世价值不容置疑。这就是政治正确。如此正确、普世下去，美国就是下一个希腊。

去年，坚持政治正确的希腊政府破产。希腊是民主的摇篮，也是民主的坟墓。这个曾经投票处死苏格拉底的民族，投票赖掉了所有的债务。国家破产前夕，希腊人载歌载舞，一片欢腾。总理齐普拉斯带头高呼：“民主万岁！”“民主战胜了恐惧！”

愿赌服输，欠债还钱，是起码的人品。希腊人民集体赖账，破产的不仅是国家，也是希腊的民主制度。公元前5世纪，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民主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达两千年之久；今天，希腊再次让民主蒙羞：昨天是暴民政治，今天是无赖刁民！

史学界公认，雅典亡于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词典里，民主与暴民政治是同义语。在雅典民主制度下，公民参与政治。素质低下的公民被野心家操纵，使雅典政坛陷入混乱，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後来马其顿南下征服希腊创造了机会。

政治正确是美国立国之本。特朗普当选，美国价值观分裂，一半人不再正确。

2.民主步入黄昏

我曾说：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地方不适宜搞民主：幼儿园和疯人院。特朗普胜出，我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商。八年前奥巴马当选，人们欢呼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不久前，希拉里几乎成为美国第一个女人总统；现在，特朗普以疯子之誉当选美国下届总统；未来只要再选出一个傻子来做总统，就齐活了。它证明，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人都可以当总统。

在一半选民眼里，希拉里是个骗子；在另一半选民心中，特朗普是个疯子。一边是伪君子，另一边是真小人，美国人民很悲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选战格调之低，手段之劣，创历史之最。特朗普指责希拉里被金主收买，涉嫌杀人灭口，声称要把她送进监狱；希拉里攻击特朗普是疯子，把核武库交给他是全世界的灾难。先後11名女性在媒体上指控特朗普性行为不检，最後一名是杰西卡·德雷克。这位成人片女星于10月22日召开记者会，指控特朗普10年前对其进行性骚扰。杰西卡·德雷克和她朋友们的出场，令人联想起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那一群私生子。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美国建国初期，政坛上群星璀璨，涌现出一批像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杰斐逊那样的杰出政治家；国运衰落，民主步入黄昏，只剩下希拉里、特朗普这类三流政客。

国运衰落，不是因为这届美国人民不行，而是因为民主制度中携有自我毁灭的基因。美国因民主伟大，也因民主衰落。杜牧总结秦亡教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汤恩比研究文明兴衰，发现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主义和原则，往往也就是使它灭亡的主义和原则。来自尘土，覆归尘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美国病入膏肓。苍穹中传来柏拉图对民主的千古之问：“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去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柏拉图不喜欢民主，他的老师、哲人苏格拉底在广场上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

3.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

与专制相比，民主更符合人性，这也是民主取代专制，成为世界潮流的原因。然而，人性有弱点，民主也有缺陷。民主的精髓在于一人一票，民主的死穴也在于一人一票。对此丘吉尔深有感受。他关于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的格言，其实是一个误译。1945年，二战硝烟未尽，丘吉尔就被请出了唐宁街十号。激愤之下，他借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之口抱怨：“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面对民意的裁决，丘吉尔无奈地感叹：“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精通语言艺术，骂人如同恭维：英国人忘恩负义，但因之而强大；民主制度万恶，却还没有比它更好的。丘吉尔一生从政，深知民主本性平庸，厌恶英才。他在二战中崭露头角，把英国带出灾难，依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战争赋予他的专制权力。战场上不能投票，指挥官不靠选举；生死存亡之际，民主显然没有独裁好使。

其实，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的联邦主义，初衷都是阻滞民主潮流，维持精英统治，不让政治进入厨房。在英美，民主最初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从贵族到中产阶级，再从中产阶级到女人/黑人，英国走了700年，美国近200年。笔者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1972年才招第一个女生，校长伍德罗·威尔逊最得意的政绩，就是从不接受黑人学生。但是，再长的路也有尽头，即使是英美这两个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最终也不能摆脱民粹的宿命。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草根逆袭，标志着精英时代落幕，民粹时代到来！

4.民主政体在本质上是临时的

1887年，亚历山大·泰勒教授总结雅典共和国的衰落：“一个民主政体在本质上永远是临时的；它根本不能作为永久的政府形式存在。民主会一直存在，直到选民发现他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从公共财政中送给自己慷慨的礼物。从那一刻起，大多数人总是投票给那些承诺从公共财政中给自己最大利益的候选人。结果是每一个民主政体最终都将因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而崩溃，并被紧随其後的专制政体所取代。”

他继续写道：“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的平均年龄，大约200年。在这200年期间，这些国家总是按照以下顺序进行：从束缚到精神信仰；从精神信仰到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丰富；从丰富到自满；从自满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回到束缚。”

圣保罗大学法学院的约瑟夫·奥尔森教授认为，美国现在正处于泰勒教授定义的“自满和冷漠”阶段之间，全国大约40%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依赖政府”阶段。如果国会大赦那两千万非法移民，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并允许他们投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对美利坚合众国说再见了。

从梭伦改革到伯罗奔尼撒战败，雅典共和国活了256年，美利坚共和国今年240岁。美国今天45％的人不交联邦税。如果民主党上台，特赦非法移民，大批接受中东难民，不交税人口的比例很快会超过一半。

特朗普政治不正确，至少他自己掏钱竞选，没有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希拉里政治正确，却用选民的钱竞选，自己高价买下邻居家的房子，设置路障不让选民靠近。

精英喜欢希拉里，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傲慢，贪婪，虚伪，不接地气又自称代表民意，拥有太多却假装一无所有。

中国公知坚持政治正确，视希拉里为民主的化身，把特朗普当选比做希特勒上台，实在是不知所云。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而是民主与常识的较量。常识险胜，美国还有一线希望。

5.美国国父不相信民主

一个流传很久的神话是，作为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国父功不可没：1787年，55位反叛者（後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116天，创造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神话经公知加工，传播，早已家喻户晓，成为“常识”。

与公知的故事相反，美国国父不相信民主：

汉密尔顿认为：“民主是一种疾病。”“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拉什宣称：“民主是恶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疯狗。”

格里断言：“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

亚当斯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民主从不久长。它很快就浪费、消耗和谋杀自己。以前从未有民主不自杀掉的。”

麦迪逊说：“民主是由一副由动乱和争斗组成的眼镜，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执笔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费雪道：“民主是包藏着毁灭其自身的燃烧物的火山，其必将喷发并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自由来泛滥。”

《美国宪法》签字人和执笔人之一莫里斯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

连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不难看出，民主在美国国父眼里是一头怪兽；它是自由的敌人。指望这样一群厌恶民主的人制订出一部民主宪法，实在是强人所难。事实上，国父的初衷不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是限制民主。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自由政府”，就是不提“民主政府”。事实上，今天许多中国人所憧憬的民主，恰恰是当年美国国父们所警惕的民主。

美国宪法只字不提民主，因为当时依照《民主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正面临崩溃，各种政治势力都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发动动乱。制宪会议的背景之一是谢斯起义，起义者打出民主旗号，增加了民主这个词的暴力色彩。

国父厌恶民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深受古典政治学的影响。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貴族，共和；三种坏制度是僭主，寡头，民主。僭主是一個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數人的专制。六种政体各有千秋，相比之下民主最劣。亚里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他的观点成为两千年来西方政治学主流。

6.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

过去，我们相信革命神圣；今天，我们断言民主正确。至于革命为什么那么神圣？民主为什么那么正确？没人回答。这些问题别说提出来，想想都是犯罪！在大师面前，不需要思考，崇拜就够了。民主面前也是一样。思考是对民主的不恭，也是对真理的不敬。于是，继革命拜物教之後，我们有了民主拜物教。教徒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

一百年前，李大钊、陈独秀以俄为师，虔诚地拥抱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共产党；一百年後，公知以美为师，同样虔诚地拥抱民主，把德先生再次推上神坛。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为什么不行？在公知眼里，民主是上帝；反民主，就是不正确。

朋友传来“锵锵三人行”窦文涛采访《赛先生》前主编、公知大腕饶毅教授的视频。教授坚持政治正确，力挺希拉里，断言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傻瓜、文盲；他们不仅智力堪忧，而且道德低下。他与所有选特朗普的人绝交，宣称：“我和特朗普之间，肯定是我代表正义。”

饶毅教授研究生物学，深谙人性，知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投希拉里票的这一半人是天使，投特朗普票的那一半人是魔鬼。

看完视频後的感觉是：人本来是直立行走的，一旦有了地位，信奉了什么主义，就会像真理一样横着走路。

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两百年前，王朝代表政治正确；一百年前，革命代表政治正确；今天，民主成为政治正确。谁能保证，一百年後不会有另外一种正确？

7.民主是中国的劫数

孙中山推翻满清，靠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玩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民生主义；非常可能，未来中国属于一人一票的民主主义。

革命是活不下去的人的反应，民主是日子越过越好的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中国的劫数；中国在劫难逃！

有人说，中国没发生革命，是因为“朝中不见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这不是事实。中国历来不缺野心家，现在更不缺。不到两百人的海外民运圈，就有六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中国江湖之大，藏龙卧虎，肯定英雄豪杰更多，正所谓：“满朝皆是袁世凯，江湖无数孙中山”。然而，革命需要野心家，更需要炮灰。今天的中国缺的不是野心家，是炮灰。只要炮灰还在东莞打工，革命就没有希望。

中国今後不会革命，因为所有人的篮子里都有几个鸡蛋，没人愿意铤而走险。但中国未来会民主，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就算民主是个坑，人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往里跳。精英跳，因为那里政治最正确；草民跳，因为他们当够了孙子，也想做一回爷；富人跳，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希望参政；政客跳，因为民主是道德制高点，你不抢，别人会抢。即使是习近平，也很难抵御民主的诱惑。对他来说，实行民主至少有三个好处：

1， 青史留名，成为中国民主之父，超越蒋经国，比肩华盛顿；

2， 通过选举连任，继续掌控中国政治；

3， 用选票重建中共的合法性。

作为合力的产物，历史是矢量求和。中国的矢量是民主。

2012年习近平即位之初，笔者曾在《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的政治改革》一文中妄议中央：“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反日收拾军心，最终完成对权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习近平的接班步骤。我相信，习近平会在十八大後提出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选票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收拾早已涣散的党心。”

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提出从严治党，标志着中南海高层已完成了对权力的全面掌控。美国大选後一个星期，11月15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各选举站高调亮相，投票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正式开始从选票中寻找合法性。毕竟，“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赋”，是中共立党初衷，也是习近平的政治承诺（2007年）。

8.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国，天下即人心。中国今天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不是环境，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王岐山去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沿着同样的逻辑，他又说中共的执政还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王岐山讲出了中国古来政治合法性的本意：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

毛泽东的合法性来自于打江山的战绩，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改革开放的政绩，但它们都难以持续。一旦权威递减，经济衰退，执政党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你说党媒姓党，他说你专横霸道；你说党媒姓人民，他又说你强奸民意。

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最佳途径是民主。民主给人民选择的机会，同时也给政府免责的理由。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为自己的决定买单，政府通过选举定期更新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永远不会陷入合法性危机；它天然合法！

2000年大选，戈尔和小布什的选票十分接近。美国没有分裂，是因为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也十分接近。此次选举後美国社会空前分裂，因为在政治正确和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希拉里与特朗普的立场南辕北辙，180度对立。考虑到这是一个几乎家家有枪的国家，人们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素养。

在美国，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底线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中国，政治是一场赢者通吃的决斗，原则是你死我活。在美国，党争双方有规则，有底线，打的是有限战；在中国，党争双方无规则，无底线，打的是超限战。在美国，军人不参与政治；在中国，政治离不开军人。在美国，法律是国王；在中国，国王是法律。在美国，宪法权威高于一切，一切重大问题最终都成为法律问题；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重大问题最终都在战场上解决。

只要政治还是你死我活，党争还是不共戴天，民主就是毒药，只会促成中国分裂。中国要实行民主，前提是思想转型：赢者不再通吃，败者不再为寇；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摒弃超限战；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要让中国人分裂，最好的办法就是选举。此次美国大选之後，华人世界严重分裂，夫妻反目，朋友绝交，比比皆是；一些没有选举权，甚至一天也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也在媒体上恶语相向，“大打出手”。试想有一天中国大选，左派手中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右派手中有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双方互不相让，为真理而斗争，最後会是怎么一个局面？

为避免民主引起的动乱，最好的前途，是党主立宪，有序地走向民主。与东欧、苏联、台湾、南韩不同，中国民主的道路特殊，底线是执政党不愿也不能放弃政权。期待中共开放党禁报禁，无异于期待它自杀，毫无现实可能性。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共曾有过开放党禁报禁的考虑，今天它绝不会再做此想。因此，找到一条既能实行民主，又不引起社会动荡的道路，是执政党的当务之急。此途无它：党内民主，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其实，英国大宪章运动、美国制宪会议，又何尝不是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努力。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美国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後来又演变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至今。美国的经验，中共完全可以借鉴。

9.中国的路在中国，不经过华盛顿

精英常说，民主的最大好处，是能维护社会稳定；美国建国240年，45次政权和平交替，证明了民主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即缺乏历史感，也与现实不符。且不说雅典内乱和美国内战，即便是近年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民主，也是未见其利，尽显其弊，毫无稳定性可言。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除元朝外，都享有几百年的国运。倘若慈禧老佛爷借此证明大清帝国制度优越，精英想必不会买账。

精英认为，民主的另一优越性，是能够促进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情形确实如此。当时的民主国家，不仅政治和谐，经济也繁荣。邓小平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不争论，反映了高层对西方民主的服膺。可以说，除了维持政权的本能，那时的中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自信。

再提自信，已是三十年之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来世界的变化，挑战人类常识，颠覆了许多民主神话。台湾民主了，结果是族群分裂，经济停滞；苏联民主了，代价是国家解体，执政党下台；埃及民主了，换来的是社会动荡，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叙利亚民主了，结果天下大乱，ISIS横行，数十万人死于战乱，数百万难民流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没有民主，反而政治稳定，经济腾飞。2005年中国GDP超意大利，2006年超英法，2007年超德国，2010年超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中国GDP已是日本两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从幻灭到涅槃，阴差阳错，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与公知们的期待不同，这条路上没有他们熟悉的美国路标：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总之，伪托的布什讲话中提到的权力笼子的五条栅栏，一条都没有，有的只是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和舆论控制。逆民主潮流而动，中共在成功中找回了自信：中国的路在中国，不经过华盛顿。 走笔至此，想起中共早期毛泽东与国际派的争论：国际派按莫斯科的地图走路，毛泽东自己寻路。国际派发动城市暴动，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国际派领卢布，毛泽东打土豪。争论结束于遵义会议。会议参加者20人，17人留学苏联，没出过国的只有毛泽东、彭德怀和林彪三人。但就是这三个人，坚持武装斗争，立足中国，找到了一条从井冈山通往北京的路。

10.没有真正的民主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投票还是数豆，直接还是间接，等额还是差额，实质都是一样：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决策，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也没有配不配民主的问题。有的只是民主质量的高低和不同的後果。押定离手，愿赌服输。相信毛泽东，就有文化大革命；选出希特勒，就别抱怨奥斯维辛。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民主能选出罗斯福，也能选出希特勒。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能选个王八出来做主席。

走进世界民主博物馆，人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民主：英国君主立宪的民主，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法国断头台的民主，俄罗斯二人转的民主，以及伊拉克家破人亡的民主。这些民主形式不同，质量各异，却并无真假的区别。面对琳琅满目的民主橱窗，轻轻的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实在是不知所云。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民主的对立面是共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两党以民主/共和命名的原因。在一次民主讨论会上我曾问大家，什么是民主的对立面？所有人都回答专制。这是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血腥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然，民主与专制不对立；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个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投票；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选举。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它取决于教育和社会的法治程度。

成功实现民主的国家，必有自己的特殊的坚守；反之亦然。美国民主成功，因为美国人警惕权力；英国民主成功，因为英国人热衷改良；俄国与民主擦肩而过，因为俄国人血液里流着沙皇的基因；中国没有民主，因为我们太相信成王败寇。

11.野兽不在乌纱帽里，它在人性之中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君主，民主，贵族还是共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最好的政治制度，相对于不同的人民，有一种最好的政治制度；正如没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相对于不同的年龄，体型，肤色，文化，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

美国建国初期，根据对人性的不同解读，国父分裂为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两派：前者支持美国宪法，後者反对美国宪法。分歧的焦点是：到底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重要，还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重要？双方代表人物是杰弗逊和麦迪逊。杰弗逊相信人性，主张无为而治，有限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麦迪逊警惕人性，主张中央集权，强调政府有两个功能：首先控制民众，然後约束自己。联邦党人的成就是美国联邦宪法，反联邦党人的贡献是宪法修正案。正如赫伯特·斯托林在《反联邦党人全集》导论中所说：尽管不无背谬之处，反联邦党人合当跻身于国父行列。他们和联邦党人联手，共同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国家。

政治学是关于人性和制度的科学。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不需要政府；如果人人都是魔鬼，我们不可能有政府。正因为人是一半是天使，一半魔鬼，我们才既需要、也可能有一个政府。政府的目的不是改造人性，是扬善抑恶。

与浪漫的自由主义者杰弗逊不同，麦迪逊深谙人性，精通政治，是制宪会议的灵魂。作为美国宪法之父，他清醒地认识到：

1， 宪政不仅要限制权力的任性，也要防止野心的冲动；

2， 真正的冲突不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而在人民本身之中；

3， 政府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功能是调节冲突。政府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

4， 野兽不在乌纱帽里，它在人性之中。

12.结束语

有人会问：“你说民主步入黄昏，又说中国会民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回答是：民主好不好，是价值判断；至于中国会不会民主，则是事实判断。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而是说民主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它也会生老病死。当然，饱受专制之苦的公知会对本文观点嗤之以鼻，嘲笑我是在对太监讲过度纵欲的坏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我若生活在国内，多半也会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我心目中的读者是智者，不是太监。对那些思想被阉割、充满仇恨的人，我唯有同情。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离宪政却很近。从肃贪到从严治党，从整军到党媒姓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有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中国崛起的代价，是整整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生不逢时。

汽车急转弯时，司机不能玩大撒把；历史转折关头，当国者必须大权在握。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要民主，只可能是党内民主；中国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中国的改造，始于共产党的改造；中国的进步，离不开共产党的进步。

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推翻执政党，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追随孙中山、毛泽东，从这条路上一路走来，结果是越走离初衷越远。他们最後都自食其言，在民主的旗帜下建立另一个独裁。

中国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美国也应停止颜色革命努力，不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变成反共舞台，资助中国异议人士，只能制造敌意，让更多的中国人厌恶美国。至少，笔者更怀念大学时代的美国之音。那时的美国之音没有立场，教英语900句，是大学生的偶像。

继共产主义之後，民主也进入了黄昏。毕竟，历史没有终结，福山的乐观预言——历史由民主终结——只是显示了他的浅薄。与福山一样，章家敦也喜欢预言：他断言中国在十年内即将崩溃。他们都错了。不同的只是，福山知错就改，以後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章家敦绝不认错，不断把他预言的中国崩溃日期後延。章的态度使我想起一个朋友，他指错了路不承认，硬说是路错了。

历史没有终结，中国也没有崩溃。当美国陷入政治正确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时，中国也正面临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美国要避免希腊的命运，必须限制民主；中国要摆脱合法性危机，必须实行民主；美国的问题是民主太多，中国的问题是民主太少；美国的优势是企业效率，中国的优势是政府效率。在许多方面，美国泛滥的，正是中国缺乏的；反之亦然。就政治制度而言，中美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互补：有限政府VS有为政府，民主制VS责任制。也许，中美联手，共同探索新的政治文明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

（2016年11月25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