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今日七七 勿忘中華恥 緬懷抗日先輩/烏克蘭女作家,永遠的女戰士》 《牆國蠢相/朝鮮風雲:趙國滿盤皆輸/拜登:繼續為美國的靈魂而戰》 ===================== ZT 葉脈先生:1945年以來的重大國恥 東方頭條 之一:國共內戰 八年抗戰,不是中國的恥辱而是光榮。但是此後的國共內戰,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恥。當打敗共同的敵人後,即使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我們竟然沒有智慧和誠意找到一個和平建國的可行辦法。戰役如淮海大戰,是140萬中國兒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殘殺!當一個中國農民的孩子把刺刀惡狠狠的捅進另外一個中國農民的孩子胸膛的時候,無論毛還是蔣,都註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莫言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工作人員請他留言。莫言猶豫了一會寫下: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屍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 十幾年前,《大決戰》上演。面對這種手足相殘,電影院裡一片歡呼,這種歡呼,是這種恥辱的更恥辱的註解。 之二:北韓冤魂 無論那場戰爭,勝也罷,敗也罷。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把半個朝鮮的人民置於一個人類最殘暴的政權下60年!是我們使他們在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中受盡煎熬!歷史不會原諒我們! 感謝美國吧,使我們的罪孽減少了一半。 之三:反右 擺出謙虛的態度,希望大家多提意見。實際卻是“引蛇出洞”,以便一網打盡。從此無人敢說真話。從此說謊變成中國人生存必修課。 世界上,除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欺騙,有比此更無恥的事情嗎? 之四:三年饑荒 這場饑荒的恥辱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其始作俑者都要以“自然災害”來推搪——這其實使恥辱更加強烈。 在饑荒的時候,我們在大量出口糧食。 在饑荒的時候,我們拿出了比還蘇聯債務更多的錢去援助第三世界。 在饑荒的時候,鳳陽書記感慨:多好的人民啊,寧可餓死也不搶國庫糧食。——這話反過來就是:多糟糕的ZF啊,看着老百姓餓死也不開倉賑濟。 之五:十年文革 那是一場浩劫,也是一場恥辱。一個民族完成大躍進和文革任何一樣醜劇,就根本沒有資格再自吹自擂。 提起日本侵略者,中國人會把一堆的貶義詞奉上。 可是,日本人最起碼沒有這樣對待日本人吧? 什麼樣的民族會把自己的國家精英關進牛棚? 什麼樣的民族會把自己的社會棟梁摧殘殆盡? 什麼樣的民族會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 答案已經有了! 之六:篡改歷史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把對中國有天高地厚之恩,存亡續絕之義的盟友描繪成野心狼。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閉口不提為國血戰捐軀的國軍將士的赫赫功勳。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把宏觀上禍水南引、微觀上在東北犯下滔天大罪的蘇聯當成恩人。 中國的教科書,指責美國朝日本扔原子彈。 想再說幾個平常的: 幾十年前,大家餓得面有菜色,而洋人出入憑兌換劵消費的友誼商店裡貨品琳琅滿目,在自己國土上變相地施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算不算一恥? 直到現在,洋人出入的賓館和涉外寫字樓可以隨便看CNN、HBO、鳳凰星空,百姓卻不能自由加裝衛星天線。同樣也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這個算不算? 每年公車公款吃喝玩樂報銷掉幾千個億,而教育醫療低保卻欠一屁股帳,這個也算吧? 還有,每年納稅幾千上萬,養活一班大爺公僕,自己手上卻連一張真正的選票也沒有,這個算不算? 在自己的國土上,防民如防賊,數億個攝像頭盯梢,維穩費用上萬億連年超過國防開支,這個也算吧? 世界上動用上億國家財政,舉國上下普天同慶地慶祝一個黨派所謂的百歲生日的國家僅此一家了吧?!記得上一次好像是三十年代的德國。請問對面“腐敗”的台灣民進黨國民黨,“愚蠢”的拜登政權,還有馬克龍、安倍晉三,敢用國家財政為自己的政黨慶生嗎? 這個算不算? 還有…… ======================= 牧童遙指李慕白 2023-07-05 09:02 Posted on 日本 ZThttps://mp.weixin.qq.com/s/f8VtK7POF58RldEdhUS_qw
據統計,文革那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 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
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
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那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這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
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革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
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
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
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咔嚓”(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這五大件置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
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
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
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1977年6月,萬里擔任安徽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

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
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
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1955—196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8.5%,1960—1965年為9.8%,1965—1970年為11.8%。從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長了7.2倍。
日本、美國、歐洲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這個時期也被稱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在這期間,中國周邊原來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等,也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起飛。
20世紀50年代,韓國的經濟總量和中國的山東省差不多。但在隨後的20年裡韓國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蹟”,到80年代一改貧窮落後的面貌,經濟總量遙遙領先山東。
彈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96億美元,而整個中國內地當年只有148億美元。
對中外經濟科技之間巨大差距的真實認知,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通過出國考察訪問實現的。
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
重要的考察團包括:以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以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等為副團長赴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代表團、以段云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團和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團。其中西歐五國團最引人注目。該團於1978年5月2日出發,6月6日回國,行程36天。訪問期間,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們看到: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
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一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
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訪問日本的人回來介紹: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服裝式樣多。
日本東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我們“實在覺得很寒磣”。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開會,專門聽取了訪日團、港澳團和西歐五國團的匯報。
中央領導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1978年,也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高峰。各層級出訪者不約而同獲得的共同感受是:沒想到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沒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沒想到西方發達國家老百姓的生活與中國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人們無不痛心疾首於這樣的現實:中國太落後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
我們再不調整政策,另尋出路,改革開放,奮起直追,真是愧對人民、愧對國家、愧對時代了!
======================== 陋蘭:一部書一個作家的遭遇,映射出一段醜惡的歷史07-06 03:44 ZT 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4920546151235858?_wb_client_=1&s_channel=4&s_trans=7141652127_ 基奇安·塔比澤,被譽為格魯吉亞最偉大的詩人,1937年蘇聯“大清洗”時期,他被他的格魯吉亞老鄉斯大林下令槍決。 塔比澤的遺物中,有一疊還沒有使用的有水印的稿紙。塔比澤的遺孀將這疊稿紙送給塔比澤的生前摯友、作家和翻譯家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收到稿紙後,悲痛欲絕,他流着淚給塔比澤的遺孀寫信說:希望我的文字配得上您丈夫的紙張。
9年後的1946年,蘇聯又掀起鎮壓知識分子運動。9月9日,《真理報》刊登蘇聯作家聯盟的一項決議,指責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缺乏意識形態的作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帕斯捷爾納克在被秘密警察嚴密監視的一個朋友家裡,向幾個好友朗讀了他寫在塔比澤留下的那些珍貴稿紙上的、一部還沒有取名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
帕斯捷爾納克的文字完全配得上那些稿紙。那部小說,就是後來在東西方兩大陣營都引起極大震動的《日瓦戈醫生》。

帕斯捷爾納克的“反動地下朗讀活動”立即被秘密警察匯報給斯大林。鑑於帕斯捷爾納克具有很高的國際聲望,那年他還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其後的幾年,他連續獲得8次提名),因此斯大林批文,暫且放過帕斯捷爾納克,在適當的時候懲罰和他親近的人,以此作為對他的警告。 於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婭成了替罪羊。 1949年10月,已經懷胎5個月的伊文斯卡婭被抄家,隨後被逮捕。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用各種酷刑折磨這個柔弱的女人,逼迫她指證帕斯捷爾納克叛國。酷刑致使她肚裡的胎兒流產。然而,格別烏低估了一個女人的愛,伊文斯卡婭即使失去生命,也決不背叛她深愛的男人,更何況這是卑鄙的陷害。她拒絕在任何誣陷和譴責帕斯捷爾納克的所謂“口供”和聲明上簽字。 只要被格別烏逮捕,無罪釋放是斷無可能的。1950年7月,伊文斯卡婭被指控“與間諜嫌疑人密切接觸”,判處在勞動營服苦役5年。 蘇聯當局的意圖昭然若揭。帕斯捷爾納克當然清楚,懲罰伊文斯卡婭,就是為了恐嚇和阻止他繼續寫作那部小說。 然而,當局卑劣的行徑,卻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結果。 自己心愛的女人無辜罹罪,這不僅使帕斯捷爾納克更加認識了當局的醜惡,也對他形成了極大的激勵,促使他傾注全部心血投入到那部小說的創作中,並且將書中的女主人公“拉拉”更多地注入伊文斯卡婭的因子,以此來回報伊文斯卡婭給予他的真摯不渝的愛情。 1955年,伊文斯卡婭出獄。帕斯捷爾納克也在打壓、恐嚇的環境下完成了《日瓦戈醫生》的寫作。他激動地擁抱伊文斯卡婭,對她說:“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就是它們導致了幾十年來的苦難、惶惑、驚愕和爭執!”

(帕斯捷爾納克和伊文斯卡婭)
《日瓦戈醫生》以愛情為主線,講述了醫生日瓦戈不到40年的短暫的人生歷程,其背景涵蓋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建設等等重大歷史事件。 那時,斯大林已經死了,赫魯曉夫上台。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秘密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對斯大林及斯大林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使得帕斯捷爾納克依稀看到了變革的曙光。 於是,他把書稿同時交給《新世界》雜誌社和蘇聯國家出版社,以期刊印出版。可是,國家出版社將書稿擱置一邊,任由其蒙上灰塵,而《新世界》不僅拒絕發表,還在給帕斯捷爾納克的退稿單中附上了一封由幾個著名御用文人簽名的信,嚴厲譴責小說“反蘇、反人民”。 氣憤和無奈之下,帕斯捷爾納克只好選擇境外出版。 1956年7月,《日瓦戈醫生》的手稿幾經輾轉,到了一個意大利共產黨員、29歲的米蘭出版商菲爾特瑞奈利手裡。菲爾特瑞奈利不懂俄語,他把手稿交給一個斯拉夫語言文化專家審閱。幾天后,菲爾特瑞奈利收到了一句令他震驚的評語:“不出版這樣一部小說等於犯下反文化罪!”

(著名畫家朱乙夫先生油畫 那塊堅硬的雲)
克格勃的間諜網很快就得知了書稿的去向,他們攔截帕斯捷爾納克和海外的通信,嚴密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文化部在給克里姆林宮的報告中,斥責這部小說“惡毒攻擊十月革命”,帕斯捷爾納克的行為是“叛國”。 外交部和意大利共產黨取得聯繫,並派出蘇聯作家聯盟高官蘇爾科夫親赴意大利,對菲爾特瑞奈利威逼利誘,極力阻止《日瓦戈醫生》的出版。據說,那天蘇爾科夫在菲爾特瑞奈利的辦公室發出的吼叫,連大街上都能聽到。然而正直的菲爾特瑞奈利沒有在恐嚇中退卻,他回敬蘇爾科夫:“我是自由世界的自由出版商。出版這本小說是對蘇聯文學的偉大敘事作品的致敬。” 1957年11月15日,《日瓦戈醫生》意大利文版出版,立即引起轟動。 《日瓦戈醫生》俄文版由美國中情局資助,在荷蘭海牙印刷,於1958年9月的比利時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上,由梵蒂岡的神父向蘇聯遊客發放。 蘇聯遊客知道這是一部禁書,因此一拿到書,立刻就把書的封面撕掉,再把書分拆成幾部分,分別裝在不同的地方,神父發放的500本書就這樣被帶進了蘇聯。 從1946年到1957年,帕斯捷爾納克已經獲得了8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58年10月23日,憑藉《日瓦戈醫生》,諾貝爾文學獎甄選委員會無視蘇聯的警告——“帕斯捷爾納克是蘇聯的敵人,給他頒獎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

阻止“蘇聯的敵人”獲獎失敗,蘇共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掀起一場對帕斯捷爾納克和《日瓦戈醫生》的全民大批鬥。 諾獎公布的第二天,10月24日,克里姆林宮向帕斯捷爾納克下發拒絕領獎的命令。 25日,《真理報》、《文藝報》率先發表《挑釁性的國際反應》、《一株文學毒草引起的反動宣傳泛濫》等社論,咒罵帕斯捷爾納克是“惡毒的文學勢利小人”、“他是因為自願充當反蘇宣傳的腐朽釣餌才獲獎”。 隨後,蘇聯的全部宣傳機器火力全開,近千位“作家”、廣播、電視、報紙、學術刊物、甚至包括兒童雜誌,全都對諾獎和帕斯捷爾納克發出整齊劃一的謾罵和譴責。 與此同時,帕斯捷爾納克被軟禁在家中,中央委員會派來一位“護士”住在他的家裡,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全民大批鬥和軟禁的重壓,使得帕斯捷爾納克的精神幾乎崩潰。他無力對抗這一切。他想到了死,也許只有死,才能給無恥的當局綿軟的一擊。——是伊文斯卡婭的愛和勸說,最終使他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為了保護家人和朋友免遭迫害,帕斯捷爾納克被迫選擇了投降。他按照蘇聯政府的指令,致電瑞典文學院,宣布拒絕領獎。 可是,全民大批鬥和圍剿並沒有因為他的投降而停止,反而越發變本加厲、肆無忌憚,攻擊他的語言也越來越惡毒。 一年多後的1960年5月30日,這位正直的、在腐惡爛泥中艱難跋涉的思考者永遠閉上了他那雙睿智的眼睛,離開了這個讓他愛恨交加的世界,終年70歲。

後記: 帕斯捷爾納克逝世後僅僅3個月,伊文斯卡婭再次被捕。克格勃高官親自對她進行審訊,逼迫她供認《日瓦戈醫生》並非帕斯捷爾納克親筆所寫,而是由她代筆完成,證據是帕斯捷爾納克曾經寫給她一封情書,情書上寫道:“誰也沒有想到,這本書整個都是你寫的——你站在我身後引導我的手,這本書完全歸功於你。” 對此,伊文斯卡婭輕蔑地回敬道:“也許你從來沒愛過一個女人,所以你根本不懂什麼是愛情。” 沒有得到想要的口供,並不妨礙給伊文斯卡婭定罪。蘇聯當局把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怒火傾瀉到他最愛的人身上,竟然給伊文斯卡婭胡亂安了一個“倒賣外匯”的罪名,判處她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八年,就連她的女兒也不放過,判處3年徒刑。 1964年,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台。下台後,赫魯曉夫對自己執政時期的所作所為有所反省,不僅偷偷收聽美國之音等“敵台”,而且讓兒子把他當年禁止出版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奧威爾的《1984》等“反動書籍”秘密帶回家閱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給蘇聯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我為自己對待帕斯捷爾納克的行為真心感到悔恨。” 1986年,蘇聯政府為帕斯捷爾納克恢復名譽。 1988年,蘇聯國家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日瓦戈醫生》。 1990年,帕斯捷爾納克誕辰100周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一年命名為“帕斯捷爾納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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