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雙十節後，寇延丁先生被人間蒸發了。2015年情人節前，她突然又現身人間。

四個多月里，寇先生被依法失蹤，家人不知道她的下落與生死，她自己不知道身在哪裡、為何被囚、罪名為何、會否被殺……這樣的荒誕劇居然在號稱依法治國的“人民共和國”里上演。其中反諷自不待言。

而這一冊《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就是寇先生從中共的關塔那摩煉獄出來之後的回憶錄。

這本書之所以吸引我，首先要感謝其封面設計：像血一樣的紅色幾乎鋪滿了書的封面與封底。而一條細細的不甚均勻的黑色條，彷佛即將凝固的一條墨汁在血塊的上方流動，似乎隨時會流瀉下來。其中一條墨汁從封面左上方伸展下來，形狀像極了鐵絲網。而在封面的最下方，黑色的標題強勁有力：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問號之後不遠：五顆黑色的星星，上面中間一顆大的，下面三方環繞四顆小的，仿佛是中國國旗的暗黑版。

小時候在中國，書本上提了好多次“白色恐怖”，指的是1949年前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長大後在生活中，社會上，我終於體會到一種無孔不入的“紅色恐怖”，就像中國國旗上的血色一樣。國家政權對普通民眾的暴力手段及其威脅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紅色恐怖在中國就像空氣一樣。

寇延丁先生，1965年生，女性，被依法失蹤前是公益人士、毅行人士和作家。她從事的社會活動基本上是草根公益活動。由於從事公益活動，寇先生有機會接觸到許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從維權律師、社會底層、弱勢群體、中國與國際的非政府組織（NGO)、海外民運人士、等等。

一個“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下崗女工”是寇先生在中共眼裡的定位。顯然，要屬於“低端人口”的。然而她居然有如此廣大的社交網絡，和那麼多對政府不滿的中國乃至國際上的人士、組織有各種聯繫！定有陰謀！找不到明顯的違法犯罪行為難不倒黨和政府。中國特色的法治有讓任何一個人依法失蹤的制度優勢。

寇先生有幸，生逢於21世紀的盛世中國，紅色恐怖壓迫下的十多億地球人之國，在不碰政治低調從事公益活動的情況下依然被依法綁架到中國的關塔那摩。真是無比榮幸之至！

關心中國的讀者們有幸，得以閱讀寇先生對中國的關塔那摩的詳細追憶，得以嗅到中共極權政治的血腥味，得以想象自己假如被中共綁架之後的種種情形。或者也可以得到某些啟發，比如不可從事公益事業，不可有廣大的社交網絡，在中國要隨時準備被綁架，身在海外非必要不回國，等等。

《敵人是怎樣煉成的？》這一書名似乎是對共產主義的紅色革命文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戲仿。曾經，共產主義被視為被壓迫者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員被視為革命者。而在今天，在世界少數幾個國家，比如北韓、中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成了當權階層剝削、壓迫、控制普通民眾的工具，之前代表革命的紅搖身一變為代表極權恐怖的紅！

今天的中共不是當年的國民黨，寇先生也不是傳說中的“江姐”。她不是懷抱某種政治理想的“革命者”，也沒有什麼推翻專制統治的革命理想，而只是一個草根公益人，從良心、同情心出發，自發地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公益服務。她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中共會抓她？

極權統治的一個特點是強調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的意思是極權政黨對社會的控制要達到每個人。並且，不僅要控制你的身體，還要控制你的思想與靈魂。

中共之所以搞國有企業、國家機關、大大小小的單位、各個單位里大大小小的黨支部，其目的不過就是要達到全面控制而已。

然而寇先生呢？下崗了，沒有正式單位。從事公益活動，沒有正式職業。和各種非政府組織（NGO)搞在一起，被西方勢力影響。

於是，作為不受中共支持或領導的個人，雖然她沒有直接從事任何反政府、反共的活動，然而她的社會活動就對中共產生了無形的威脅。原因很簡單：中共對她缺乏足夠的控制。如果她有單位，中共可以讓單位搞她。如果她有職業，中共可以隨時毀掉一個行業讓她沒飯吃。而她還和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有聯繫，更加不好控制了。

同樣道理，中國的民間維權人士、維權律師、草根非政府組織、家庭教會，甚至讀書會、同鄉會、同學會，等等，如果沒有或不接受黨的領導，就可能得到和寇先生一樣的待遇：依法失蹤。

中國的關塔那摩（或依法失蹤），是懸在所有中國人頭上的一柄利劍。就在最近，身為國家領導人的中國外交部長秦剛突然失蹤了一個多月，最後還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這一事件令人震驚，然而仔細一想：在中共極權政治的邏輯里沒毛病！

在中共的極權等級體制下，任何人，只要不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幾個，都可能在被中共動用國家機器依法失蹤。草根、無官無職的寇延丁可以突然失蹤了四個多月；身為中共政權高官的秦剛也可以無故失蹤一個多月。

在紅色恐怖下的中國，民眾不僅沒有民主權利、自由權利，甚至連免於恐懼的自由都沒有。因為恐懼是極權政治的基本手段。

極權政治強調全面控制。而全面控制在實質上的不可能就需要依靠製造恐怖氣氛來補足。而依法失蹤就是製造紅色恐怖的一個重要手段。

依法失蹤（及其初級版——“勞動教養”制度）是中國沒有法治、中國民眾不享有民主自由權利的集中體現。如果說這是所謂的制度優勢之一，那也是中共對民眾擁有的優勢：即中共黨、政府、國家擁有隨時對民眾施行強制性的暴力手段的權力。

臭名昭著的“勞動教養”制度是中共當局在法律框架之外搞的強制手段，一個普通人無需經過法律程序就可以被送去“勞動教養”，通過強制手段被拘禁、折磨，被從身體到心理虐待，而不必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不必被定罪。中共炮製出來的勞動教養制度就是依法失蹤1.0版。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後，被教養者的家屬是會得到通知的。

而中國的關塔那摩似乎是依法失蹤2.0版。從寇先生的書看來，完全不通知家人，家人連當事人的死活都不知道，而當事人也被剝奪了與外界聯繫的權利。

寇先生說得好，中共當局有一種無窮的對敵人的想象，於是草木皆兵。任何人都被懷疑有顛覆政權的意圖。考慮到中共所謂的法律一直是有罪推定原則，邏輯上一脈相承。

因此，寇先生被依法失蹤一事看來符合中共極權政治的內在邏輯。寇先生問：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好問題。她似乎在暗示：是依法失蹤（中國的關塔那摩）在鍛造國家的敵人。本質上和“官逼民反”一致。

《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生動揭示了中共極權政府對國家權力的濫用，對治下民眾的無端的、殘酷的虐待與折磨。寇先生自學成才，文筆幽默、雅俗共賞，她把在中國的關塔那摩中暗無天日的慘痛經歷通過筆墨，轉化成了寇先生自己人生的功課與修煉。

然而，個人的自我修行和心理療愈之外，中國民眾群體的被壓迫被奴役的現實之悲慘卻讓人無法不正視。或許有人要說：寇延丁只是一個人而已，我不從事公益活動，不為非政府組織工作，不到處旅行接觸各色人等，也不讀書寫書，這樣總是安全了吧？

會問這種問題的人正中了中共的奸計。中共希望大多數人都抱有僥倖心理，希望自己不被依法失蹤，這樣就在紅色恐怖之下偷偷地歲月靜好，保持沉默不反抗，從而變相支持中共政權。

今日中國，正是沉默的大多數構成了中共極權統治的所謂的“群眾基礎”。中國的大多數民眾（人礦、韭菜、百姓、群眾）就是載着中共政權之舟的水。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什麼時候，中國的水覆舟來看看？